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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张居正大传第五章 内阁中的混斗(上)

第五章 内阁中的混斗(上)

        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裕王载垕即位,这是后来的穆宗。他即位的时候,年三十岁。

        世宗是一位干练的君主。他崇信道教,从事斋醮,然而他永远没有忘去他是君主。杨廷和、杨一清、张孚敬、夏言、严嵩、徐阶——这一群有名的首辅,固然曾经掌握政权,但是威柄,依然在世宗手里。穆宗和他的父亲不同,他是完全另外一个范畴的人物。世宗在位的时候,他只是一味地谨慎小心,甚至连父亲都不敢看一面。世宗逝世了,他自己做君主,但是君主的威权,在他简直是一种痛苦的经验。朝会的时候,他照例是不发一言。如此一年一年地过去。起初还不妨说是什么“高宗谅阴,三年不言”,但是一直到第四年,他还没有感觉到说话的必要。这确有些骇人了。隆庆三年,尚宝丞郑履淳上疏:

        陛下御极三祀矣,曾召问一大臣,面质一讲官,赏纳一谏士,以共画思患豫防之策乎?高亢睽孤,乾坤否隔,忠言重折槛之罚,儒臣虚纳牖之功,宫闱违脱珥之规,朝陛拂同舟之义。回奏蒙谴,补牍奚从?内批径出,封还何自?

        隆庆四年刑部主事陆树德上言:“上下交为泰,今暌隔若此,何以劘君德,训万几?”但是一切的规诤,对于穆宗,没有发生什么影响。

        当然,穆宗不是白痴,他只是对于实际政治发生厌倦。在宫廷里面,他有他的爱和憎。他爱女人,爱喝酒,爱和内监们一起游玩,爱鳌山,爱宫苑,爱秋千,爱龙凤舰,爱金匮玉盆:一切消闲的娱乐他都爱,一切实际的政治他都憎。事实上,实际的政治,用不到他自己操心。他有徐阶、高拱、张居正,这些干练的政治家;他也有李春芳、陈以勤、郭朴,这些忠谠的大臣。政权交给他们好了,穆宗自己想。不幸他连驾驭大臣的威柄,也一齐放手,因此穆宗一朝,内阁里面只见到不断的混斗。

        穆宗是一个宽厚的君主,这是他和世宗绝对不同的地方。他即位的初年,诏令户部购买珠宝,户部尚书马森执奏,不听;给事中、御史们进谏,不听。最后激怒了御史詹仰庇,他上疏说:“陛下玩好之端渐启,弼违之谏恶闻,群小乘隙,百方诱惑,害有不可胜言者。”这是直接攻击皇帝了,穆宗只给他一个不答复。穆宗对陈皇后日渐疏远,皇后迁居别宫,慢慢地郁出病来,仰庇又上疏道:

        “先帝慎择贤淑,作配陛下,为宗庙社稷内主,陛下宜遵先帝命,笃宫闱之好。近闻皇后移居别宫,已近一载,抑郁成疾,陛下略不省视。万一不讳,如圣德何!臣下莫不忧惶,徒以事涉宫禁,不敢颂言。臣谓人臣之义,知而不言,当死,言而触讳,亦当死。臣今日固不惜死,愿陛下采听臣言,立复皇后中宫,时加慰问,臣虽死,贤于生。”

        这样地切直,在世宗的时候,久已应当受到廷杖的处分了,穆宗只批着,“后无子多病,移居别宫,聊自适以冀却疾。尔何知内廷事,顾妄言!”在明代,这真是难得了,一切看出穆宗是一个平庸的,然而宽厚的君主。

        穆宗即位的时候,内阁大学士是徐阶、李春芳、郭朴、高拱四人。徐阶是首辅,内阁中最不平静的分子是高拱。

        短短的十二月过去了,第二年便是穆宗隆庆元年。开了新年,居正由翰林院侍读学士,进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侍郎是正三品,这已是进官了,但是只是一个阶梯。二月居正晋吏部左传郎兼东阁大学士,入阁。同时入阁的还有他的房师陈以勤。二人入阁,当然都是因为曾为裕邸讲官的原故。

        这一年居正四十三岁了,也许他还记得荆州张秀才那两句诗,“凤毛丛劲节,只上尽头竿”。努力,努力!在三十年以后的今日,他已经直上尽头竿了,但是他还得努力,他要一直赶上尽头竿的顶点。

        奉诏入阁以后,他有《辞免恩命疏》,这是一篇可以纪念的文章,全录于次:

        当然地,这是一篇例行的文章。明代关于大臣的任命,到了中叶以后,演成会推的制度。《明会典》:“阁臣,吏、兵二部尚书,会大九卿、五品以上官及科、道,廷推上二人,或再上三、四人,皆请自上裁。”就是指的此事。廷推便有些议会选举制的意味了。不过名为会推,其实主持者自有其人,其余的只有承认,未必公开地取决于多数的赞同。所以后来颜继祖论为“会推但六科掌篆者为主,卿贰台臣罕至,且九卿台谏,止选郎传语,有唯诺,无翻异,何名会推!”这是指的主持之权落在六科都给事中以后的情形。但是万历以来,大权只在吏部尚书和文选司郎中之手,廷推只是一个形式。其实即在西方议会制盛行的国家,选举也只是公开的形式,一切的决定,还是由一、二人主持。所以大体方面,本来有不少的类似。

        但是会推的制度以外,还有特简。任用大臣的时候,会推和特简,是两种迭用的方式。有时大臣认为特简是一种偏私的恩典,甚至拒绝皇上的荣命。孝宗用中旨改徐恪为南京工部右侍郎,恪疏称“大臣进用,宜出廷推,未闻有传奉得者。臣生平不敢由他途进,请赐罢黜”。这是一个好例。可是特简的制度,永远和会推的制度并存。干练的君主,用人行政的时候,甚至大都出于特简。在宽厚平庸的君主手里,特简的大权依然存在,但是简用的大臣,不是出于首辅的推荐,便是出于近幸的引进。居正这次入阁,全是徐阶的力量。居正自言“圣主念甘盘之旧,不弃簪履;元翁垂接引之慈,无遗管蒯”,所谓“元翁”,即指徐阶。

