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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初步的建设(上)

        隆庆六年六月以后,政权落到居正手中了。他的志愿,是把整个的生命贡献给国家。他还记得在五年冬天,正在内阁中的斗争,愈演愈烈,自己的政治生活,岌岌不保的时候,他曾经有过两句偈语:

        愿以深心奉尘刹,不于自身求利益。

        他对于政治的认识,是只有把握,没有放弃;只有前进,没有后退;只有牺牲,没有畏缩。现在是他的时代了。万历元年,他曾讲到这时的心理状态:

        他认定嘉靖年间的废弛,和隆庆年间的混乱,一切的症结只是纪纲不振。所以他入手的方略便是整饬纪纲。明代掌握政权者的武器是京察,京察的大权在手,便可以澄清吏治,整肃官常。就在隆庆六年七月间,居正奏请举行京察,五品以下的由吏部、都察院会同考察,四品以上的责令自陈。京察终了,十六日神宗下诏戒谕群臣,这是居正的手笔:

        朕以幼冲,获嗣丕基,夙夜兢兢,若临渊谷,所赖文武群臣,同心毕力,弼予寡昧,共的升平。乃自近岁以来,士习浇漓,官方刓缺,钻窥隙窦,巧为躐取之媒,鼓煽朋俦,公肆挤排之术,诋老成廉退为无用,谓谗佞便捷为有才。爱恶横生,恩仇交错,遂使朝廷威福之柄,徒为人臣酬报之资,四维几至于不振,九德何由而咸事。朕初承大统,深烛弊源,亟欲大事芟除,用以廓清氛浊,但念临御兹始,解泽方覃,铦锄或及于芝兰,密网恐惊乎鸾凤,是用去其太甚,薄示戒惩,余皆曲赐矜原,与之更始。不云乎?“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朕方嘉与臣民,会归皇极之路,尔诸臣亦宜痛湔宿垢,共襄王道之成。自今以后,其尚精白乃心,恪恭乃职,毋怀私以罔上,毋持禄以养交,毋依阿淟涊以随时,毋噂沓翕訾以乱政。任辅弼者当协恭和衷,毋昵比于淫朋,以塞公正之路。典铨衡者当虚心鉴物,毋任情于好恶,以开邪枉之门。有官守者,或内或外,各宜分猷念以济艰难。有言责者,公是公非,各宜奋谠直以资听纳。大臣当崇养德望,有正色立朝之风;小臣当砥砺廉隅,有退食自公之节。庶几朝清政肃,道泰时康,用臻师师济济之休,归于荡荡平平之域;尔等亦皆垂功名于竹帛,绵禄荫于子孙,顾不美欤?若或沉溺故常,坚守旧辙,以朝廷为必可背,以法纪为必可干,则我祖宗宪典甚严,朕不敢赦。百尔有位,宜悉朕怀,钦哉故谕!

        在举行察典的当中,居正对于“以言干政”的人,确实去了几个,他自己也说“芝兰当路,不得不锄”。但是在执行的时候,居正自有相当的分寸,所以在慰留张佳胤的书中,引用韩愈“蔡人即吾人”一句;后来《与南台长书》又言:“或曰,‘某为新郑之党,不宜留之。’或曰:‘某为新郑所进,不宜用之。’纷纷藉藉,日引月长,甚无谓也!”他在当时,曾把自己的主张和杨博说起;后来又和李渐庵说:

        居正进用人才,要求“能办国家事,有礼于君者”,这是为的国家,但是何尝不是为的士大夫。但是从那一群不能办事、履进履退、坐食养望的人看来,便是刚很刻核。直到万历四年,居正已经当国五年,大众还不能体谅,居正曾说:

        尽管隆庆六年的士大夫不能体谅,万历四年的士大夫不能体谅,甚至永远不能体谅,但是居正抱定决心,为国家担负这一个重大的责任。他的待人是“旁求贤哲,共熙帝载”,他的自称是“别无他长,但性耐烦耳”。忍耐,忍耐!这是他从徐阶那里学到的秘密:徐阶忍耐着应付貌合神离的同僚,居正忍耐着应付千头万绪的政局。七月间举行京察,上仁圣皇太后、慈圣皇太后尊号。九月葬穆宗,居正又赶到大峪岭,“周视山川形势”。烦真是烦极了,居正还忍耐着。

        居正准备实行大政,一般大臣也期待他实行大政。他们读过圣贤之书,希望居正做孔子、孟子,他们要行王政。他们还记得建文帝在位的时候,烽火已经照遍南、北二京,皇帝还和方孝孺这一群人讨论周礼应门、皋门的制度:固然那一次还是失败了,但是现在是太平时代,为什么不可以再试一下?然而居正的行为又使得他们失望了,他们甚至公然说道:

        “我们以为张公在朝,当行帝王之道。现在看他的议论,不过是富国强兵,仅仅这样,真真使人失望。”

        居正听了以后,只是一笑道:“这是太客气了,我怎样能使国富兵强呢?”

