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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初步的建设(下)

        万历元年,居正进《帝鉴图说》,第二年就发生效力。神宗这时才十二岁,他和吏部尚书张瀚,都察院左都御史葛守礼说,要召见廉能官员,面加奖谕。居正随即请定面奖廉能仪注,他在疏中说:“臣等窃惟致理之道,莫急于安民生;安民之要,惟在于核吏治。前代令主,欲兴道致治,未有不加意于此者。”二年正月,神宗在会极门,召见廉能官员浙江布政使谢鹏举等二十五人,特加奖励,各赐金币,便是这一次的结果。

        九月间,刑部秋审,判定重囚应处死刑的,一概上奏。这是一件例行的公事,但是困难从宫内发生了。

        “慈圣太后的懿旨,吩咐概行停刑,”神宗在文华殿和居正说,“先生以为怎样?”

        “春生秋杀,天道之常,”居正说,“皇上即位以后,停刑已经不止一次:稂莠不去,反害嘉禾;凶恶不去,反害善良。愚臣看来,还是不必停。”

        神宗听了以后,奏明太后,应处死刑的,一概准予执行。

        这一点牵涉到古代统治阶级的政治思想问题。不负实际责任的人常常主张宽大,但是负担实际责任的人,便认为这是一个难题。郑子产临死的时候和子太叔说:

        “我死后,国家大政是你的事了。有德的人,也许能够以宽服民,其次莫如猛。火的威焰,人人看到都害怕,所以烧死的人不多;水性懦弱,人人都觉得可爱可近,偏偏死在水中的人多了。所以宽大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子产死后,政权落到子太叔手上,这是一位官僚主义的统治者。被压迫的人民大众得到这个机会,发动起来,争取他们的自由。子太叔懊恨极了,他认为早听子产的话,一定不至于此,这才调动军队,把起义的人民镇压下去,仍走上反动统治者的老路。

        居正是主张猛的,他曾说过:“使吾为刽子手,吾亦不离法场而证菩提。”他看到元末的大动乱,完全因为当局的宽纵,以致演成不可收拾的惨剧。所以他认定“君子为国,务强其根本,振其纪纲,厚集而拊循之,勿使有衅,脱有不虞,乘其微细,急扑灭之,虽厚费不惜,勿使滋蔓,蔓难图矣。”他又说过:“盗者必获,获而必诛,则人自不敢为矣。”关于捕“盗”的事,在考成法也有明文规定。后来万历七年,因为“盗犯”中途脱逃的事,他说:

        居正的主张是“盗”者必获,获则必“诛”,这是考成法的规定。但是如《明史》所载,居正当国之时,“大辟之刑,岁有定额”,又称“居正法严,决囚不如额者罪”,都难免有些以讹传讹。每年死刑,要有一定的名额,就在当时,也不能不算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但是《艾穆传》称艾穆为刑部员外郎,到陕西复审的时候,艾穆决定只有两个人处死刑,同审的人唯恐太轻了,要受到政府的处分,艾穆慷慨地说:

        “我可不会拿别人的生命保障自己的地位。”

        在居正大权在握的当中,地方官吏奉行过甚,也是不免的事。

        二年十月辽东大捷,除了辽东总兵官李成梁进左都督以外,蓟辽督抚以及内阁诸臣一体加恩,居正具疏力辞,神宗亲笔下谕:

        自从俺答封贡事定以后,战事的中心逐渐东移。东部的鞑靼,在土蛮的领导下,继续和朝廷作战,最困难的问题是“属夷”。喜峰口、宣化境外有朵颜卫,锦州、义州、广宁境外有泰宁卫,沈阳、铁岭、开原境外有福余卫,这是所谓大宁三卫;迤东还有建州卫。在名义上他们都服属中国,所以称为“属夷”,但是事实上泰宁部长速把亥、炒花,朵颜部长董狐狸、长昂,以及建州卫都指挥王杲都和土蛮相通,成为蓟辽一带的边患。要对付土蛮,第一便得对付“属夷”,所以万历元年,居正就认定处置“属夷”之策,为国家大事,急宜经理。这一次辽东大捷,李成梁斩建州部落一千一百余人,后来连王杲也杀了,当然是对付“属夷”的一次“成功”。

        战事中心到了蓟辽,但是蓟辽最大的遗憾,便是地形的缺陷。整个三卫,盘踞在热河和辽宁的西边,蓟州和辽东两镇,失去应有的联系。居正的计划,是遵守杨博固守边墙的遗策,一面整理蓟州一带的边墙,以备鞑靼的进攻;同时也计划反攻。他联络辽东、宣府、蓟州三镇,主张由蓟州坚守,由辽东、宣府双方夹击。他给方逢时说起:

        万历元年,居正和蓟辽总督刘应节说过,要“虚心商量,思一长策,着实整顿一番,庶为经久之计”。这便是居正的长策了。但是这一条计策,在居正手里,始终没有用过。战事的中心逐渐东移,辽东成为中国的重镇,这是后事。万历最初十年,戚继光坐镇蓟门,是当时的一重保障,土蛮不敢南侵,未必不由于此。居正对于三卫,始终设法羁縻。他自己说过:“要在当事者随宜处置。譬之于犬,摇尾则投之以骨,狂吠则击之以棰,既棰而复服,则复投之,投而复吠则击之:而可与之较曲直,论法守乎?前有书与方公,方答书云:‘耐烦二字,边臣宜书诸绅。’诚然。”居正手上有的是大棒和骨头,这是他“羁縻‘属夷’”的方法。对于“抚赏‘属夷’”的缎布,正和对于赏赐俺答的缎布一样,居正逐件看过,都要美好经用,这是骨头。朵颜部长董狐狸、长昂,和青把都是亲戚,居正吩咐宣府巡抚吴兑:“幸公示意青酋,令其传意长昂,勿复作歹,自取灭亡。”这是大棒。这一年他又说过:

        居正曾经自称别无他长,但能耐烦,这是一句谦虚的话,但是耐烦确是能使居正成功的品德。耐烦的人,对于一切事务,有布置,有步骤。他不会一暴十寒,然而他也不求一劳永逸,只是一步一步,脚踏实地去干。我们所不能满意的是居正对于起义的人民,没有正确的认识,因此只知道如何去镇压;同样地他对于沿边的少数民族,除了利诱威服以外,没有采取进一步靠拢和争取的方法。

        对于用人行政方面,他也是一步一步干著。万历二年四月,实行久任之法,这是他在隆庆二年《陈六事疏》中已经说过的。十二月内阁进职官书屏。居正上疏:

        在职官方面,明代定都北京以后,南京六部诸寺,实际成为赘疣。嘉靖、隆庆间已经开始裁革了。万历三年二月裁南京官,以后再经过九年的裁革,除了养望的大官和必需的属官以外,差不多已经调整,这都是居正任内的成绩。

        三年四五月间,居正上《请饬学政疏》,这是一个极大的改革。明朝的学制,两京国子监是直辖中央的国立大学,与地方无干。各府、州、县有府学、州学、县学,都有一定学额,归各省提学官管辖。乡村之中又有社学,民间子弟自由入学,不受学额的限制,但是没有强迫入学的规定。当时的问题,集中在地方学制的府、州、县学。

        太祖洪武年间规定,府学四十人,州学三十人,县学二十人,日给廪膳,称为廪膳生员。洪武十五年定令,廪膳生每人每月领米一石,鱼肉盐醯,由官供给。宣宗宣德三年规定,府、州、县学各设增广生员,学额与廪膳生员相同,他们没有领米的权利,但是和廪膳生员一样,一家之内,除本身外,优免二丁差役。换一句话,就是家中只要一人入学,可以三人免役。以后增广生员以外,又添附学生员,现代术语称为特别生,他们当然更谈不到廪米,但是免役的权利,还是一样。廪膳生员,增广生员,附学生员,简称廪生、增生、附生;有时只称廪、增、附。通常人用汉朝科目秀才异等的名称,称为秀才。这些秀才,有米可领,遇役可免:文理通顺,学问优长的,当然还可以考取举人、进士的出身,为国家做事;但是大多数永远只是秀才,做一世的府、州、县学主员,领米免役,成为地方的特权阶级。这一群特权阶级人物多了,发生连带关系,在地方上隐隐成为一种势力,可以欺侮一般民众,同样地也可压迫地方官吏。他们尽管满口孔子、孟子,圣经、贤传,讲道德,说仁义,但是事实上只是地方的祸害。这便是所谓学霸。嘉靖十年题准:“生员内有刁泼无耻之徒,号称学霸,恣意非为,及被提学考校,或访察黜退,妄行讪毁,赴京奏扰者,奏词立案不行,仍行巡按御史拿问。”便指的这些人。

        万历二年,特敕吏部“慎选提学官,有不称者,令其奏请改黜”。去今已经一年了,但是还没有看到成绩。居正认定唯有控制各省提学官,才可以控制生员,疏称:

        疏后附列十八款,目标都在整饬当时的学风,列四款于次:

        一、圣贤以经术垂训,国家以经术作人,若能体认经书,便是讲明学问,又何必别标门户,聚党空谭!今后各提学官督率教官生儒,务将平日所习经书义理,著实讲求,躬行实践,以需他日之用;不许别创书院,群聚徒党,及号召地方游食无行之徒,空谭废业,因而启奔竞之门,开请托之路。违者:提学御史,听吏部、都察院考察奏黜;提学、按察司官,听巡按御史劾奏;游士人等,许各抚、按衙门,访拿解发。

        一、我圣祖设立卧碑,天下利病,诸人皆许直言,惟生员不许。今后生员务遵明禁,除本身切己事情,许家人抱告,有司从公审问,倘有冤抑,即为昭雪,其事不干己,辄便出入衙门,陈说民情,议论官员贤否者,许该管有司申呈提学官,以行止有亏革退。若纠众扛帮,聚至十人以上,骂詈官长,肆行无礼;为首者照例问遣;其余不分人数多少,尽行黜退为民。