        入阁以后,便有入阁以后的措施。无疑地,居正是热恋政权的。自隆庆元年入阁以后,直到万历十年身死为止,在这长长的十六年之中,他没有一天不在积极地巩固他的政权,也没有一天曾经放弃他的政权。政权在手中了,他要有一番作为。隆庆元年,他还只是一个新进,阁中充满他的老师和前辈,只有李春芳是他的同年,但是在他入阁以前,春芳已经是二年大学士了。可是居正既经入阁,便有一番抱负。也许在做翰林学士的时候,他还预备做一个文人,现在事情不同了,一切都看在他的眼里。入阁之初,他有这样的几封信:

        关于居正入阁之初,还有一段记载,应当辨正的。王世贞《张居正传》,称“当居正之进阁,阁臣凡六人,……居正最后拜,独谓辅相体当尊重,于朝堂倨见九卿,他亦无所延纳;而间出一语,辄中的,人以是愈畏惮之,重于他相矣”。其后《明史》居正本传亦称:“时徐阶以宿老居首辅,与李春芳皆折节礼士,居正最后入,独引相体,倨见九卿,无所延纳,间出一语,辄中肯,人以是严惮之,重于他相。”《明史》本传的记载,完全根据王传,连字句方面,都可以指出雷同的地方。其实两传都是错误的。

        这段记载的错误,是时间的错误。居正倨见九卿,为众严惮的时候,是有的,但是这是万历以后的事了。万历元年九月,吏部尚书杨博致仕,十二月礼部尚书陆树声致仕,三年六月左都御史葛守礼致仕,老成人退休了,九卿之中,不是居正所汲引,便是他的亲戚,居正身为首辅,连带阁中的吕调阳、张四维,都几乎成为他的僚属,何况九卿!“倨”是诚然有的,“惮”也理有固然。但是隆庆元年,居正入阁之初,杨博为吏部尚书,葛守礼为户部尚书,都是居正平时严惮的人物,在官阶方面,都在居正之上,本来谈不到“倨”。隆庆六年六月,神宗即位,居正当国,七月用陆树声为礼部尚书。树声是嘉靖二十年进士,比居正前两科,居正见树声,用后辈见先辈礼。有一次树声到内阁拜访居正,因为客坐稍偏,简直不肯入座,直待居正亲自改正席次以后,方肯接谈。这里固然看到树声的严正,但是同样也看出居正的礼遇。居正当然有居正的气魄,但是要说入阁之初“倨见九卿”,这是时间的错误。

        隆庆元年四月,居正进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据《文忠公行实》,这次进官,因为“永乐大典成”的原故,当然这是指重修《永乐大典》的故事。

        就在这短短的时期里,内阁里发生一次阁潮。隆庆初年的内阁,实际是三个名臣的内阁,——徐阶、高拱、张居正。居正和徐阶、高拱,都有相当的关系,现在还没有到他出露头角的时机,但是徐阶、高拱的对立,正在逐日地尖锐。

        第一个攻击高拱的,是吏科给事中胡应嘉。世宗病重的时候,高拱从直庐里,偷偷地回去,准备搬家。应嘉知道了,提出弹劾,世宗在昏眩的当中,一切不问,但是高拱认为胡应嘉和徐阶同乡,一定受了徐阶的指使,事态便扩大了。高拱有仇必报,本来谈不上容忍,一切正在等待机会。隆庆元年,吏部尚书杨博主持京察。京察是明代的制度,宪宗成化四年,奏准,京官五品以下,吏部会同都察院及各堂上掌印官共同考察。孝宗弘治十七年奏准,每六年一次举行。六年京察的制度确定了,但是万历以前,有时还来一个特别考察,这便是所谓“闰察”。本来明朝的文官制度,是终身制,像那些“改组”“裁员”,以及“手谕”开除这一类的制度,都还没有发明。在大臣手里的威柄,只是“京察”。这个威柄,照理握在礼部尚书手中,除了都御史可以随时过问外,不受任何的干涉。现在权柄在杨博手中了,这一次的京察,连御史、给事中都降黜了,算得雷厉风行。偏偏杨博的同乡,山西人没有一个降黜的。这一来动了御史和给事中的公愤。第一个攻击杨博的,又是胡应嘉。

        应嘉弹劾杨博挟私愤,庇乡里,错是没有说错,可是恰恰错在应嘉的吏科给事中上面。在吏部办理京察的时候,吏科给事中应当参加,事前没有提出异议,事后偏要提出弹劾。连宽厚的穆宗也认为抵牾,下令内阁商量处罚。这一来高拱报复的机会到了。

        内阁当中,郭朴和高拱同乡,这一次首先发言的是郭朴。他毅然地说:“胡应嘉出尔反尔,全不是人臣事君的道理,应当革职。”

        “应当革职为民。”高拱也说。

        徐阶看了郭朴,再看高拱,两位阁老都紧张的了不得,没奈何,只得点点头。胡应嘉的革职,算是革定了。

        明朝的言官,真是了不得。他们是一窝胡蜂,你动了一个,他们会来一群。都察院有的是御史,六科里有的是给事中,你瞧吧!京察的时候,吏部尚书对于言官,照例谈不到降黜。偏偏杨博给他们一次降黜,偏偏郭朴、高拱又主张胡应嘉革职为民,胡蜂窝惊动了,兵科给事中欧阳一敬先劾高拱“奸险横恶,无异蔡京”。给事中辛自修、御史陈联芳上疏再劾高拱,御史郝杰直攻高拱“无宰辅器”。事态更加严重了。一切的责任都在徐阶身上。徐阶拟旨调胡应嘉为建宁推官,处分减轻了,但是一般的言官们还不满意。欧阳一敬再劾高拱“威制朝绅,专柄擅国,亟宜罢”。高拱当然不能承认,便来一次答辩。事情又到徐阶手里了。徐阶拟旨一边慰留高拱,一边斥责言官:他满心以为从此结束了一件公案。