        到万历七年,在这方面,有了一些把握,居正才昌言道:

        居正对于国事的认识,是富国强兵,但是这一群人要行王政,要谈尧舜,谈周孔。居正便提出尧、舜、周、孔的议论和他们辩难。他们有时谈到宋朝周、程、张、朱的主张,居正便不客气地认为“皆宋时奸臣卖国之余习,老儒臭腐之余谈”。但是居正是政治家,他没有公开喊出,只是说:“这是太客气了,我怎样能使国富兵强呢?”

        事实上,居正还是感觉很大的困难。难在哪里?难在嘉靖、隆庆以来,积弱之势已成。世宗时代的萎靡不振,不要管了;穆宗时代,又因为内阁中的斗争,几个名臣的力量,都浪费在正负相消的局面中。居正说过:

        幸亏隆庆末年的积弱,还没有到不可救药的境界,这是一个关键,居正决不能放过。他正豫备实现自己的主张:“是以君子为国,务强其根本,振其纪纲,厚集而拊循之,勿使有衅,脱有不虞,乘其微细,急扑灭之,虽厚费不惜,勿使滋蔓,蔓难图矣。”

        富国强兵,其实只是一件事:富国是中间的过程,强兵是终极的目标;要有良好的经济基础,才谈得上国防建设。居正当国之初,在军事方面,广东广西的僮人,福建的人民,不断起义,情势固然相当严重,但是这些无关国防。重点只在北边,这是对于鞑靼的防御。隆庆五年,俺答封贡的事情已经确定了,接后,吉能、切尽台吉这一群西部首领的贡市又告成功。北边是安静了,但是居正始终只认为这是停战,不是和平。他永远主张“外示羁縻,内修战守”。他认为对于鞑靼的方略,是“犬摇尾乞怜,固可投之以骨,如其狂噬,则大杖加焉”。大杖始终要握在手里。他的计划,是足食足兵。他和王崇古也说过:

        这还是隆庆五年的事。居正对于北边的国防,永远没有松手。但是他对于一般人谈守边设险的计划,总还不能放心。隆庆初年,有人提议沿边种树,居正就说:“种树设险,固是守边要务,但如议者所言,决无成效。”当时大家不以为然,但是尽管种了多年的树,一株也没有长成。居正只有切实地说:“天下事岂有不从实干而能有济者哉!”

        这也是隆庆五年的话。就在这一年,居正说过:

        隆庆六年十月,一切烦杂的事,都有了头绪,居正实行派遣大臣巡边的计划:第一,兵部左侍郎汪道昆巡视蓟、辽;第二,兵部右侍郎吴百朋巡视宣、大、山西三镇;第三,兵部侍郎协理京营戎政王遴巡视陕西四镇。这三位都是嘉靖二十六年进士,恰恰是居正的同年。这一次阅视的成绩,并不十分完满,在居正和百朋、王进的私交上,更发生了不小的裂痕。

        汪道昆到蓟、辽去,事情很简单。临去的时候,居正给戚继光一封信:

        道昆去后,一切很顺利;事毕上疏,议额饷,议增设墩台,都是些例行公事。居正给他去信说:“敷奏明切,文辞粹美,读之再过,叹挹弥襟。”道昆本来只是一个文人,文人的才能,只有在文辞方面表见;所幸蓟辽是谭纶、戚继光经营的局面,居正没有什么不放心。

        王遴和居正本不十分融洽,到陕西去后,把巡阅的事情办妥,不久便告病还乡,这个当然是有些不满了,居正去信说:

        吴百朋到宣大、山西去的时候,便发生困难。宣大总督王崇古唯恐百朋要来掣肘,百朋的朋友又认为这是一种贬谪,居正无法,只有向双方解释:

        行时,已屡嘱之云:“宣大事体,与他镇不同,北门有寇公,诸无足虑者,归来但可告成事耳。无烦刻核,徒乱人意。”然此公爽朗阔大,必能成也。

        百朋去后,着实做出一番成绩。他以(一)粮饷、(二)险隘、(三)兵马、(四)器械、(五)屯田、(六)盐法、(七)番马、(八)逆党,一共八项考核边臣。他对于宣大总督王崇古、宣府巡抚吴兑,以及山西总兵郭琥这一群人,都分别指出功过,奏请升黜。同时他对于大同总兵马芳,严重地提出弹劾。他认定马芳行贿,当然非严加惩处不可。百朋是阅视大臣,这一点完全没有做错;但是居正是首辅,便不免有无限的迟疑。明代的军队,久已是一个腐化的机构,从下层到上层,是层层的剥削。总兵官是最上层的了,他再把剥削所得,分润京官。科道受贿,兵部受贿,有时大学士也受贿。舞弊贪赃,成为一般的风气。遇到清明的高级长官,谈不到贿赂,总兵官便和长官的家丁联络,高级长官也难免受到一些嫌疑。明朝中叶以后,武人在社会中的地位,正在逐日地低落。当他们到兵部领取公文的时候,三军司命的总兵官,都要长跪,这是奴才,不是长官。他已经取得奴才的身分,那么和大官的家丁联络,也正是恰巧适合,整个国家的命运,付托给这一群人物,不能不算是前途的大虑。居正看到这一点,所以到万历元年便有西北边用书生为将的意念。书生受的文化陶冶多了,自然会比较注重名节和操守。这是后话。但是隆庆六年,居正还是迟疑。吴百朋弹劾马芳的奏折到了,言官们又在弹劾宣府总兵赵奇,居正只是说:

        但是居正保全不得了。吴道南正在攻击居正,认定他是包庇马芳,忽略吴百朋。怎样办呢?马芳免职了,同时居正再给百朋去信:

        有书,甚为公不平,其辞怨愤,使人难堪。今九边之事,宣大为重,不以付之他人而托公者,以公为心知故也。又面请于上,特赐命服以宠其行,公视仆此心为何如哉!渠乃以仆为厚猾帅而薄故旧,岂不厚诬我哉?区区之心,惟公垂鉴焉。

        居正的一番苦心,没有得到同僚的谅解,但是他对于北边的布置,始终是着着不懈。对于九边重镇,他派人巡阅;对于九边督抚,他注重人选:这是对内的事。他对外的策略,也是不断筹措。北方的鞑靼,除了土蛮一支以外,俺答这一个系统,已经通过封贡手续,和明朝处在停战状态中了。俺答对于几个重要的领袖,如他的胞弟昆都力哈,胞侄永邵卜、吉能,以及他的儿子黄台吉,本来是可以指挥的,但是因为那时的鞑靼,是一个组织不健全的部族,实际不能合作。居正的计划是要尽量地使他们分离为无数的单位,单位的增加,便是力量的减小。鞑靼没有联合向北边进攻的能力,国家的安全便增加一层保障。

        隆庆五年,谣传昆都力哈和吉能死了,居正准备扶植把都的儿子青台吉,使他和黄台吉对抗。他说:

        俺答的问题解决了,但是一个桀骜不驯的黄台吉,连俺答也无可奈何。昆都力哈之妻,又联络永邵卜,不肯进贡,事情有些棘手。隆庆六年居正当政以后,又说起:

        就在这一年,昆都力哈提出要求来了,他要和俺答一样封王。封王只是一个名义,在中国没有什么损失,但是中国不能受他的威胁。居正明白现在不是世宗时代了,中国有的是准备。所以他再和王崇古说:

        居正对付鞑靼的计划,是充实边防,准备随时出击,同时利用一切机会,使鞑靼分裂。这样一来,北边的敌人,只是散漫的部落而不是整个的集体,无形中减轻北方的威胁,北方的军队,便随时有决胜的可能。在这一点,很有些类似帝国主义“分而灭之”的政策,但是中间有一个绝大的区别。帝国主义的目标,是对于敌人,加以奴役或剿灭;居正的目标,是容许敌人的存在,而消弭敌人的威胁。帝国主义是攻势的,居正是守势的;帝国主义只希望片面胜利,居正却希望双方共存。中国强盛的时候,对外采取的方略,经常和居正的主张一致,这是中国文化和近代帝国主义的区别。

        隆庆六年过去了,次年改元万历,是年正月庚子,发生王大臣之狱。

        事情本来很简单。这一天神宗在乾清宫,看到一个人,神色仓惶地走过,吩咐左右把他拿下。经过讯问之后,才知道这是王大臣,从蓟州来的一个逃兵。逃兵的处分也还简单,但是消息到了冯保,便不简单了。冯保认定这是一个机会。他想起高拱,真是恨之切骨。高拱已经卸任回籍了,但是冯保的怨恨没有消灭。唯有血、血、血,才能洗尽冯保的怨愤。王大臣送到东厂了,经过东厂的搜检,王大臣身上,果然搜出刀来。证物有了,这一定是行刺,而且在乾清宫外走过,不是谋刺皇上是刺谁呢?谁主使的?东厂所录的供词里明明写着,是高拱主使的。凶手有了,凶刀有了,主使的人也有了,冯保决定要彻查这一件案子。

