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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张居正大传第四章 再投入政治旋涡

第四章 再投入政治旋涡

        嘉靖三十六年的秋天,居正从江陵入京,再投入政治的漩涡。这一次他的出山,多分是因为不甘寂寞。整个的政治局面,丝毫没有改进,世宗还是一意修玄,严嵩还是大权在握,徐阶还是精心结撰青词,不动声色。新起的政治势力还有严世蕃——严嵩的儿子。严嵩老了,逐日要到西内伺候世宗,一切的官员,要和他接洽政务的,他都吩咐和他的“小儿东楼”商量。东楼是世蕃的别号,父亲对人称呼儿子的别号,在当时是一件诧异的事。世蕃从太常卿升工部左侍郎;这是一个名义,事实上,他是严嵩的代表。当时的政治社会里,严嵩是“大丞相”,世蕃是“小丞相”。

        在这个时期里,对外的方面,还是没有办法。俺答不断地向北京外围——古北口、通州、蓟州、大同、宣化——进攻,国家的政治中心,成为他的最后的目标。东南的倭寇,也是不断地进犯。他们没有远大的计划,但是全国富庶之区,长时期受到他们的蹂躏。内政方面,当然也谈不上什么地方治安。居正回到翰林院以后,曾经说起:

        这个磊落奇伟之士,正在那里等待时机。徐阶是他的知己,但是徐阶没有用他的机会。严嵩把他当一个文士,没有注意。世蕃认为自己和陆炳、杨博,是天下三大奇才,也没有注意。居正对于严嵩父子,只是一味地恭维。后来严嵩的夫人死了,居正在祭文中称颂他们父子:

        这是后事,但是很可看出居正对于严嵩父子是怎样地应付。

        正和居正所说的一样,翰林院是一个“敦本务实,以眇眇之身,任天下之重,预养其所有为”的地方。在这里他做过培养的工夫,也曾想到实际的事业。尽管别人当他一个文士看,但是他的个性,在书牍里,已有不少的流露:

        居正的时代,恰是阳明之学盛行的时代。这一派的学问,融合儒家、释家的言论,而最后的目标是在事功方面的表现。居正所谓“本觉可以照了”,正是阳明学派的启示。但是他对于这一派的讲论,始终采取不妥协的态度。嘉靖三十二至三十四年间,聂豹在北京讲学的时候,居正直谓“近时论学者,或言行颇不相复,仆便谓其言尽不足信,是以孤孑迄于无闻。窃谓学欲信心冥解,若但从人歌哭,直释氏所谓‘阅尽他宝,终非己分’耳”。其后居正当权,禁止讲学,只是这个态度的演变。但是他说“信心冥解”,其实还是心学的学风。用这个学风治经,当然只有“脱去训诂之习,独取昭旷之原”。万历八年,居正答朱睦论春秋云,“春秋本鲁史旧文,仲尼稍加笔削,盖据事直书,而美恶自见,非有意于褒贬也。自三传启穿凿之门,世儒袭见闻之陋,圣人记事之意,寖以弗存。所谓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主张还是如此。

        嘉靖三十七年,戊午,崇端王翊袭封,居正奉命到汝宁册封崇王。汝宁去江陵不远,居正便道回家,这是他最后一次看到他的父亲。万历六年三月居正上《再乞归葬疏》:“痛念先臣生臣兄弟三人,爱臣尤笃。自违晨夕十有九年,一旦讣闻,遂成永诀。”其言指此。在他回家的时间,依然免不了辽王宪的纠缠。《种莲子戊午稿序》,是一篇奉命的文章。序言“今年秋,以使归谒王,王手诗三册曰:‘此近稿也。’不佞受而读之”,可证。“种莲子”是辽王宪的别号。

        就在这一年,严嵩和徐阶的斗争,逐渐具体了。嘉靖三十七年三月,刑科给事中吴时来、刑部主事张翀和董传策同日上疏,弹劾严嵩。时来疏称:

        张翀疏称:“臣每过长安街,见嵩门下,无非边镇使人,未见其父,先馈其子,未见其子,先馈家人。家人严年,富已逾数十万,嵩家可知。私藏充溢,半属军储,边卒冻馁,不谋朝夕,而祖宗二百年豢养之军,尽耗弱矣。边防既隳,边储既虚,使人才足供陛下用,犹不足忧也。自嵩辅政,藐蔑名器,私营囊橐,世蕃以驵侩资,倚父虎狼之势,招权罔利,兽攫鸟钞,无耻之徒,络绎奔走,靡然从风,有如狂易,而祖宗二百年培养之人才尽败坏矣。”传策疏中,更列举严嵩坏边防、鬻官爵、蠹国用、党罪人、骚驿传、坏人才六罪。三人同日上疏,同样着重边防,很容易引起严嵩的猜疑。

        严嵩看见吴时来、张翀,都是徐阶的门生,董传策是徐阶的同乡,认定有人主使。便一力在世宗面前挑拨。世宗不听,后来时来遣戍横州,张翀遣戍都匀,传策遣戍南宁,比杨继盛的惨祸,显然不同。徐阶的地位,已经逐渐提高了,对于他们,隐隐地成为保障。以后穆宗即位,徐阶当权的时候,三人都起复原官。

        嘉靖三十八年五月,徐阶晋吏部尚书。这是一个崇衔,因为实缺的吏部尚书还有吴鹏。三十九年徐阶再从少傅晋太子太师,就在这一年,居正从翰林院编修,升右春坊右中允,管国子监司业事。

        翰林院编修正七品,右中允正六品,在官阶上进了一品。明代有左春坊、右春坊,管太子奏请、启笺及讲读之事,长官为春坊大学士,其次则有庶子、谕德、中允、翊善,司直郎等官。但是后来都成为翰林官升转的虚衔,没有一定的职务。所以居正实际的职务,只是国子监司业。明代南北两京都有国子监,是当时的国立大学,但是因为只有两个国子监,所以比现在的国立大学,地位更加隆重。国子监的长官是祭酒,其次是司业,就是国立大学校长和副校长。在居正当司业的时候,国子监祭酒是高拱。徐阶、高拱、张居正,是嘉靖末年直到隆庆六年政治界的三个主要人物。

        高拱新郑人,字肃卿,又号中元。嘉靖二十年进士。曾为裕王侍讲九年,和裕王的关系很深。世宗自庄敬太子死后,不立太子,裕王便是实际的太子。东宫宫僚,照例是大学士的候补人,所以严嵩、徐阶当政的时候,对于高拱,都是非常地器重,以后高拱升国子监祭酒,便是他们的主张。高拱和居正在国子监同事的时候,他们互相了解,都看到日后两人在政治界的地位。

        嘉靖四十年春,俺答自河西踏冰入寇,七月犯宣府,九月犯居庸关。十一月俺答的侄儿吉能犯宁夏,进逼固原。十二月他的弟弟把都儿犯辽东盖州。这一年鞑靼的攻势虽不特别紧张,但是范围很广泛,正面的北方以外,东北和西北都受到他们的蹂躏。敬修《文忠公行实》,特别提到“四十年犯蓟”的记载。这一年鞑靼的进攻,给与居正一个新的刺激,大致他和敬修父子间常时谈到,后来便留下这个记载。

        四十年十一月,西苑大火,世宗因为所住的永寿宫被毁,只得暂住玉熙殿。他看到地方又窄又小,和严嵩、徐阶计较。严嵩劝世宗仍还大内,不料触动了世宗无限的伤感。十九年以前,嘉靖二十一年十月的夜间,世宗宿在曹端妃宫里的时候,宫婢杨金英定谋,几乎把世宗勒死,幸亏方皇后来了,才把世宗救活。那时他在惊惶的中间,话都说不出来。方皇后传圣旨,把杨金英、曹端妃都杀了。杨金英的死不说了,世宗眼看端妃被杀,连申辩的机会也没有。端妃的冤枉,世宗是明白的,但是却怨不得救命的皇后。一个温馨的好梦,剩得血腥的回忆。从此以后,他不再回宫了,西苑是他的世界。“啊,严嵩,”世宗想,“大内是回不得的了!”在世宗沉吟的当中,徐阶早看到神态的不安。