        可是高拱没有满意。高拱希望徐阶拟旨,给言官们一次廷杖。杖,杖,杖!高拱记得世宗的时候,言官们弹劾大学士以后,通常是一次廷杖,说不定还有更坏的在后面,杖一下,算什么?徐阶也记得这是严嵩掌握政权的故事;他知道穆宗不是世宗,自己也不是严嵩,至于为了高拱,再和言官们结怨,那更犯不着;他再三考虑,只是摇摇头。徐阶决定不和言官们结怨,但是高拱却决定和徐阶结怨了。“你手下有言官,”高拱想,“我手下也有一两个。”

        高拱手下的御史是齐康。在应嘉事后不久,齐康便对徐阶提出一次弹劾。可是这一次却犯了言官们的众怒,大众聚齐了,痛痛快快地先给他一次唾骂。一敬劾齐康,齐康也劾一敬。“你说我是高党,我便说你是徐党。”北京城里有的是纸张,弹劾,弹劾!但是齐康这一边人数太少了,究竟抵不上欧阳一敬的气势。从此高拱成为众矢之的。但是最后的一枝箭,却从南京放过来。

        京察的大权操在吏部和都察院手里,在京察的时候,得到贬黜处分的,连皇帝也留不得,神宗万历以后,偶然还留几个,这真是偶然了。隆庆以前,京察是无上的威权,五品以下的官吏,一经“察典”,便是终身的耻辱。这是“上剋下”。但是明朝的制度,一切都有个平衡,有了“上剋下”,当然便有“下剋上”。四品以上的官,是京察管不了的,他们在京察这一年,每人照例“遵诏自陈”。自陈便是陈述个人的阙失,听候皇帝的处分。当然这是一种形式,自己不妨来一个“学疏才浅”,用不到直抉隐微,自行攻击。但是给事中、御史们,可以提出“京察拾遗”;经过“京察拾遗”的,没有幸免的机会。这一次高拱和北京的言官闹翻了,因为要顾全身分,北京的言官到底不好提出拾遗。拾遗的责任,落在南京的给事中和御史肩上。就在隆庆元年五月,高拱致仕。高拱去了以后,言官对于郭朴还是不断地攻击,到九月间,郭朴也致仕。这一次阁潮里,徐阶又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当然这是一个严重的阁潮,然而居正毕竟度过了,在左右为难的当中,总算没有得罪老师,也没有得罪朋友,但是他对于言官们的嚣张,留下一个不可磨灭的印象。他认为“士习人情,渐落晚宋窠臼”,正在计较怎样地给他们一个处分。言官们得到徐阶的保障,议论逐日地激昂起来,穆宗感觉厌倦,吩咐徐阶惩诫,徐阶只是传谕言官,自行省改,事情又平息下去了。这样度过隆庆元年。

        二年正月,居正加少保兼太子太保。

        这一年的上半年,政局又发生了一些波浪。内阁里面,除了徐阶、居正,只有李春芳、陈以勤,都是忠厚长者,本来不会有什么波浪的。波浪却发生在皇帝的宫中。穆宗是一个宽厚的人,但是他爱玩好,爱游幸。这算得什么呢?但是古代的大臣,对于皇上私人的行为,负有政治上的责任。徐阶一再谏阻,免不了皇帝左右的厌恶。六月间,穆宗又要幸南海子,而徐阶再来一次切谏。也许穆宗委实有些厌倦了,也许他还不十分清楚,他毕竟往南海子去了。七月间,给事中张齐又给徐阶提出一次弹劾。终于徐阶也致仕了,十七年的大学士,七年的首辅,就在隆庆二年七月间舍弃了北京的政治生活,回到江南的故乡。临行的时候,徐阶把朝廷大事和个人家事,一切都托付给居正。朝廷大事,居正当然应当担当的。徐家的事,也许还有一些曲折。徐阶三个儿子,当徐阶在朝的时候,在家乡委实有些作威作福。尽管父亲在那里高讲心性之学,但是儿子们所爱的只是钱财。亲戚陆家的家长死了,孩子还小,巨万的家财,都到了徐家。家乡的怨,正在那里滋长,连在北京城里,也成了公开的消息。齐康不曾为此提出弹劾吗?高拱致仕了,但是会不会长在林下,谁都不能说。徐阶知道自己是林下的人了,处处都得提防。他只有吩咐居正,他知道唯有居正,是自己一手提拔的人,也唯有居正,可以替自己担当这些大事。

        和徐阶分别以后,居正给他一封信:

        “丙寅之事”,指立穆宗、发遗诏的事。这一书看出徐阶和居正中间的密切关系。其后隆庆四年,居正又有一书,述及在两度政潮中自己的立场:

        此书大致作于隆庆四年,最迟不出五年。三年十二月高拱召还,兼掌吏部。所谓“世局又当一新”者,自指高拱复政事。“冥鸿迹远”两句,给徐阶一些安慰。大致高拱复政以后,徐阶寒心,所谓“台翰”,当然又是一番吩咐,所以居正再与安慰。此书又可见出隆庆二年徐阶的失败,完全是因为内监们的攻击,所谓“中人内构”者指此。明白了徐阶失败的原因,便可以明白高拱复政的原因。一个宽厚的皇帝,自己不能亲政,和士大夫间失去了应有的联系,一切的耳目,寄在内监身上,政治上的波澜,都从宫廷中发出,这是穆宗的失策。明史责备穆宗“柄臣相轧,门户渐开,而帝未能振肃乾纲,矫除积习”,只是一个平庸的论断。

        徐阶去位,李春芳代为首辅,政权应当是春芳的了,但是春芳只是一个好好先生,谈不上什么作为。到八月间,居正上陈六事疏。六事是:(一)省议论;(二)振纪纲;(三)重诏令;(四)核名实;(五)固邦本;(六)饬武备。这是居正的大政方针。有什么远大的政见?没有的,这里只有平凡的见地,没有高超的理论。居正不是政论家,他只是一个现实的大臣。一切的主张,都针对当时的需要。省议论,核名实,饬武备三事,对于现代的国家都有相当的价值,移录如次:

        一、省议论 臣闻天下之事,虑之贵详,行之贵力,谋在于众,断在于独。汉臣申公云,“为治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臣窃见顷年以来,朝廷之间,议论太多,或一事而甲可乙否,或一人而朝由暮跖,或前后不觉背驰,或毁誉自为矛盾,是非淆于唇吻,用舍决于爱憎,政多纷更,事无统纪。又每见督抚等官,初到地方,即例有条陈一疏,或漫言数事,或更置数官。文藻竞工,览者每为所眩,不曰“此人有才”,即曰“此人任事”。其实莅任之始,地方利病,岂尽周知?属官贤否,岂能洞察?不过采听于众口耳。读其辞藻,虽若烂然,究其指归,茫未有效,比其久也,或并其自言者而忘之矣。即如昨年,皇上以虏贼内犯,特敕廷臣,集议防虏之策,当其时,众言盈庭,群策毕举,今又将一年矣,其所言者,果尽举行否乎?其所行者,果有实效否乎?又如蓟镇之事,初建议者曰,“吾欲云云”,当事者亦曰,“吾欲云云”,曾无几何,而将不相能,士哗于伍,异论繁兴,讹言隆至,于是议罢练兵者,又纷纷矣。臣窃以为事无全利,亦无全害,人有所长,亦有所短,要在权利害之多寡,酌长短之所宜,委任责成,庶克有济。今始则计虑未详,既以人言而速行,终则执守靡定,又以人言而遽止,加之爱恶交攻,意见横出,谗言微中,飞语流传,寻之莫究其端,听之不胜其眩,是以人怀疑贰,动见诪张,虚旷岁时,成功难睹。语曰:“多指乱视,多言乱听!”此最当今大患也。伏望皇上自今以后,励精治理,主宰化机,扫无用之虚词,求躬行之实效。欲为一事,须审之于初,务求停当,及计虑已审,即断而行之,如唐宪宗之讨淮蔡,虽百方阻之,而终不为之摇。欲用一人,须慎之于始,务求相应,既得其人,则信而任之,如魏文侯之用乐羊,虽谤书盈筐,而终不为之动。再乞天语,丁宁部院等衙门,今后各宜仰体朝廷省事尚实之意,一切章奏,务从简切,是非可否,明白直陈,毋得彼此推诿,徒托空言。其大小臣工,亦各宜秉公持正,以诚行直道相与,以勉修职业为务,反薄归厚,尚质省文,庶治理可兴,而风俗可变也,伏乞圣裁。

        一、核名实 臣闻人主之所以驭其臣者,赏罚用舍而已。欲用舍赏罚之当,在于综核名实而已。臣每见朝廷欲用一人,当事者辄有乏才之叹,窃以为古今人材,不甚相远,人主操用舍予夺之权,以奔走天下之士,何求而不得,而曰“世无才焉”!臣不信也。惟名实之不核,拣择之不精,所用非其所急,所取非其所求,则士之爵禄不重,而人怀侥幸之心,牛骥以并驾而俱疲,工拙以混吹而莫辨,才恶得而不乏,事恶得而有济哉!臣请略言其概。夫器必试而后知其利钝,马必驾而后知其驽良,今用人则不然。称人之才,不必试之以事,任之以事,不必更考其成,及至偾事之时,又未必明正其罪。椎鲁少文者,以无用见讥;而大言无当者,以虚声窃誉;倜傥伉直者,以忤时难合;而脂韦逢迎者,以巧宦易容。其才虽可用也,或以卑微而轻忽之;其才本无取也,或以名高而尊礼之;或因一事之善,而终身借之以为资;或以一动之差,而众口告之以为病。加以官不久任,事不责成,更调太繁,迁转太骤,资格太拘,毁誉失实。且近来又有一种风尚,士大夫务为声称,舍其职业,而出位是思,建白条陈,连篇累牍,至核其本等职业,反属茫昧。主钱谷者,不对出纳之数,司刑名者,未谙律例之文。官守既失,事何由举?凡此皆所谓名与实爽者也。如此则真才实能之士,何由得进?而百官有司之职,何由得举哉?故臣妄以为世不患无才,患无用之道。如得其道,则举天下之士,唯上之所欲为,无不应者。臣愿皇上慎重名器,爱惜爵赏,用人必考其终,授人必求其当,有功于国家,即千金之赏,通侯之印,亦不宜吝;无功国家,虽笑之微,敝绔之贱,亦勿轻予。仍乞敕下吏部,严考课之法,审名实之归,遵照祖宗旧制,凡京官及外官,三、六年考满,毋得概引复职,滥给恩典,须明白开具“称职”,“平常”,“不称职”,以为殿最。若其功过未大显著,未可遽行黜陟者,乞将诰册、勋阶等项,酌量裁与,稍加差等,以示激劝。至于用舍进退,一以功实为准,毋徒眩于声名,毋尽拘于资格,毋摇之以毁誉,毋杂之以爱憎,毋以一事概其平生,毋以一眚掩其大节。在京各衙门佐贰官,须量其才器之所宜者授之,平居则使之讲究职业,赞佐长官。如长官有缺,即以佐贰代之,不必另索。其属官有谙练故事、尽心官守,九年任满者,亦照吏部升授官职,高者即转本衙门堂上官。小九卿堂官品级相同者,不必更相调用。各处巡抚官,果于地方相宜,久者或就彼加秩,不必又迁他省。布、按二司官,如参议久者,即可升参政,佥事久者,即可升副使:不必互转数易,以滋劳扰。如此则人有专职,事可责成,而人材亦不患其缺乏矣。此外如臣言有未尽者,亦乞敕下该部,悉心讲求,条列具奏。伏乞圣裁。