        彻查又怎样呢?东厂的威权在冯保手里,要杀王大臣,杀高拱,不是很容易么?但是冯保手中的东厂,和宪宗时代汪直手中的西厂,以及熹宗时代魏忠贤手中的东厂相比,差得远了。冯保的人品,不知道比汪直、魏忠贤究竟怎样,但是神宗初年的朝廷,确实比宪宗、熹宗时代高明了。居正曾经说过,“朝多长者”。在这个环境之下,即使冯保有作恶的意志,他也没有作恶的机会。“朝多长者”,一切出于居正的布置,这里更显出居正的作用。

        不幸居正和冯保的关系太密切了,而且高拱的解职,居正又是最大的收获者。“冯保的阴谋,有居正参预吗?甚至还是他主谋吧!驱逐高拱已经过分了,现在又要杀高拱!”一般人的怀疑,又集中到居正身上。从嘉靖二十七年杀夏言以来,掌握政权的人,最后都发生身家性命的危害。严嵩当权,杀夏言,徐阶当权,杀严世蕃,八十几岁的严嵩,也被平白逼死;高拱当权,徐阶的儿子充军,徐阶也旦夕莫保。二十五年的传统了。唯有血,才是政权的代价,现在大致又是高拱支付代价的时候了。这个传统,真是又残酷,又凶暴。大众指着居正,认定他正要压迫高拱,支付最后的血债。

        大臣中最有声望、最有气魄的是杨博和葛守礼。守礼约杨博一同去访居正。

        “已经和他说过了。”杨博说。

        “一般的舆望都在杨公,”守礼说,“认定只有杨公能不杀人、媚人。目前事情更吃重了,谈不得已经说过,不便再说啊。”

        他们一同拜访居正。他们替高拱辩护,他们指明东厂没有良心,他们唯恐株连大众,他们甚至于以全家百口,担保高拱的无辜。

        也许他们说得太热切了一点,居正有些气愤了。他不期望一般人的谅解,然而他不能想象平生所钦佩的人也会对自己怀疑。

        “两位以为我也要甘心高公吗?”他愤愤地说。

        “不是的,”杨博说,“但是只有相公,才有回天之力。”

        居正决定了办法,东厂的讯问只是初审,居正奏明神宗,交掌锦衣卫左都督朱希孝和左都御史葛守礼以及冯保复审。葛守礼和冯保当然责无旁贷。希孝是第二名靖难功臣成国公朱能之后,第六代成国公朱希忠之弟。明朝自成祖以后,特别看重靖难功臣,第一名靖难功臣淇国公丘福的后代削除了,所以成国公是当时的第一世家。加以希忠、希孝,自世宗以来,都是特蒙恩宠的勋臣,居正提出希孝,正是看重他的资望。但是事情却把希孝难住了,他和希忠商量。遵照冯保的计划吧,他们不愿意得罪士大夫;遵照良心吧,他们又不愿意得罪冯保。希孝认定了事情的困难,他向居正请教,居正教他再和杨博、葛守礼商量。审讯的经过相当复杂,但是这件事情的结果非常简单。万历二年,希孝逝世,居正在他的神道碑记着:

        王大臣灌下一杯生漆酒,哑了;他不能诬赖高拱指使,也不能陈述冯保唆供,就这样糊涂地交给刑部拟罪,得到斩首的处分。王大臣的无辜的血液,洗清高拱的被诬,但是没有洗去居正的嫌疑。居正在给总理河道万恭的信中说起:

        居正对于当时士大夫之不相知,真有些愤意了。他对于高拱,不是不恨,但是他没有置之死地的意念。他在这一年曾和吴百朋说起:“仆平生所厚士大夫甚多,见背者亦不少,然终不以是而易其好贤之心,即今日内狱之事,可以观矣。”这几句话,透露他对于高拱的怨恨,但是他没有意思要杀高拱。居正《杂著》里,痛责王猛计陷慕容垂的错误。他说:“猛盖自揣才略,不能驾驭垂,故百计欲去之,以为足以弭将来之患,而乃出于阴贼险狠之谋,类小人女子妒宠忌能者之所为,此诸葛孔明辈所不道也。”他知道高拱已经倒了,自己有控制的力量,何必得罪清议,更揭示自己的不能容物。居正的自信力,正在逐日加强。

        万历元年六月,内阁上疏请随时考成。在居正的一生,这是一件重要的政治事业。居正平时常说遵循祖宗成宪;假如我们要探求居正创制的行为,那便只有他的考成法。全文如次:

        奏疏上去以后,奉圣旨:

        居正曾经说过:“法之不行也,人不力也,不议人而议法何益?”现在他创制了,这是他的有名的考成法。事情真是简单异常。他只要各衙门分置三本账簿。一本记载一切发文、收文、章程、计划,这是底册。在这许多项目之中,把例行公事无须查考的,概行剔除以外,再同样造成两本账簿:一本送各科备注,实行一件、注销一件,如有积久尚未实行,即由该科具奏候旨;一本送内阁查考。居正的综核名实,完成万历初年之治,最得力的还是这三本账簿。