        “那倒不必,”徐阶说,“最近重盖奉天殿、华盖殿、谨身殿,所余的材料很多,交给工部尚书雷礼,用不到很久,尽可重盖一座。”

        “就这样吧。”世宗高兴地说,一边加派徐阶的儿子徐璠为工部主事,负责督工。

        嘉靖四十一年的春天,万寿宫盖好了,世宗住进以后,很得意,升徐阶为少师,兼食尚书俸,徐路也升太常少卿。从此严嵩的势力,逐渐地低落;徐阶的势力,便逐渐地高涨。

        就在这年,御史邹应龙给严嵩一个严重的打击。初夏是多雨的时节,一个阴雨蒙蒙的日期,应龙在内监家里躲雨。淅淅的雨声在窗外打个不住,应龙和内监说:“近来内里有些什么事咧?”

        内监当然知道的。但是说:“啊,说不得,说不得!”

        这一来便引起邹应龙的追问。内监只得说道:

        “事情是这样的。内里来了一个蓝道士,叫蓝道行,扶得一手好鸾。皇上相信的了不得。一天皇上问乩仙:‘天下为什么不治呢?’那时乩盘沙沙地动,你看上面留着几个什么字?啊,说不得,说不得!九个大字,‘贤不竟用,不肖不退耳!’皇上吃了一惊,便问贤不肖是哪几个。乩仙判着:‘贤如徐阶、杨博,不肖如嵩。’皇上又问:‘那么乩仙为什么不除他呢?’沙,沙,沙!又是一阵,乩盘上还是六个字,‘留待皇帝自殛。’相公,你看怎样?当时皇上着实沉吟了一下,不知道是个什么意思。”

        一场雨声,透漏了内里的消息。看看雨也小了,邹应龙谢过主人,在风雨料峭中回去。这一晚他对着烛光发愁。严嵩是奸臣,凡是御史、给事中,都得替皇上除害。但是想起沈炼、杨继盛、吴时来的前途,何尝不值得担心?一封奏章,要是倒不了奸臣,至少便得充军三千里。可是也许皇上已经动心,只要再动一下,还愁倒不了一个严嵩!应龙真有些踌躇。朦胧之间,他竟昏昏地睡去了。他做了一个梦。据说是在东风中,他带着随从出去打猎。远远地看见一座高山,他对准放了一箭,那箭飕飕地不知哪里去了。加上一鞭,他骑着马迎着东风走去,当前又是一座山,可是小得多了。山旁一座楼,下面全是田。田里只看到一堆米,米上盖了草。他晓得北方没有稻田,就算有一点吧,也不会在春天把米苫在田里。奇怪得很。不管他,且发一箭。不发还好,一发以后,只听到哗喇一声,像天塌下一样,米堆倒了!楼倒了,小山倒了,连带大山也倒了。这一场大乱,吓得应龙浑身大汗,原来是做了一个梦。

        烛光在东风中摇晃,因为烛花长了,显见得黯淡了许多,满桌都是烛泪。应龙把烛花剪过,重新对着烛光沉思。据说当时他在桌上乱画着“高山,高山”几个字。模糊中他看到“山”字连到“高”字,正是严嵩的“嵩”!“好啊!”应龙拍着案,得到了新的启示。事情是容易了。东面的楼是“东楼”。他在桌上写一个“田”字,上面是“米”,“米”上加“艸”,明明是一个“蕃”字。他明白了,这一枝箭,不让它飕飕地落空,一定对准了射去。在烛光摇晃的当中,他起草,他誊清,一分钟没有放过。这是御史邹应龙的奏章:

        工部侍郎严世蕃凭借父权,专利无厌,私擅爵赏,广致赂遗,使选法败坏,市道公行,群小竞趋,要价转巨。刑部主事项治元,以万三千金转吏部;举人潘鸿业,以二千二百金得知州。夫司属郡吏赂以千万,则大而公卿方岳,又安知纪极!平时交通赃贿,为之居间者,不下百十余人,而其子锦衣严鹄、中书严鸿、家人严年、幕客罗龙文为甚。年尤桀黠,士大夫无耻者至呼为鹤山先生,遇嵩生日,年辄献万金为寿,臧获富侈若是,主人当何如!嵩父子故籍袁州,乃广置良田美宅于南京、扬州,无虑数十所,以豪仆严冬主之,抑勒侵夺,民怨入骨。外地牟利若是,乡里又何如!尤可异者,世蕃丧母,陛下以嵩年高,特留侍养,令鹄扶榇南还;世蕃乃聚狎客,拥艳姬,恒舞酣歌,人纪灭绝;至鹄之无知,则以祖母丧为奇货,所至驿骚百故,诸司承奉,郡邑为空。今天下水旱频仍,南北多警,而世蕃父子,方日事掊克,内外百司,莫不竭民脂膏,塞彼溪壑;民安得不贫,国安得不病,天人灾变安得不迭至也?臣请斩世蕃首,悬之于市,以为人臣凶横不忠之戒。苟臣一言失实,甘伏显戮。嵩溺爱恶子,召赂市权,亦宜亟放归田,用清政本!

        嘉靖四十一年五月,严嵩的政权倒了。世宗一面降旨安慰严嵩,一面却叫他回籍休养;严世蕃交法司讯问,最后判决世蕃、严鹄、罗龙文,充军边远。世宗对于严嵩还是不时地眷恋,在西苑奉道修醮的时候,永远舍不下这一个撰进青词的老臣。但是徐阶和新进的大学士,那个慈溪才子袁炜,不还是一样吗?

        严嵩的政权终于倒了。从嘉靖四十一年到四十四年三月,内阁中只剩徐阶、袁炜两人。袁炜是徐阶的门生,但是这是老远的过去了,袁炜当然不再退让,一切的章奏,他要过问。徐阶的经验多了,在微笑中,一切的事务,都和袁炜商量。徐阶在大学士直庐贴着标语,“以威福还主上,以政务还诸司,以用舍刑赏还公论。”他不做严嵩,他只要做贤相。他赢得一般的好感,但是他也正在计划怎样杀严世蕃,怎样饿死严嵩。对于袁炜,他只是一味地微笑;“小孩子啊,”他想,“待我慢慢地计划。”无疑地,在风和日暖的状态中,整个的政权是徐阶的了。

        在严、徐政权的递嬗中,我们不要忘去张居正。他曾经劝过徐阶和严嵩明白地干一下。他的计划失败,然而徐阶的计划成功了。他正在重新跟老师学经验。徐阶认识居正是国家栋梁之材,他舍不得让他做杨继盛、吴时来,甚至也舍不得让他做邹应龙,冒着最后一次的危险。他只让居正在幕后活动。严嵩失败以后,居正感觉到无限的高兴,对于自己的政治前途,抱着无限的希望。四十一年的秋天,他有这样几句诗:

        这年他才三十八岁,究竟还是年轻。他的希望激动了,但是“天风”只是一层虚响,“清光”也不免有些迟疑。“是老师忘去了吗!”他立刻又感到失望,他把希望和失望都交给诗卷。