        一、饬武备 臣惟当今之事,其可虑者,莫重于边防;庙堂之上,所当日夜图画者,亦莫急于边防。选年以来,虏患日深,边事久废。比者屡蒙圣谕,严饬边臣,人心思奋,一时督抚将领等官,颇称得人,目前守御,似亦略备矣。然臣以为虏如禽兽然,不一创之,其患不止,但战乃危事,未可易言,须从容审图,以计胜之耳。今之上策,莫如自治,而其机要所在,莫如皇上赫然奋发,先定圣志。圣志定,而怀忠蕴谋之士,得效于前矣。今谭者皆曰:“吾兵不多,食不足,将帅不得其人。”臣以为此三者皆不足患也。夫兵不患少而患弱。今军伍虽缺,而粮籍具存,若能按籍征求,清查隐占,随宜募补,着实训练,何患无兵?捐无用不急之费,并其财力,以抚养战斗之士,何患无财?悬重赏以劝有功,宽文法以伸将权,则忠勇之夫,孰不思奋,又何患于无将?臣之所患,独患中国无奋励激发之志,因循怠玩,姑务偷安,则虽有兵食良将,亦恐不能有为耳。故臣愿皇上急先自治之图,坚定必为之志,属任谋臣,修举实政,不求近功,不忘有事,熟计而审行之,不出五年,虏可图矣。至于目前自守之策,莫要于选择边吏,团练乡兵,并守墩堡,令民收保,时简精锐,出其空虚以制之,虏即入犯,亦可不至大失。此数者昨虽已经阁、部议行,臣愚犹恐人心玩揭日久,尚以虚文塞责。伏乞敕下兵部,申饬各边督抚,务将边事,著实举行。候秋防毕日,严查有无实效,大行赏罚,庶沿边诸郡,在在有备,而虏不敢窥也。再照祖宗时,京营之兵数十万,今虽不足,尚可得八九万人,若使训练有方,亦岂尽皆无用,但士习骄惰,法令难行,虽春秋操练,徒具文耳。臣考之古礼,及我祖宗故事,俱有大阅之礼,以习武事,而戒不虞。今京城内外,守备单弱,臣常以为忧。伏乞敕下戎政大臣,申严军政,设法训练。每岁或间岁,季冬农隙之时,恭请圣驾,亲临校阅,一以试将官之能否,一以观军士之勇怯,有技艺精熟者,分别赏赉,老弱不堪者,即行汰易。如此,不惟使辇毂之下,常有数万精兵,得居重驭轻之道,且此一举动,传之远近,皆知皇上加意武备,整饬戎事,亦足以伐狂虏之谋,销未萌之患,诚转弱为强之一机也。伏乞圣裁。

        三条以外,振纪纲条则言:“伏望皇上奋乾刚之断,普离照之明,张法纪以肃群工,揽权纲而贞百度;刑赏予夺,一归之公道而不必曲徇乎私情,政教号令,必断于高衷而毋致纷更于浮议。法所当加,虽贵近不宥,事有所枉,虽疏贱必申。”重诏令条则言:“伏望敕下部、院等衙门,凡大小事务,既奉明旨,须数日之内,即行题覆,若事理了然,明白易见者,即宜据理剖断,毋但诿之抚、按议处,以致耽延。其有合行议勘问奏者,亦要酌量事情缓急,道里远近,严立限期,责令上紧奏报,该部置立号簿,发记注销。如有违限不行奏报者,从实查参,坐以违制之罪,吏部即以此考其勤惰,以为贤否。然后人思尽职而事无壅滞也。”固邦本一条,从国家经费的立场立论。本来居正对于嘉靖以来,民穷财尽的情形,目睹心伤,所以一面言“伏望皇上轸念民穷,加惠邦本,于凡不急工程,无益征办,一切停免,敦尚俭素,以为天下先”;一面又说“今风俗侈靡,官民服舍,俱无限制。外之豪强兼并,赋役不均,花分诡寄,恃顽不纳田粮,偏累小民。内之官府造作,侵欺冒破,奸徒罔利,有名无实。各衙门在官钱粮,漫无稽查,假公济私,官吏滋弊,凡此皆耗财病民之大者,若求其害财者而去之,则亦何必索之于穷困之民,以自耗天下之元气乎?”

        居正二十五岁有《论时政疏》;上《陈六事疏》的时候,他已经四十四岁了。二十年的当中,固然有许多前后一贯的地方,但是二十年的经验,在他的主张里,发生不可磨灭的变化。他的议论,已经摆脱少年文士的习气,一切扼着要点,他所陈的六事,我们不妨分为两大项:第一是论政本;第二是论急务。

        第一条到第四条是论政本。他希望穆宗有主张,有决断,一切的诏令要实现,一切的政策要贯彻,一切的议论要控制。用现代的术语,他希望穆宗实行独裁政治。不明白君主政治内容的人,也许以为君主政治都是独裁的,其实这是观念的错误。君主政治只能加强独裁的地位,不一定是独裁政治。在一个优柔寡断的君主手里,整个的政局,常有多头政治的倾向,这不是独裁。居正的主张,是希望穆宗独裁。振纪纲,崇诏令两条,增进君主的地位;省议论一条,取缔一般的言论;核名实一条,完成独裁的机构。独裁,独裁,唯有独裁,才是居正的理想。他歌颂成汤,歌颂秦始皇,歌颂明太祖。他曾说过:

        《杂著》不知是哪一年度著作,从太祖洪武元年,到穆宗隆庆元年,恰恰二百年,所以这一段是隆庆二年以后写的了,或许是和《陈六事疏》同时或略后。在这一段时间里,居正希望穆宗做成汤,他自己也准备做伊尹。但是居正的《陈六事疏》和《论政事疏》一样,没有达到应有的希望。事情再简单没有,穆宗不是成汤,不是秦始皇,不是明太祖、成祖,连带不是世宗,他只是一个宽厚的君主,谈不上“总揽乾纲,独运威福”。当然,居正显然地憧憬到景帝任用于谦的故事。那时只要有一个负责的大臣,国家一样地可以转危为安,但是隆庆二年,整个的国家,在粉饰太平的当中,皇帝对于居正,未必像景帝那样的信任,而且内阁还有李春芳、陈以勤这几位大臣,一切的大权也轮不到居正。等待,等待,居正还得等待。他所得的只有朱批“览卿奏,俱深切时务,具见谋国忠恳,该部、院看议行”二十个字。