        政治只是民族精神的表现。十六世纪的中国民族血液里,已经渗入因循的成分,“置邮而传之四方”,成为一切政令的归宿。法令、章程,一切的一切,只是纸笔的浪费。几个脑满肠肥的人督率着一群面黄肌瘦的人,成日办公,其实只是办纸!纸从北京南纸店里出来,送进衙门,办过以后,再出衙门,经过长短不等的公文旅行以后,另进一个衙门归档,便从此匿迹销声,不见天日。三百七十年了,想到已往的政治情况,真是不胜警惕。

        居正是一个现实的政治家。他知道政务的办不通,不是机构的缺乏,所以他不主张增加政治机构。他也知道公文政治不能打倒公文政治,所以他不主张提出新的法令、章程,增加纸笔的浪费。他只要清清白白的一个交代。办法在纸上说过了,究竟办到没有?他要在各科的账簿上切实注明。在内阁里,他自己也有账簿,可以随时稽考。他以六科控制六部,再以内阁控制六科。这是居正的政治系统。

        六科是明朝特有的政治机构。一切行政事务,分属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各部行政长官,有尚书、左右侍郎。同时又有吏、户、礼、兵、刑、工六科,各科有都给事中、左右给事中、给事中。尚书是二品,都给事中只有七品,但是对于六部的封驳、纠劾之权,完全在六科手里。明朝的大官可以统率小官,但是小官同样可以牵掣大官,这是明朝的立法精神。六科实际上是六部的监察机关,各科给事中分管各科的事,但是对于国家大事,同样地可以建言;对于奉旨会推内阁大学士,吏、兵二部尚书,及在外总督、总兵的场合,各科都给事中同样地可以参加;至于光宗逝世的时候,杨涟以从七品的兵科右给事中,和内阁同受顾命,更是特有的创例。

        居正以六科控制六部,是明朝的祖制,但是以内阁控制六科,便是一种创制。内阁本来是皇帝的秘书处,事实上不负行政责任,更谈不上监察责任,实施考成法以后,内阁实权显然扩大,所以万历四年刘台劾居正疏,称:“居正定令,抚、按考成,章奏每具二册,一送内阁,一送六科。抚、按延迟则部臣纠之,六部隐蔽则科臣纠之,六科隐蔽则内阁纠之。夫部院分理国事,科臣封驳奏章,举劾其职也。内阁衔列翰林,止备顾问,从容论思而已。居正创为是说,欲胁制科臣,拱手听令。祖宗之法若是乎?”刘台的言论其实没有说错。

        考成法的实施,在整理赋税的方面,发生的影响最大。中国人受圣经贤传的影响太大了。孟子见梁惠王,第一句便是“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孟子又劝梁惠王,“王如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政治家谈到理财,好像做了一件亏心的事。汉武帝时代,桑弘羊领大农,在整个国家,因为对外战争,已经走上经济崩溃的路线以后,居然靠着平准政策的运用,“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这是多么大的贡献,但是卜式对他的批评,只是“烹弘羊,天乃雨”。其实一个有组织的国家,不能没有国家的经济政策。没有经济,便没有政治。孟子的主张,是十分取一。白圭问道:“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孟子说;“子之道,貉道也。”孟子是说无组织的民族,才能二十取一,有组织的国家,不能不十分取一。这是孟子的经济政策。他那“薄税政”的主张,用现代的术语,其实只是“养税源”。国家对于人民的赋税,不能太重,人民才可以谋经济发展,人民的经济发展了,国家便增加十分取一的机会。孟子的主张,其实不是“崇礼义,退财利,复往古之道,匡当世之失”那一套。

        居正当国以后,他的主张是富国强兵。要强兵便先要富国。富国不外是开源、节流。在这两方面,他都尽了最大的努力。考成法是开源,在考成法以外,当然还有节流。

        隆庆二、三年间的预算,每年国家收入二百五十余万两,支出四百余万两。这是一个岌岌可危的预算。当时没有屋上架屋的构机,也谈不到亲戚故旧的汲引,所以要节流便不仅是裁减“骈枝机关”、“闲散人员”。隆庆年间的节流是从皇帝和国防入手。这是大处著墨的方法。所以隆庆三年穆宗向户部索银三十万两,内阁便把岁入、岁出的状况奏明,请求停取银两,其结果穆宗只是说:

        这时的内阁大臣,真是负责任的大臣,穆宗的态度,有一些惫赖,但是皇帝索款,立刻打了三折,不能不算是好的。

        隆庆六年居正当国以后,在节流方面,真是“锱铢必较”。神宗开馆纂修《穆宗实录》,居正上疏,请求免循旧例赐宴。他说:

        这一年的冬天,居正在日讲的时候,请求次年正月早开日讲,不必设宴,并免元夕灯火。神宗真是一个听话的孩子,他说:

        “早吩咐停止了。伺候圣母用膳的时候,都很简单,逢到节期,只有果宴。”

        筵宴停止了,光禄寺春节的供应又省去七百余金。万历元年十月,居正进讲,言及宋仁宗不爱珠饰。

        “贤臣才是宝贝,珠玉有什么用处!”神宗说。

        “是呀,”居正再说,“明君贵五谷而贱珠玉;五谷养人,珠玉饥不可食,寒不可衣。”

        “正是,”神宗说,“宫人们喜欢珠玉,但是朕在岁赐上,没有一次不减省。”

        “皇上说到这一点,真是社稷苍生的福泽。”居正切实感到少年皇帝的“圣明”,同时也替户部宽心。他知道岁出方面,又省去一些不必要的开支。这年内承运库太监崔敏上疏请买金珠,奏疏发交内阁,居正看到以后,立即封还,切实给他一个否认。

        居正的对付鞑靼,也随时考量到国家的财政问题。宣大边外,俺答的问题解决了。隆庆五、六两年的抚赏,所费不过万余,而所省已百余万,居正在给宣大总督王崇古的信上,曾经说起:“今所与虏者,国家不啻若九牛一毛,而所获兹如此,若公与仆所为国谋者,忠乎否耶!”他真有些自负。但是他对于蓟辽,又是一种感想。蓟辽边外的“属夷”请求加赏,他认为不值得。他说:

        应当节省的钱都节省了:光禄寺采办的钱,世宗末年,每年用十七万,现在只用十三四万,节约的力量,一直支配到皇上的御厨。但是节流只是一个方面,主要的方面还是开源。考成法实行了,开源便得到合法的立场。考成法是一根鞭子,它的目标是督促一切政务的进行。但是在财政方面,考成法的成绩最显著。居正说过:“考成一事,行之数年,自可不加赋而上用足。”这一句揭开居正的怀抱。

        “不加赋而上用足”和桑弘羊的“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似乎神秘,实际上一点也不神秘。弘羊的武器是平准法,他打倒当时的富商大贾,把一切囤积居奇的利益,收归国有,这样应付了汉武帝时代的财政困难。居正的武器是考成法,他要实收粮赋,停止减免;这样便可以摧残当时的一部分大地主,维持国家的岁收。

        明朝对于江南和浙西的税额特重,尤其是苏州府。明初苏州府岁征秋粮二百七十四万六千余石,和浙江全省相等,实在是一个骇人的数字。因此反而造成土地集中的情势。贫农的生活困难了,田地卖给富家;富家的势力扩大了,不但坐食田租的收入,而且因为地位优越,可以获得减免的特惠。大地主的地位从此形成。大地主在减免的时候,可以优先享受;在科役的时候,可以设法避免;甚至在征税的时候,可以任意拖延。一切的利益都归大地主;一切的负担都归贫农。到了贫农担负不了的时候,于是便把田地卖给地主,从小农的地位,降为佃农。有的贫农索性连同土地和自由,一齐卖给地主,于是成为农奴;农奴对于主人,固然丧失平等的身分;但是对于国家,反而获得意外的自由,催租科役的差人,从此不会上门。就是这一点,便可以引起小农的羡慕。有时小农的经济状况,还不十分困难的时候,自己也会到大地主家里,请求收为农奴,这就是所谓“投靠家人”。所以从经济的立场讲,国家和大地主显然地成为对立的形势。大地主的势力愈扩大,国家的岁入便愈减少。因为大地主的拖欠赋税,以及投靠家人的逃避徭役,于是国家不得不把赋税徭役分摊到无力拖欠或逃避的小农。其结果更把小农驱入佃农或农奴的地位,越发增加大地主的势力。国家的力量,只增加事态的严重。

        这时是十六世纪,社会革命的呼声没有发动,平均地权的主张没有提出。有心的当局只有从“摧豪强,抑兼并”的途径入手。隆庆三年海瑞为应天巡抚,他的目的便是摧残大户。贫农的田产并入大户的,海瑞设法替他们夺还,实行他所看到的社会政策。后来万历十五年海瑞在南京死了,小民罢市,当他的棺柩出城的时候,沿江号哭相送的人,百里不绝,但是隆庆四年,海瑞就因为“鱼肉搢绅,沽名乱政”的名义被劾,解除应天巡抚。这里看出当时的地主利益和小民利益的冲突,而为了国家对付地主的大臣,又常常因为地主阶级的势力而终归失败。居正和海瑞的立场,本来不是绝对一致的,但是他对于海瑞的去职却绝对同情,所以他说:“至于海刚峰之在吴,其施虽若过当,而心则出于为民;霜雪之后,少加和煦,人即怀春,亦不必尽变其法以徇人也。”