        一、廪膳、增广,旧有定额,迨后增置附学名色,冒滥居多。今后岁考,务须严加校阅。如有荒疏庸耄,不堪作养者,即行黜退,不许姑息;有捏造流言,思逞报复者,访实拿问,照例发遣。童生必择三场俱通者,始行入学,大府不得过二十人,大州县不得过十五人,如地方乏才,即四、五名亦不为少。若乡宦势豪,干托不遂,暗行中伤者,许径自奏闻处治。

        一、生员考试,不谙文理者:廪膳十年以上,发附近去处充吏,六年以上,发本处充吏;增广十年以上,发本处充吏,六年以上,罢黜为民。

        这是居正整饬学风的计划;他要打倒游谈之士,所以不许创建书院;他要肃清学霸之源,所以裁减学额;至于禁止纠众,考验文理,固然是明初以来的遗规,但是居正有考成法在手,一切都得实行,因此尽管只是旧话重提,但是重提的旧话,到了万历初年,便增加新的意义,不能再当具文看待。关于书院一方面,到万历七年诏毁天下书院,局势的推演,更加积极:在学额方面,因为考成的关系,有司奉行,也是非常严格。《明史》《选举志》言:“嘉靖十年,尝下沙汰生员之命,御史杨宜争之而止。万历时张居正当国,遂核减天下生员,督学官奉行太过,童生入学,有一州县仅录一人者。”大致这不是一句诬蔑的话。

        假如居正为自己的政治前途打算,关于整顿学风的事,也许还要重行考虑。各个时代有各个时代的领导阶层,得罪这个阶层,往往会发生极大的风波。周武帝灭高齐,统一北方,对于南方的陈国,随时可加扑灭,只因为沙汰沙门,得罪当时的领导阶层,这一群僧侣消极反抗,武帝死后,不过数年,整个的国家移转到一个委琐平庸的杨坚手里,智识阶层,不曾提出一句反抗的呼声。明朝以来,秀才成为当时的领导阶层,政府的官吏,出身于这个阶层,地方的舆论,也操纵在这个阶层的手里。他们固然压迫一般民众;然而一般民众没有机会也没有能力喊出反抗的呼声,民众中的优秀分子,又往往因为知识发展的关系,随时为当时的领导阶层所吸收;因此秀才们不但没有受到民众的反对,反而出乎意外地受到民众的拥护。人民大众的认识没有提高以前,有时会把骑在头上的恶霸,看作领导的人物,何况在居正的时代!居正以前,世宗主张沙汰生员,但是毕竟没有沙汰。居正以后,思宗时,大学士温体仁又提出同样的主张,刑科都给事中傅朝祐立即提出弹劾,疏言体仁“又议裁减茂才,国家三百年取士之经,一旦坏于体仁之手,此谓得罪于圣贤”。温体仁固然是一个庸人,但是主张裁减生员,何尝得罪于圣贤?孔子尝为乘田、委吏,孟子也说“往役、义也”。孔子、孟子没有造成特权阶层,也没有提出领米免役的要求,为什么主张裁减生员,为民众减轻负担,为公家平均劳役,就算是得罪圣贤呢?傅朝祐的议论,只是拥护特权阶层的既得权利,不肯放弃。

        居正提出整顿学风的计划,正是抱了最大的决心。万历八年,他曾经说起:

        这封信中,大致也是关于整顿学政的事,居正抱定宗旨,打破得失毁誉关头,所以能有当日的成功,也正因为他不顾人情物议,所以不免招致身后的诋毁。

        万历三年五月,还有一次辽东报警的事。“属夷”传来的消息,鞑靼武士又出动了。这一次的主谋是土蛮,他纠集青把都,率同二十余万骑士,准备向辽东开发。消息紧张的了不得。辽东巡抚立刻申报兵部,敌人已经开到大宁,所以请兵请粮,一刻也缓不得。兵部尚书谭纶随即上奏。神宗虽然只有十三岁,但是对于国家大事,不容他不关心。惊惶极了,他问居正怎样办。

        “请皇上宽心,”居正说,“暑天不是敌人猖狂的时候,大致不会有什么大事。”

        居正尽管这样地宽慰神宗,但是言官们已经惊动了。一位给事中上疏,主张防守京城,浚壕堑,掘战坑:他恨不得立刻宣布戒严。居正悠悠地回想到隆庆四年李春芳、赵贞吉那一番仓皇失措的情形。他叹了一口气,但是同时也吩咐蓟镇戚继光和宣府巡抚吴兑打听虚实。不久,继光的报告来了,据说鞑靼诸部“酋长”,久已解散,没有集合的行动。吴兑更说青把都始终没有出动,更谈不到进兵辽东。居正的估计没有错,一切只是虚报。但是北京城里的空气,从五月以来,已经紧张了好久。秋天到了,又是准备秋防的时候。居正上《论边事疏》:

        夫兵家之要,必知彼己,审虚实,而后可以待敌,可以取胜。今无端听一讹传之言,遽尔仓皇失措,至上动九重之忧,下骇四方之听,则是彼己虚实,茫然不知,徒借听于传闻耳,其与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者何异?似此举措,岂能应敌?且近日虏情狡诈,万一尝以虚声恐我,使我惊惶,疲于奔命,久之懈弛不备,然后卒然而至,措手不及,是在彼反得“先声后实,多方以误之”之策,而在我顾犯不知彼己,百战百败之道,他日边臣失事,必由于此。故臣等不以虏之不来为喜,而深以边臣之不知虏情为虑也。兵部以居中调度为职,尤贵审察机宜,沉谋果断,乃能折冲樽俎,坐而制胜。今一闻奏报,遂尔张皇,事已之后,又寂无一语,徒使君父日焦劳于上,以忧四方,而该部以题复公牍,谓足以了本部之事耳。臣等谓宜特谕该部,诘以虏情虚实之由,使之知警。且秋防在迩,蓟、辽之间,近日既为虚声所动,征调疲困,恐因而懈怠,或至疏虞,尤不可不一儆戒之也。

        万历三年六月命各省巡抚及巡按御史,对于有司贤否,一体荐、劾,不得偏重甲科。这也是整顿吏治的一个表现。明初用人的制度,分为三途;第一是进士,第二是举人、贡生,第三是吏员。这是所谓“三途并用”。后来因为长官都是进士出身,进士出身的官员,特别蒙到关切,举人、贡生出身的,已受歧视,更谈不到吏员出身了。于是吏员上进无门,自甘暴弃,就是举贡也决不轻易就职,他们唯一的目标,是考进士,考中了便是甲科出身,日后自有合理的发展,考不中,他们准备三年以后重考。如此一科又一科,精神才力,完全消在故纸堆中。浪费精力,埋没人材,科举制遂成为大害。隆庆年间,高拱提议,明初举人为名臣者甚众,以后偏重进士,轻视举人,积弊日甚,请求自今以后,唯论政绩,不论出身。这是一个有见地的提议,但是没有实行。隆庆四年,吏科给事中贾三近上言:“抚、按诸臣遇州、县长吏,率重甲科而轻乡举:同一宽也,在进士则为‘抚字’,在举人则为‘姑息’;同一严也,在进士则为‘精明’,在举人则为‘苛戾’。是以为举人者,非华颠豁齿不就选;人或裹足毁裳,息心仕进。夫乡举岂乏才良,宜令勉就是途,因行激劝。”贾三近的奏疏,穆宗也曾批准,但是实际上这个计划没有实现。这两件事,居正都在大学士任内看到,现在自己当国,更积极地要想实现,但是即在居正任内,并没有显著的效果,居正身后,当然更谈不到。科举的制度,永远成为整顿吏治的障碍。

        隆庆六年六月以后,内阁只有居正和吕调阳两人,到现在三年了。万历三年八月,居正疏请增加阁员。御批,“卿等推堪是任的来看。”居正推荐吏部左侍郎张四维及马自强、申时行二人入阁。御批“张四维升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著随元辅等在内阁办事”,因此四维在内阁中,名为居正的同僚,其实只是居正的属员。首辅的权力,无形中又提高一层。

        张四维字子维,蒲州人,嘉靖三十二年进士。他是杨博的同乡,王崇古的外甥,和居正也有相当的关系。这是一个有办法,能忍耐,而且舍得化钱的人,因此在宦途上,得到许多意外的方便。隆庆年间,是一个盛谈边务的时期,四维当然很清楚,以后俺答封贡事起,朝议未定,奔走关说,主张封贡的便是四维,因此深得高拱的器重。高拱准备引进四维入阁,以致引起高拱、殷士儋间的冲突。其后四维也因为言官弹劾,乞假家居。但他和当道要人,还是不断地连络。隆庆六年,高拱失败,这是四维潜伏的时期了,但是因为王崇古的关系,不久他和居正又发生联系。四维知道政治中枢,还有冯保和慈圣太后,于是他再连络冯保和李太后的父亲、武清伯李伟。万历二年,四维入京,以翰林学士掌詹事府,不久改吏部左侍郎,三年八月,改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阁办事。做官的欲望,当然满足了。至于争权,四维很清楚,在居正当国的时候,谈不到争权。吕调阳入阁三年了,除在内阁公本照例署名,以及每逢庆典,照例进官、蒙赏以外,还有什么?四维知道自己只是“随元辅办事”。这是圣旨,也不妨说是一个条件。大学士固然名为大学士,其实只是居正的一条尾巴。在这一点,居正和四维成立一种默契。但是居正没有看清忠厚的人和才华的人究竟有些不同。忠厚的人如吕调阳,也许可以遵守这个默契,并不感觉痛苦;才华的人如张四维,便完全两样了。他遵守这个默契,但是心里却充满怨愤。他不甘做尾巴,然而他只能做尾巴。他的恭谨,只能增加他的仇视。这便成为居正身后,四维极力报复的张本。万历十年,居正逝世;十一年抄家,他的长子敬修自杀,在他的血书后面写着:“有便,告知山西蒲州相公张凤盘,今张家事已完结矣,愿他辅佐圣明天子于亿万年也。”到了这时,敬修才知道四维是自己一家的大仇,但是在居正生前,居正只觉得四维是一个恭谨的同僚。