        凉露燕山秋自偏,高梧十寻殊可怜,

        萧萧落叶当寒井,瑟瑟悲风起暮烟。

        疑有凤凰鸣碧干,不堪哀怨付清弦,

        这一首诗里“凤凰碧干”是期望,“哀怨清弦”是失望:从期望到失望,正是最大的痛苦。“外人谁识子云玄”,一语道破。居正只是怨切地说,“你们不认识,不认识啊!”究竟年轻,他还不免有些躁急。顾璘对于居正十六岁中举的事,认为太早,倘使再迟五六年,也许他可以更沉着一点。

        其实徐阶把居正留在幕后,一切的政治秘密,居正都有与闻的机会。嘉靖四十二年三月,吴维岳调任贵州巡抚,在明代贵州还是蛮荒,维岳一肚皮不高兴,居正给他说:

        这里很可看出居正说话的地位。关系更大的是景王夺嫡之事。徐阶掌握政权是嘉靖四十一年以后的事,景王虽然已经归藩,但是因为裕王的名分,始终没有确定,所以还是不断地计划。居正说过:

        成祖曾经一度决心废太子,立汉王高煦,所谓“故事”者指此。宫廷的秘密,徐阶都和居正商论,他们间的关系可知。景王死于嘉靖四十四年,这是四十一至四十四年中间的事。

        嘉靖四十二年,是一个多难的年代,福建、浙江的倭寇还是不断地进攻,幸亏刘显、俞大猷、戚继光几个名将,打了几次胜仗,把他们堵住了。北方的鞑靼,正月里在俺答领导下,进攻宣府,南掠隆庆。十月把都儿和俺答的儿子辛爱,破墙子岭入寇,北京戒严,直到十一月解严,中间他们曾经大掠顺义、三河。嘉靖年间,北京经过几度戒严,这是最后的一度。

        世宗还是没有忘情文物制度的事。正德十六年,他从安陆州入都即位。嘉靖十年,升安陆州为承天府,命文学侍从之臣,为《承天大志》。徐阶当国的时候,再修《承天大志》,大学士徐阶、袁炜,都是《承天大志》总裁。四十二年,徐阶荐居正为副总裁。居正集中留下一篇《承天大志纪赞》,还是些不痛不痒的文章。

        嘉靖四十三年,《承天大志》完成,居正进官右春坊右谕德,(从五品)为裕邸日讲官。谕德是一个虚衔,居正的职务是裕王府讲官,为日后进官大学士,留下一个基础。一切看出徐阶为居正作一个从容不迫的布置。其后居正给徐阶两子书中,一再说:“仆受太翁老师厚恩,未有以报”,流露了他心中的感激。

        裕邸进讲的事,居正自己曾经留下下列的记载:

        这是隆庆二年的奏疏,所称皇上,即是嘉靖年间的裕王。《文忠公行实》称“太师每进讲,必引经执义,广譬曲谕,词极剀切,以故皇考往往目瞩太师,加礼焉”,指此。

        嘉靖四十三年,御史林润再劾严世蕃,逮世蕃下狱。四十四年,林润上疏数世蕃父子罪,世宗发三法司审讯。世蕃只是得意地说,“任他燎原火,自有倒海水!”他的计划,认定自己的罪状,只要承认受贿的事,其余还不难洗刷,最好是要三法司上疏的时候,提到严嵩坑陷沈炼、杨继盛的事实。两人的被杀,固然是严嵩的策动,但是都取过圣旨。一经提到,世宗想到前事,必然发怒,这样一来,一切的判决都推翻了,世蕃不但会免罪,而且还有蒙恩的可能。计划好了,世蕃的党徒只是一味地数说,“啊,不好!要是三法司提起沈炼、杨继盛的前事,严世蕃没有活命了。”空气在北京城里激动,刑部尚书黄光升、左都御史张永明、大理寺卿张守直,果然中计,他们正要上疏,把严世蕃父子陷害沈炼等的罪状,痛快地数责一番。草稿起好了,三个人去拜访徐阶。

        徐阶早知道了。“三位的疏稿,可以看得吗?”他说。

        三位法司把疏稿递给徐阶。

        徐阶只是说:“法家的断案,再好没有了,钦仰得很。”一边领着三人到内室里去。大家静静地坐下,左右支使出去了,门也掩上。

        “诸位的意思,还是要严公子死呢?还是要他活?”徐阶问。

        “这是死罪,”三位都说,“当然要他死。”

        “那么,办这件案子,”他又问,“还是杀他,还是救他?”