        成效不能说是没有的。都御史王廷复振纪纲,重诏令二事,分为八条。户部尚书马森议固邦本事,言财用之当经理者十条。兵部尚书霍冀议饬武备事,一议兵,二议将,三议团练乡兵,四议守城堡,五议整饬京营;又奏请亲临大阅。一切都是空文。

        但是毕竟还有一些成绩,这便是省议论。隆庆二年八月以后,议论少得多了。居正自己屡次说过:

        太宰指吏部尚书杨博,李石翁即李春芳,字石麓。本来从嘉靖末年起,内阁里面,种下斗争的种子,许多议论发生了,“或一事而甲可乙否,或一人而朝由暮跖”,这是事实。现在高拱去了,徐阶去了,吏部尚书有老成练达的杨博,内阁首辅有宽和沉静的李春芳。一切的风波平定下来。不过这只是暂时的停止,到隆庆三年的秋天,风波又起,以后波涛汹涌,直到隆庆六年的秋天。隆庆四年,居正曾说:“声容盛而武备衰,议论多而成功少,宋之所以不竞也,不图今日,复见此事。仆不度德量力,欲一起而振之,而力不从心,动见龃龉,茹堇怀冰,有难以言控者,惟当鞠躬尽瘁,以答主知而已。其济与否,诚不可逆睹也。”居正当日的处境,我们由此可以想象。

        李春芳、陈以勤这几位大学士,只是太平的宰相,在动乱的当中,他们谈不到干济。相传徐阶致仕以后,春芳长叹一声:

        “徐公致仕了,我说不到久留,只有早晚也去。”他说。

        “只有这样,才可保全令名。”居正接下说。

        据说因此春芳连上三疏,请求致仕。事情也许不一定如此。但是居正对于当时的朝政,委实十分地忧虑。后来他也说:“窃见嘉、隆以来,纪纲颓坠,法度陵夷,骎骎宋、元之弊。”他真不料到在这个困难中,“一起而振”的抱负只存在自己的腔子里。当他看到这几位雍容进退的大臣时,他会想起孔子的议论:“危而不持,颠而不扶,则将焉用彼相矣。”孔子不是过激,他只觉得处在有责任的地位,应当把责任切实负起来。孔子又曾经提起质问:“虎兕出于柙,龟玉毁于椟中,是谁之过与?”居正当然记得朱熹《集注》“典守者不得辞其过”。猛兽从笼子里出来,宝贝在柜子里毁掉,这都是负责任者的罪过。居正慨然地感觉到一切都是自己的责任。“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居正自己看得很明白。

        当时第一重责任,便是国防。明朝的制度,完全是战时体制,国家的政治中心,放在第一道战线上,永远脱离不了战争的威胁;忧国的大臣,当然也抱定国防第一的方略。万历三年,北边的大局,已经渐渐地稳定,居正还说:“仆内奉宸扆,外忧边境,一日之内,神驰九塞,盖不啻一再至而已。”那么在隆庆初元,他对于边境的忧虑,当然更可知。他的方针,是先行整理边防的布置,随时再作出击的计划。

        从明朝初年直到张居正时代,最大的敌人只是北方的鞑靼。明朝对外的策略,第一是修筑北方的边墙,这是有名的万里长城,当时的国防工事。在长城以内设有九镇:辽东、蓟州、宣府、大同、榆林、宁夏、甘肃、太原、固原。用现在的术语,便是九个军区,居正所谓“神游九塞”者指此。河套一带,敌人的势力比较薄弱,因此西部四镇不十分吃重,太原在内长城以内,也还安定。吃紧的是辽东、蓟州、宣化、大同四镇。嘉靖二十九年,设总督蓟辽、保定等处军务一员,总督宣大、山西等处军务一员,简称蓟辽总督,宣大总督。这是北京的左、右两翼,拱卫国家的中心。兵部左、右侍郎出为蓟辽总督、宣大总督;总督入京,便是兵部尚书;有时特任兵部尚书,出为总督。从一切的体制里,都看出对于蓟辽、宣大的重视,四镇之中,最吃紧的还是蓟州。

        最初,辽东还没有受到外来的威胁以前,这里距离鞑靼的中心还远,所以不十分吃紧,宣化、大同外面,也有山险可守,所以最危险的还是蓟州。自从放弃三卫以后,北京东北直至山海关,中国和鞑靼的交界,只剩一条边墙,敌人可以随时从喜峰口、黄崖口、古北口入境。等到敌人入境以后,他们可以随时包围北京,蓟辽总督只能在外线挣扎。情势真是最危险了,所以隆庆五年,蓟辽总督刘应节上言:“以今上计,发精兵二十余万,恢复大宁,控制外边,俾畿辅肩臂益厚,宣、辽声援相通,国有重关,庭无近寇,此万年之利也。如其不然,集兵三十万,分屯列戍,使首尾相应,此百年之利也。又不然,则选主客兵十七万,训练有成,不必仰借邻镇,亦目前苟安之计。”应节三计,上策是战略的大成功,恢复大宁以后,东北的国防线缩短,东西声息相通,北京的外围,增加几重的保障。但是自从成祖放弃大宁,整个的明朝就没有恢复三卫的决心。于是一切的重心,落到蓟州。

        嘉靖年间,杨博早看到蓟州的重要;三十八年杨博上疏:“今九边蓟镇为重,请饬边臣逐大同寇,使不得近蓟,宣大诸将从独石侦情形,预备黄花、古北诸要害,使一骑不得入关,即首功也。”他看定当时没有大举进攻的可能,所以他主张坚守。隆庆五年,杨博再起,任兵部尚书的时候,他说:“议者以守墙为怯,言可听,实无实效。墙外邀击,害七利三,墙内格斗,利一害九。夫因墙守,所谓‘先处战地而待敌’,名守实战也。臣为总督,尝拒打来孙十万众,以为当守墙无疑。”他和刘应节的议论,都是隆庆五年的议论。那时蓟州已经有一番布置,中国和鞑靼,也暂时维持和平的局势。