        万历三年,在江浙海外,发生一次小规模的国际战事。嘉靖中年,是倭寇猖獗的时代。经过谭纶、俞大猷、戚继光、刘显这一群人戡定以后,大局稍为安静,但是小股的倭寇,还是不断地扰乱,隆庆年间,广东方面的动乱,也有倭寇参加的踪迹。中国和日本是接近的邻国,本来应当好好相处,为国际争取和平,为人民争取幸福,但是那时双方的统治阶级,都没有认识这个道理。远在北京的皇帝,高高在上,没有贯彻保卫祖国的职责;而日本方面,无数的封建主,一边率领掳掠成性的武士,一边勾结中国沿海的汉奸,不断向大陆进攻。这是当时中国和日本相处的情势。居正也曾说到中国和日本的关系:

        居正看到日本的祸害,但是居正认识当时国家的敌人,还是北方的鞑靼,所以在“北边第一”的口号下面,对于倭寇,谈不到根本解决,只能对于沿海督抚,尤其苏、浙、闽、广诸省,加以不断的戒饬。他的计划是用兵船巡弋近海,随时和倭寇在海面决战。万历三年,倭寇又到江浙海外黑水洋一带了。应天巡抚宋仪望调兵船和他开战,打了一个胜仗,居正一边奏请加官,一边致书奖励,同时警戒浙江巡抚谢鹏举。他说:

        万历三年,居正决心整顿驿递,这也是居正招怨的一件大事。

        明代从北京到各省的交通干线都有驿站,驿站是当时的唯一交通制度。驿站有主管官吏,有马,有驴,有夫役;水驿有红船,有水夫:都很完备。马、驴从哪里来?马、驴来自民间。船只从哪里来?船只也来自民间。马、驴的草料,船只的装备,莫不来自民间。民间还要按粮出夫,马夫、水夫当然也来自民间,自备工食,三年一轮,周而复始。除开马夫、水夫以外,各驿还有馆户,专为过往人等,治造饭食,不许片刻稽留:当然馆户也是来自民间,自备工食。最初的时候,夫役还享到免粮的特权,从嘉靖二十七年议准以后,连这一点特权也取消,于是夫役不仅没有权利,只有义务,而且还要供给马、驴、红船以及其他必要的配备。交通干线附近的人民,实际成为国家的奴役,他们的地位,甚至落到清代的乌拉娃子以下。

        对于交通干线附近的人民,这不能不算一种虐政,但是国家如此庞大,为维持中央和各省的交通起见,在交通工具尚未发达以前,驿站制度,纵是需要合理的调整,不是没有存在的理由。一切全看这个制度的运用。太祖时代,关于使用驿站的规定,非常严密,非有军国大事,没有使用的权力,即是公、侯、驸马、都督奉命出差的时候,也只许随带从人一名。所以驿站制度虽然存在,人民的痛苦,还得到一些缓和。有一次,吉安侯陆仲亨从陕西回京,擅行使用驿站车马,给太祖知道了,太祖痛责道:“中原兵燹以后,百姓开始复业,买马出丁,非常艰苦。倘使大家和你一样,民间卖儿鬻女,也供给不起啊!”

        太祖时代究竟是老远的过去了。以后的条例,便逐日地宽大!太祖时代,给驿条例只有六条:到嘉靖三十七年,便扩充到五十一条。五十一条的使用者,都有勘合,现代称为护照。勘合分为五等:温、良、恭、俭、让。北京的勘合由兵部发出,各省的勘合由巡抚和巡按发出。填发的机关,总算还有相当的限制;但是在填发的时候,便来一个宽大的作风!兵部可以填发勘合送人,各省也可填发勘合送人。领用勘合的人,没有缴还的限期,一张勘合,成为终身的护照,而且自己不用,还可转赠旁人,姓名不合,更不妨洗去重填。宽大之外,还有宽大!交通干线附近的人民,真是民不聊生。领用勘合的官员,大都既不温良,也不恭俭,更谈不到让;勘合的五个号码,只成为刻骨的讽刺。官员到了驿站以后,百般需索。他们要粮食,要柴炭,要酒席,要蔬菜,要夫,要马。有时在拉到夫马以后,人民也可按照道路远近,讲明价值,经过一番磋商,索性缴纳银两,放走了事。于是官员们在沿站滋扰以外,连带也成为掳人勒赎的强盗。这一点,官员们久已视为他们应有的特权。在宽大的政体之下,没有人敢于侵犯他们的特权,以至引起自身的不利。

        直到万历三年,居正提出整顿驿递的计划:

        凡官员人等非奉公差,不许借行勘合;非系军务,不许擅用金鼓旗号。虽系公差人员,若轿扛夫马过溢本数者,不问是何衙门,俱不许应付。抚、按有违明旨,不行清查,兵部该科指实参治。若部、科相率欺隐,一体治罪。

        抚、按、司、府各衙门所属官员,不许托故远行参谒,经扰驿递;违者抚、按参究。

        有驿州、县,过往使客,该驿供送应得廪粮蔬菜,州、县止送油烛柴炭,不许重送下程纸札,如有借此科敛者,听抚、按官参究。

        凡经过官员有勘合者,夫马中火,止令驿递应付,有司不许擅派里甲。其州、县、司、府官朝觐,给由入京,除本官额编门皂,量行带用外,不许分外又在里甲派取长行夫、马,及因而计路远近,折干入己。