        现在是居正的时代了。他用不到夺田还民,那些不易实行的政策;他有的是考成法,他发动政治的力量,增加岁入,打击地主,同时也减轻贫民的负担。他给应天巡抚宋仪望的信,是当时一篇有价值的文献:

        居正对于江南的大地主,印象太坏了。他还记得徐阶和他谈起的话,异时每闻存翁言,“其乡人最无天理”。及近时前后,官于此土者,每呼为鬼国,云“他日天下有事,必此中创之”。他说:“盖谓朝廷之政令,不能行于此地,而人情狡诈,能忍人之所不能忍,为人之所不敢为故也。”但是他对于他的办法,具有信心;他不怕时人的攻击,而且也相信终会得到大众的谅解。他说:

        居正的时代,国库的主要收入是田赋,唯有对田赋有把握,才谈到整理财政,才谈到富国。隆庆五年已经有过征赋不及八分,有司停俸的诏令。神宗登基以后,下诏:隆庆元年以前的积欠,一概豁免,隆庆四年以前的积欠,免三征七。换一句讲,便是隆庆五年以后的积欠,一概追缴,同时还得追缴以前三年的七成积欠。考成法实行以后,规定征赋不足额的,巡抚和巡按御史听纠,府、州、县官听调。事态确实有些严重了。从书生的立场看,一切只觉得操切,但是除了整理田赋以外,在当时的环境之下,有什么方法可以增加国库收入,弥补岁入、岁出的巨大的差额?

        元年,户部尚书王国光奏称:

        这是一个整理地方财政的计划。王国光主张由地方当局整理田赋收入,除去规定截留作为地方经费者以外,一概呈报中央,再由户部统筹,作为国防的经费。这一个计划的提出、批准和实行,当然都有居正在内。经过嘉靖、隆庆两朝虚耗以后,从神宗登位起,直至万历十年,国家称为富庶,不能不认为居正的大功。

        万历元年,六部的人事发生了两次变动。九月间吏部尚书杨博因病致仕,不久逝世。杨博的去位,当然是一个很大的损失。

        居正说过:

        杨博逝世以后,延推吏部尚书,候补人第一名、左都御史葛守礼,第二名、工部尚书朱衡,第三名、南京工部尚书张瀚。守礼资望最好,朱衡在河工方面,成绩最著,但是居正认定张瀚清贞简靖,独用张瀚。本来第三名称为陪推,照例是用不到的。因此张瀚对于居正,真是感激,在人才进退的方面,不免受内阁的影响。

        礼部尚书陆树声因为对于内阁感到不愉快,请求致仕,居正托树声的弟弟树德去挽留,但是树声去志坚决,只得由他去了。居正自己到树声家中,要他推荐替人,树声推荐南京礼部侍郎万士和。十二月间,礼部尚书也换了人。

        在边疆方面,最重要的变动是宣大总督的更换。宣大是当时最重要的地方,对付俺答封贡,王崇古尽了最大的努力,但是崇古需要休息了,居正提出方逢时。一次在文华殿上,神宗问道:

        “宣大重镇,为什么要取回王总督?”

        “朝廷用人,不宜把他的力量用尽。王崇古在宣大久了,应当休息一下,他日不妨再用。”居正说。

        “谁可以代王崇古?”神宗又问。

        “方逢时可代。”居正答。

        这样决定了王崇古入理京营戎政,方逢时补宣大总督的诏令。逢时本来是和崇古共事的,一切都很顺利。

        北边的问题,暂时稳定了,但是广东、广西和四川还需要处分。处分的方法,第一便要使得地方负责官吏,感觉地位的稳定。居正和神宗也说起:

        “现在南北督抚,皆臣亲自选用,能为国家尽忠任事之人。皇上宜加信任,不要听浮言,加以苛求,使他们无从展布。”

        “先生的话说得是,”神宗说,“先生公忠为国,所用的人哪有不当的。”

        广东离北京太远,地方又太富庶了。中央鞭长莫及,吏治不能澄清,贪官愈多,民愤愈大。政治的不良,成为地方治安的大祸。嘉靖中年以后,和平、龙南一带,李文彪、谢允樟、赖清规,都称王,占据江西、广东交界的地方,但是政府因为受到倭寇的牵掣,始终无力应付,直到四十四年,才算稍为安定一下。隆庆年间,惠州蓝一清、赖元爵,潮州林道乾、林凤、诸良宝,琼州李茂都起事了,整个的社会,不能安定。居正曾经说过:“嘉、隆之间,广州处处皆盗,议者谓岭表非我版图矣。”形势真是非常的严重。隆庆五年八月,高拱和居正商定,调殷正茂总督两广军务,决定进兵。居正和正茂说起:“治乱国,用重典。广固乱国也,其势非用兵威以震荡之,奸宄不畏,良民无依。”以后募浙兵,发马价,一切都由正茂放手去做。居正当国以后,更和正茂说:

        万历元年,潘季驯又和居正谈起,也是悬念广东的兵事。居正肯定地说:“广事近以属之殷司马,此君才略,足以办此,又假以便宜,兵食期一二年,当得荡定。”果然就在这一年中,将广东方面,逐步安定,只剩诸良宝、林凤未平,不幸广东军队,在进攻中,受到一些意外的挫折,居正和正茂再说:

        统治者下了镇压的决心,正茂当然出力,万历元年四月,潮州一带的军事成功了,只有林凤和部下出海,在福建、广东的海岸线活动,最后完成他在海外发展的使命。

        在广西方面,当殷正茂由广西巡抚调任两广总督的时候,继任的是郭应聘。这时府江瑶也起了一次大动乱。府江是从桂林到苍梧的桂江,在阳朔到昭平三四百里这一段,两岸都是瑶山。瑶人进攻永安州、荔浦县,掳去知州杨唯、都指挥胡潮。桂江交通中断,各县城门,白天都不敢开,形势严重极了。居正一面吩咐应聘调集大军,一面说:

        寇盗,为患久矣,异时居官者,皆畏首事,莫敢发,故其患滋甚。今乘古田之余威,用足下之妙算,歼此狐鼠,谅不为难。但炎荒瘴病之地,屯数万之众,役不宜淹久,贵在临机速断,沉谋遄发,先并力以破其一巢,则余贼自然破胆,次第可平。若以三万之饷,与之相持于钦、岑之间,使贼跧伏溪涧,以逸待劳,非计之得者也。兵机不敢遥制,特献其瞽见如此,惟高明采择焉。

        应聘正在调集大军六万,进讨府江瑶的当中,怀远的瑶人又起义了,杀知县马希武,情势也很吃紧。这时已经是隆庆六年的秋后,居正当国,更有决定的全权。他和应聘商定,先定府江瑶,一面招抚怀远,等到府江平定以后,随即进兵。冬天以后,府江已经安定,但是万历元年正月进兵怀远,又因为雨雪的关系,发生停顿。居正说:

        但是战事已经决定,没有徘徊的余地。应聘调兵十万,积极进行,居正只是说:“不谓其怙恶不悛,敢行称乱如此,则天讨所必加,虽费财动众,亦难中止矣。一切剿处事宜,公所画俱当,惟公自裁便宜行之,不敢中制。”就在这一年,怀远兵事结束,广西平定。居正主张彻底荡平。他说:“兵已深入,须尽歼之,毋使易种于斯土,又烦再举也。”

        万历元年,四川方面发生平定都掌的军事。都掌“蛮”盘踞叙州府高、珙、筠连、长宁、江安、纳溪六县地方。“蛮”首踞九丝山、鸡冠岭、都都寨、凌霄峰、四出掳掠,成为四川心腹之患。四川巡抚曾省吾决心进兵,居正也认为“都掌为害多年,不容不除”。省吾调兵十四万,奏留总兵刘显统兵出发。刘显在福建平倭,和俞大猷、戚继光齐名,但武官的积习太深了,贪赃行贿,不守法纪,一切的事都有,这时正被劾罢。居正和省吾说:“若其人果可用,不妨特疏留之,立功赎罪;如不可用,则当别授能者。公宜以此意明示刘显,俾鼓舞奋励;如玩寇无功,必将前罪并论诛之,不敢庇也。地方大事,惟公熟计之。”三月中,刘显准备完成,一举击破凌霄峰;居正再寄书省吾,督促追击:

        九月中,刘显平定都掌。捷音到京,居正说起:“十月十四日,闻九丝捷音,不觉屐齿之折。殄此巨寇,不惟蜀民安枕,且国家神气,借此一振,四方有逆志感纪之人,亦将破胆而不敢恣睢矣。”这里看出他心中的喜悦。

        居正对于国事的计划,是在稳定中求进展。他整顿赋税,节省支出,为国家安定经济的基础。对于北边的国防,他是一面分化鞑靼,一面整理军实。对于南方的动乱,他用最大的努力加以镇压,劳师费财,一点都不顾惜。这些动乱的原因,他明明知道是由于政治的不良,因此他的责任应当是努力改进当时的政治情况,但是他的措施,只是对于起义农民和少数民族的无情镇压。居正是封建社会的统治者,这里完全暴露了封建统治者的凶狠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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