        隆庆元年九月,俺答寇大同,陷石州,掠交城、文水、烽火照遍山西的中部。同时土蛮进犯蓟镇,掠昌黎、卢龙,直至滦河。整个的北京又陷入战争的恐慌中,直到十月,才能解严。穆宗下诏群臣议战守事宜。居正《陈六事疏》所称“众言盈庭,群策毕举”者指此。这时吴时来已自横州回朝,进工科给事中了;时来上疏荐谭纶、俞大猷、戚继光:他主张用这三位讨破倭寇的大将,练兵蓟州,抵抗北方的敌人。一则时来是徐阶的门生,二则谭纶等也是当日第一等的人材,这个主张终于实现了。谭纶本来总督两广军务,立即召回为兵部左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蓟辽、保定军务。大猷老了,仍旧驻扎广西,为广西总兵官,没有动。继光召为神机营副将,隆庆二年五月,奉令总理蓟州、昌平、保定三镇练兵事,总兵官以下,悉受节制。从此谭纶、戚继光都到北边练兵,居正也和他们结下深切的关系。隆庆六年,居正当国,谭纶入为兵部尚书,直到万历五年四月病殁为止;继光镇守蓟州十六年,也直待居正病殁以后,方才调往广东。

        谭纶就任蓟辽总督以后,第一着便是练兵,疏称:

        蓟昌卒不满十万而老弱居半,分属诸将,散二千里间,敌聚攻,我分守,众寡强弱不侔,故言者亟请练兵,然四难不去,兵终不可练。夫敌之长技在骑,非召募三万人勤习车战,不足以制敌,计三万人月饷五十四万,此一难也。燕赵之士锐气尽于防边,非募吴越习战卒万二千人杂教之,事必无成。臣与继光召之可立至,议者以为不可信,任之不专,此二难也。军事尚严,而燕赵士素骄,骤见军法,必大震骇,且去京师近,流言易生,徒令忠智之士掣肘废功,更酿他患,此三难也。我兵素未当敌,战而胜之,彼不心服,能再破乃终身创,而忌嫉易生,欲再举祸已先至,此四难也。以今之计,请调蓟镇、真定、大名、井陉,及督、抚标兵三万,分为三营,令总兵、参、游分将之,而授继光以总理练兵之职。春秋两防,三营兵各移近边,至则遏之边外,入则决死边内,二者不效,臣无所逃罪。又练兵非旦夕可期,今秋防已近,请速调浙兵三千,以济缓急,三年后边军既练,遣还。

        一切的计划都照准,一切的困难都解决,在内阁中主持的全是居正。继光到镇以后上疏备言练兵之害七,士卒不练之失六,虽练无益之弊四。继光又言:“臣官为创设,诸将视臣为缀疣,臣安从展布?”“缀疣”委实是“缀疣”,有了蓟州、昌平、保定三个总兵,又有成继光的总理。总理只能练兵三万,名为总兵官受其节制,其实三镇额兵十余万,总理无从节制。所以继光的地位,正是非常困难。在困难当中,兵部尚书霍冀想到解决的方法。

        假如我们认识明代的政治,我们不妨认为当时的政治中心组织,完全是二元制。中叶以后,内阁的地位,渐渐地成为政治中心,但是名义上只是皇帝的秘书处,大学士的责任,在名义上,至多只能“票拟”,他们对于六部,在名义上,也谈不到统制。用人的大权,在吏部尚书手里,国防的大权,在兵部尚书手里,因此吏、兵二部,在六部中的地位特高。吏、兵两部尚书的实权,有时在大学士之上:景帝的时候,国家大政,完全在兵部尚书于谦手里,这是一个实例。吏、兵尚书的实权,有时完全在大学士之下,居正大权独揽的时候,也是一个实例。但是事实上内阁和吏、兵二部,永远在牵制和摩擦的当中。有时还能妥协,有时竟会冲突。在困难的当中,只有赋有政治才能的人,方能安稳地度过。

        戚继光的问题来了,恰巧蓟辽总督谭纶对于蓟州镇总兵郭琥有不满意的消息,这是兵部的职权。兵部尚书霍冀看到了,事情再简单没有,他奏明了,郭琥解职,调戚继光补蓟州镇总兵。但是事情偏不这样简单。郭琥是一位得力的将官,谭纶对他没有什么不满意,戚继光由节制三镇的总理,改为一镇的总兵,实权尽管增加,名义上只是降黜。三个人都受到委屈。兵部尚书不管,内阁中的李春芳、陈以勤也不管,调处的责任只得由居正负起。我们看到他给谭纶的几封信,怎能不钦服他的苦心孤诣呢?

        “阁中二老”指李春芳、陈以勤,虞坡是吏部尚书杨博,思斋是兵部尚书霍冀。蓟镇的事情和吏部无涉,但是因为杨博是中枢的军事专家,当然要听取他的意见。从一切的布置里,看出居正对于继光,是怎样地维护。谭纶不便申请,终于由居正用特旨改蓟州镇总兵官为总理练兵事务,兼镇守。这是隆庆二年的事。居正与谭纶书,称“但乞谕意戚帅,努力功名以答群望,仆亦与有光焉”。又说:“戚帅不知近日举动何如?折节以下士夫,省文以期实效,坦怀以合暌贰,正己以振威稜,乃渠今日最切务也。相见幸一勉之。”其后一般的议论,对于继光,还是认为人地不宜,居正尽力调护,《与凌参政书》又称“戚之声名,虽著于南土,然观其才智,似亦非泥于一局,而不知变者。且既已被镇守之命,有封疆之责,岂宜别有注画乎?今人方以此窥戚之衅,恐不知者又将以为口实也。公如爱戚,惟调适众情,消弭浮议,使之得少展布,即有裨于国家矣”。凌参政是凌云翼,居正的同年进士。继光镇守蓟州十六年的当中,虽然没有赫赫的战绩,但是整个的北边,从此安静,这是继光的大功,当然也是居正的大功。