        凡官员经由地方,系京职方面以上者,虽无勘合,亦令巡路兵快防护出境,仍许住宿公馆,量给薪水烛炭,不许办送下程心红纸札,及折席折币礼物。

        这年又规定自京往外省者,由兵部给内勘合;其中仍须回京者,回京之日缴还勘合;无须回京者,即将该项勘合,缴所到省份抚、按衙门,年终一并缴回兵部。自外省入京者,由抚、按衙门给外勘合,至京以后,一并缴部,其中有须回省者,另由兵部于回省之日换给内勘合。

        居正的规定,较之太祖时代的给驿条例,已经太宽,但是从太祖到神宗,这二百年间,整个的时代变了,一切只能做到“去泰去甚”。就是这样的规定,也还有成为具文的危险,嘉靖、隆庆年间,都曾有过类似的规定,其后只成一张废纸!但是居正手中有的是考成法,他用六科控制抚、按,用内阁控制六科,章程、条例都要切实执行,不容成为具文,这是考成法的作用。

        对于万历三年整顿驿递的心情,居正自己说过:

        驿递条例既经整顿,以后便是执行的事了。居正认定这是一件致理安民的大业,所以始终没有放松。执行的时候,当然从自己做起。儿子回江陵应试,吩咐儿子自己雇车;父亲过生日,吩咐仆人背着寿礼,骑驴回里祝寿。万历八年,居正次弟居谦病重,回里调理,保定巡抚张卤发出勘合,居正随即缴还,并附去一封信:

        唯有始终不懈,从自己做起,才算得“综核名实”,这是居正给我们的教训。在整顿驿递的当中,一切都从大官做起。外勘合由抚、按衙门发出,所以便先行整顿抚、按。甘肃巡抚侯东莱的儿子擅行驰驿,言官提出弹劾了。甘肃虽然不是最吃紧的地方,但是究在北边,而且东莱是一个应付鞑靼号称得力的边臣。居正确实感到一点困难,但是不能因为一个巡抚的原故,破坏国家的定法。没奈何,把东莱的儿子应得的官荫革去了,以后再慢慢地设法补救。保定巡抚张卤奉到居正的催促,恰好保定正在交通干线的要点,只得实行稽查。他发现违反规定的,一共十几人,一齐都奏报上去。这一次太严重了,居正只得稍行容忍,先把太仆寺和太原府的官员处分一下。他和张卤说:

        这一次的处分,有一点出人意外的,是太原府知府上书兵部和都察院,声明并非本人有意违例,因为山西巡抚派人护送,所以竟在省外使用驿站车马。责任落到山西巡抚身上。居正当然犯不着因为这个问题,动摇边疆大臣,所以只得去信加以严重的诰诫:

        太原守投揭部、院,自辩驰驿非其本意,悉由相知者差人护送。都台即欲据揭并参,不穀喻之乃止。原揭奉览。盖闻智者不先人而后己也,仁者不危身以邀恩也。夫各抚、按、司、道之公背明旨,而以传驿徇人也,冀以避怨而施德也,今既不施德于人,而又有累于己,岂不两失之乎?仁智者不也。公尝告我曰:“今内之纪纲政事,已觉振肃,而外之吏治民风,尚未丕变,则诸大吏不以实奉行之故也。”不穀深韪其言。今若此,未可谓之奉法也!以公之高明强毅,而犹若此,况其他乎?已矣乎,吾无望于人已!恃在知厚,直献其愚。诗云,“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幸惟原谅。

        整顿驿递,当然不是一年的事。最感觉棘手的是内监和衍圣公。内监是宫内的亲信,轻易干涉不得。居正只得吩咐他们的领袖去设法。衍圣公是孔子六十四代孙尚贤。大圣的后人,因此更应为世表率,偏偏尚贤忘去这一点。每年衍圣公自曲阜入京朝贡,沿途骚扰不堪。山东布政据实直告居正。居正说:

        这是万历八年的事。次年,衍圣公家庭发生风波,尚贤的庶母郭氏攻讦尚贤,朝廷派员查勘。一面由居正和山东巡抚何起鸣把衍圣公每年入朝的故事,重行商定。居正说:

        商定的结果,衍圣公入朝定为三年一次。这样一来,对于衍圣公的走私夹带,当然不免发生稍许的不便,但是交通干线附近的居民,却减少了不少的惊惶。

        万历三年,发生了水利问题;这一年旧事重提,再行发动疏凿泇河和胶莱河,这两件事,居正都尽了最大的努力,但是都没有成功。本来明朝的水利问题,集中在黄河,这不是因为明朝人对于水利有特别的兴趣,而是因为政治和军事的关系,不能不着重漕运;着重漕运,便不能不着重黄河。明朝的京城在北京,整个的国防形胜,也着重在北边,因此每年由南而北的漕运四百万石,成为国家的生命线。隆庆六年,居正曾和漕运总督王宗沐说过:

        万历元年,四百万石又安稳地北上,居正又说:

        次年,漕运还是如期北上,居正说起:

        居正方作国储充实以后的计划,就在这一年,黄河在邳州决口,淮河也决口。万历三年,黄河又在砀山决口,黄水不断南流,一部分由淮安入运,直灌长江,淮、扬一带因此发生极大的恐慌。但是当局的注意还是集中运道。这时从宿迁到韩庄的运河还没有,从淮安到宿迁,再从宿迁到徐州茶城,黄河就是运河,明朝人称为“借黄为运”,在借黄为运的情形下面,黄河的通塞,和漕运有关,也就和国防有关。明朝人治河有几条牢不可破的原则。第一,黄河到开封以后,不许向北,因为向北便不能向南,淮、徐一线的漕运便发生问题。第二,黄河到徐州以后,不许向南,因为向南便影响明朝凤、泗一带的祖墓。第三,即使在这个范围以内,也不许轻易改道,因为改道便会发生浅滩,必然妨碍粮艘向北,空船回南的路线。在这几个原则之下,明人对于洪水横流,挟沙俱下的黄河,只有夹岸筑堤以防黄水的溃决。他们筑堤的技术非常发达,单就堤岸的名称,便有遥堤、缕堤、月堤、格堤的不同,但是最后总有横溃的一日。黄河屡次决口,河水流入运河,复在高邮决口。事态严重极了,种种的主张都提出,一切等待居正解决。

        居正只有给河道总督傅希挚去信。万历二年,他说:

        希挚的复信来了,居正觉到游移,又去一信:

        最后希挚决定请求重开泇河。泇河二源,一出峄县,一出费县,称为东、西二泇河。隆庆四年,翁大立总理河道的时候,就提议开泇河,他主张上通微山、赤山等湖,中贯东、西泇河,下合沂水,过宿迁骆马湖,再入黄河。在隆庆万历年间,称为新水道,其实就是现在韩庄、宿迁间的运河水道。这一个计划《明史》称为“引泗合沂”,当然不是专指泇河本身。大立的计划没有实现,希挚重行提出。万历三年二月,希挚疏称:“治河当视其大势,虑患务求其永图。顷见徐、邳一带河身垫淤,壅决变徙之患,不在今秋则在来岁,……臣日夜忧惧,悉心讲求。禹之治水,顺水之性耳;今以资河为漕,故强水之性以从吾,虽神禹亦难底绩。惟开创泇河,置黄河于度外,庶为永图耳。”他提出工程计划,最后说,“若拼十年治河之费,以成泇河,泇河既成,黄河无虑溃决矣,茶城无虑填淤矣,二洪无虑艰险矣,运艘无虑漂损矣,洋山之支河可无开,境山之闸座可无建,徐口之洪夫可尽省,马家桥之堤工可中辍,今日不赀之费,他日所有省,尚有余抵也。故臣以为开泇河便。”奏疏上去以后,发户、工二部看议,工科都给事中侯于赵请求召集廷臣会议。居正认定会议只是虚文,一面奏派于赵和希挚会勘,一面再给希挚去信:

        于赵勘后,认定要开泇河,势必经过良城,良城伏石实勘五百五十丈,开凿之力,难以逆料。户部又谓“正河有目前之患,而泇河非数年不成,故治河为急,开泇为缓。”居正准备承肩“艰大之任”,但是户、工二部都不赞同,希挚的态度,又不坚决,事情只得搁下。万历三年六月,奉旨:

        侯于赵等所奏,与傅希挚原议,大不相同。傅希挚久历河道,他当初若无底见,岂敢谩兴此役,此必该道等官,畏工久羁官,故难其说,阴肆阻挠。勘官据其所言,谩尔回奏,其言先开良城伏石,徐议兴工,都是搪塞了事之语,深负委托。今人平日都会说利道害,沽名任事,及至着落他实干,便百计推诿,只图优游无事,捱日待时,讵肯视国如家,忠谋远虑者?似这等人,如何靠得他成功济事?且泇口之议,止欲通漕,非欲弃河而不理,今他每既说治河即可以兼漕,便着他一意治河,别工不必再议。

        万历三年开泇河的计划失败了。直到万历三十二年,总河侍郎李化龙、曹时聘的手里,才完成。每年三月,粮船由泇河北上,秋天以后,空船仍由黄河南下,泇河、黄河,成为徐州、宿迁间往还分途的水道。但是居正没有看到!居正所看到的,只是一个大计划的失败。三年六月的上谕,充满焦急和愤恨,我们不难想象是谁的手笔。

        开泇河的计划失败了,四百万石的漕粮,重行寄托给全无把握的黄河。国家的命运,真是非常地渺茫,居正方在踌躇着。这年九月,南京工部尚书刘应节,右侍郎徐栻上疏请开胶莱河。这两位都是居正的同年,尤其是刘应节,在他任蓟辽总督的时候,居正曾经和他有过不少的磋商。应节,山东潍县人,对于胶莱一带的情形,更应当熟悉。居正记得隆庆五年,自己曾经反对胶莱新河的计划,曾经虑到水泉难济,但是现在的情形不同。黄河屡次决口,泇河计划不成,除勘探胶莱新河以外,他没有其他的办法,而且经过几年以来的开源节流,在经费方面,他有相当的把握。所以他毅然地不待复勘,派徐栻前往山东开浚,会同山东巡抚李世达办理,一面再嘱世达极力协助。他对应节、徐栻、世达等说起:

        肯身任之,尤为难得,今即以属之。渐庵亦曾有疏云,开泇口不若疏胶河。故宜与之会同,且委用属吏,量派夫役,亦必借其力以共济也。至于一应疏凿事宜,及工费多寡,俱俟凤竹公亲履其地,次第条奏。其河道官属钱粮,俱不必与之干涉,以破其弃河不治之说,庶浮言不能兴,大事可就也。

        万历三年,胶莱新河的开凿,是一件最迫切的事。神宗上谕:“这胶莱河议,即经行勘,俱为浮议所阻,刘应节等既的有所见,不必复勘。就着徐栻改工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会同山东抚按官,将开浚事宜,一一计处停当,具奏来行。朝廷屡议开河,止为通漕,与治河事务不相干涉,再有造言阻挠的,拿来重处。”在这道上谕后面,我们看到居正具了最大的决心。居正对于运河工程,不一定明白,但是他假定刘应节、徐栻应当明白,再加以李世达的赞同,他认为成功的希望,可以看到,所以排除一切障碍,集合一切力量,为国家开辟新水道,替四百万石漕粮找一条安全的交通线。

        但是这一次又是一度严重的失败。山东方面,一则唯恐运河改道,对于西部的繁荣,发生影响;二则眼见开凿新河,东部的劳役,非常繁重:山东的舆论动摇了,山东巡抚李世达也动摇了,连带徐栻也起了动摇。居正立刻去信:

        这是万历三年冬间的事。四年正月,徐栻奏称估计凿山引水,筑堤建闸,工费该银九十余万。在国家岁出岁入,都在三百万上下的时候,这不能不算一个不小的数字。居正认定这是徐栻“故设难词,欲以阻坏成事”,这时刘应节已改戎政尚书,二月间,再着应节暂解营务,赴山东会同徐栻开河。事情似乎有了办法,但是应节到了山东以后,和徐栻发生重大的异议。同样一条胶莱新河,应节主张通海,徐栻主张引泉,关于水源方面,有了绝对不同的主张。但是在分水岭方面,势必动工开凿,这是应节和徐栻都不能不应付的问题。山东巡按御史商为正奉命挑验。据他的结论,“虽二百余万金,不足以了此”,经费方面,困难极大。应节主张通海,但是海水一来,海沙连带也来,因此应节主张建闸障沙。山东巡抚李世达认为海沙和海水同来;他说,“窃以谓闸闭则潮安从入,闸启则又安从障也。”全河长二百七十里,据应节所计,海潮自南口入,凡五十里;自北口入,凡一百八十里:这是说在二百七十里之中,可以通潮的二百三十里。但是据世达所计,除大风迅烈,海潮狂涌的时候以外,南潮所及,距海口二十里,北潮所及,距海口六十里,和应节的估计,便有很大的距离。当然,在海潮不及的地方,可以引泉,但是世达论及泉水,以为“十月以后,日渐消耗,至春月泉脉微细,适值粮运涌到之时,虽置柜设闸,以时启闭,终不能使之源源而来,滔滔不竭也”。海潮不能来,泉水不敷用,水源发生问题,那么二百余万金,还不是等于白费?

        但是还有一个根本的问题。胶莱新河原是为着海运提出的动议,本来的计划是漕船由淮入海,再取道胶莱新河入渤海湾。所以必须淮安以下的运河没有问题,才谈到这个计划的实现。但是万历三四年间,运河沿岸高邮、宝应一带,正是问题的中心。商为正说:“况海运必出自淮安海口,高、宝其所必经,高、宝不治,此河虽通,亦不能越而飞渡。”李世达说:“今当缉高、宝之堤,无徒殚财力于不可必成之胶河也。”他们也许有一些成见,但是他们的逻辑,不容人不重加考虑。居正没有办法,只有交工部集议。工部尚书郭朝宾复称“事体委多窒碍,相应停罢以省劳费。”万历四年六月,罢胶莱新河,这是居正在漕运方面第二次的失败。以后他的注意,便集中到运河和黄河。

        居正的两次失败,本来不是意外。他自己没有治河的经验,而且平生没有经过这一带,他凭什么可以构成正确的判断呢?他有坚强的意志,他能充分地运用政治的力量,但是在他没有找到得力的干才以前,意志和力量只能加强他的失败,所以在无法进行的时候,他便毅然地承认失败,这正是他的干练。最可惜的,万历二年工部尚书朱衡致仕,失去一个有经验、有魄力的大臣,假如居正能够和他和衷共济,也许可以减少一部分的失败。万历三年,工科给事中徐贞明上水利议,认定河北、山东一带都可兴水利,供军实。但是在交给工部尚书郭朝宾查复以后,朝宾只说“水田劳民,请俟异日”,打销了一个最有价值的提议。假如居正能够给贞明一些应得的注意,再推动政治力量,作为他的后盾,也许可以根本解决北方的粮食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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