        居正对于北边的关心,真是无微不至。谭纶提议增筑敌台,居正立即答复:

        关于蓟镇军粮之事,他又说过:

        大致因为居正和谭纶关系较深,所以对于蓟辽方面的书牍特多;但是对于宣大方面,他并没有忽略,所以又说:

        督、抚指宣大总督陈其学,宣府巡抚王遴,马、赵指宣府总兵马芳,大同总兵赵岢。本兵即兵部尚书霍冀,“慉缩疑畏”,当然是他一贯的作风。隆庆二年以来,国防的重任,都落在居正的肩头。也许他想到几个分担责任的大臣,但是时机还早,一切还得等待。

        隆庆二年十二月,废辽王宪。本来隆庆元年,御史陈省弹劾宪,诏令削去清微忠教真人名号,事情还很简单。二年巡按御史郜光先再劾宪十三罪,穆宗派刑部侍郎洪朝选彻查。宪倘是崇信道教的,不妨等待皇天上帝的保佑,但是他来不及等待,也不敢相信洪侍郎的彻查,有什么有利的报告。现在他是四十四岁的人了,但是他还年青,他爱游戏,爱女人,一切的生活,久已戏剧化了,也许他想起《窦娥冤血洒旛竿》这一类的杂剧。“管他呢,”他想,“不妨试一试。”他树起一面白旗,写着“讼冤之纛”四个大字。这一来事情便不简单了。按察副使施笃臣正在江陵,认定辽王造反,立刻调军遣将,五百个兵士,整整把辽王府围住,直待刑部侍郎的光临。“讼冤”不成,惹上造反的大冤,据说笃臣平时和辽王不和,所以趁此陷害。

        造反要有造反的气魄,也要有造反的布置。宪只是一个贵族的无赖,他的布置也只有一面白旗,这是什么造反呢?洪朝选一看便明白了,在他的复奏里,他指实宪淫酗暴虐,甚至也指实宪僭拟不法,但是他没有说到宪造反。朝选只把事实奏明,伏候皇上的圣裁。诏书降下了,宪废为庶人,禁锢高墙,同时废辽王,所有辽府诸宗,一概改属楚王管辖,由广元王管理辽府事。这件大案解决以后,大家都指目居正。居正还记得他的祖父张镇的死吧,处分也太严厉了一点。三十一年以前的预言没有错,宪终于给居正牵着鼻子走!但是事情还不止这样。万历十年,居正死了;宪的次妃王氏还在,她看到御史羊可立正在追论居正,于是出面讼冤,指实居正公报私仇,成为居正身后抄家的张本。经过这个挫折以后,议论更多了。有的说居正因为羡慕辽府壮丽,所以陷害辽王。有的又说居正因为洪朝选不肯诬报辽王造反,所以万历八年吩咐福建巡抚劳堪,陷害朝选,朝选下狱,绝了三天饮食,死在狱中。一切只是传说,不可尽信。康熙十二年,居正曾孙同奎进京,请求删正,《明史·张居正传》的记载因此修正了,但是《辽王传》《孙玮传》还留下不可磨灭的叙述。从嘉靖十六年起到乾隆四年《明史》完成为止,首尾二百零三年,这一件公案还没有确定。倘使毛妃看到这老远的将来,也许她在两个十三岁的孩子中间,不种下这样的祸根。

        隆庆三年的几件大事:第一,赵贞吉入阁;第二,大阅;第三,高拱再入阁。

        贞吉,内江人,和南充人陈以勤同乡,但是科名却早了两科,他是嘉靖十四年进士,所以不但二十六年的进士李春芳和张居正是他的后辈,连二十年的进士陈以勤也是后辈。他有才具,有气魄。嘉靖二十九年,俺答围困京城,要求“入贡”的时候,大家正在束手无策,第一个反对的是他。这一次贞吉出了名,也因为这一次,受到严嵩的嫉忌,贬为荔波典史。以后他又慢慢地升起来,隆庆初年,他做到礼部左侍郎,廷推南京礼部尚书。明代,南京和北京一样,也有六部,有尚书、侍郎,可是南京官没有实权,只是一种养老的位置。穆宗看到贞吉议论侃侃,把他留下。隆庆三年八月,命为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贞吉入阁以后便有一番规模。他谢恩的时候,指出朝纲边务,一概废弛,准备拼此一身,整顿国事。他和兵部尚书霍冀发生冲突,隆庆四年二月,霍冀解职,这是后话。贞吉的才具是有的,热心报国也是真的,但是他是六十以外的人了,眼看内阁里的同僚都是自己的后辈,一切的举措,难免带些傲慢的心理,因此引起一般的怨恨。居正觉得贞吉可厌,同时也难免觉得他可笑。后来万历二年,他和宣府巡抚吴兑说:“因忆前隆庆庚午,宣大忽报西虏犯蓟,蓟人侦探者,因遂称见虏已西行,犯在旦夕。各路之兵,婴墙摆守,京师亦为之戒严。庙堂皇皇,即议守城之策。是时内江方幸虏之来,以信其言,兴化不能主持,举措纷纷,皆极可笑,而虏终无影响,防守一月见吧,费以数十万计。”庚午为隆庆四年,内江、兴化指赵贞吉、李春芳。从这封信里,我们可以看出春芳的无能,贞吉的专横,以及居正的冷眼。隆庆四年的内阁,正在酝酿另外一个变局。

        居正《陈六事疏》,提起大阅之事,以后兵部复奏,认为大阅之礼,宣宗、英宗都行过,仍请亲临校阅。当时穆宗批道:“大阅既有祖宗成宪,允宜修举,其先期整饬,俟明年八月举行。”事情是决定了,隆庆三年,南京刑科给事中骆问礼言:“大阅古礼,非今时所急,不必仰烦圣驾。”居正只得奏称:

        居正乞下兵部,再加详议,当然只是一种形式。大阅仍在隆庆三年九月举行,《明史》留下一篇隆庆大阅的仪注。以后万历九年,神宗再举行一次,当然也是居正的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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