        “在奏疏里,提到沈炼、杨继盛,正是给他死罪的根据。”他们都说。

        “话是不错的,”徐阶慢吞吞地说着,“可是另外有一层道理。杀沈炼,杀杨继盛,诚然是犯了天下的众怒。但是沈炼攻击严嵩以后,严嵩把沈炼的名字,放在白莲教徒的供词中,只算杀了一个白莲教徒。这是圣旨。杨继盛,因为疏中‘召问裕、景二王’一句,严嵩认为‘诈传亲王令旨’,圣上大怒,传旨定罪,成为日后被杀的张本。这是皇上的特旨。皇上是最英明的,不会认错。诸位的奏疏一上,皇上疑心三法司借此归罪皇上,必定勃然震怒,恐怕大家不免问罪,严公子也自在地回家了。诸位以为怎么样?”徐阶又问。

        这一问,大家愕然了。最后决定还是由徐阶主稿,不提沈炼和杨继盛,只说世蕃“交通倭寇,潜谋叛逆”。一切都是非常机密,非常敏捷。终于由世宗降旨,把世蕃杀了。不久严嵩也抄了家,得银二百万两以外,在当时几乎和国家一年的总收入相等。

        有人称赞徐阶铲除大奸,徐阶蹙了眉头,慨然地说:“严惟中(嵩)杀夏公谨(言),惟中的儿子,又由我杀了,必然有人不会见谅,我的心境,只有上天知道吧。”严嵩的政权完全没落了,整个的政局,都在徐阶手里。

        嘉靖四十五年,居正由右春坊右谕德进翰林院侍读学士,掌翰林院事。在官阶上没有进展,但是在翰林院的地位提升了。《翰林院读书说》大致是这一年的作品。

        在四十四年和四十五年的中间,内阁又起了变化。本来是徐阶、袁炜二人的内阁。四十四年三月,袁炜病重罢归,四月,补严讷、李春芳二人;就在这年十一月,严讷又病了,内阁只剩徐阶和李春芳。春芳是一个好好先生,一切都很安定。但是到了四十五年的三月,徐阶又引进郭朴和高拱。郭朴从嘉靖四十年起,已经是吏部尚书,在资历上,久已应当入阁;高拱在当时是数一数二的人才,而且曾经做过裕王府讲官,大学士本来是他的本分,徐阶及早引进,认为这是一种政治手腕。他看定高拱对他必定感激,至少也是政治上的友人。但是徐阶却看错了。

        这一年,世宗更加衰老了,因为多病,斋醮得更积极,一切的目标只是长生。“啊,长生,长生!只有生命是值得追求的,朝章国政,自然有人担负着!”世宗这样想。二月里户部主事海瑞委实看不过,决定上书直谏。直谏!一切直谏的榜样都在那里,世宗的朝廷里,正充满了血腥。海瑞买好棺材,准备后事,一边吩咐妻子,“这条性命,就献给皇上吧!”他慨然地说。他回头一看,书僮和长随都跑掉了,大祸临头,他们平时伺候主子,现在用不到逗留,什么人愿意陪主子坐监呢!海瑞点点头,他很明白。终于他上疏了,他还记得最激昂的几句:

        陛下诚知斋醮无益,一旦翻然悔悟,日御正朝,与宰相侍从言官讲求天下利害,洗数十年之积误,置身于尧舜禹汤文武之间,使诸臣亦得洗数十年阿君之耻,置其身于皋夔伊傅之列,天下何忧不治,万事何忧不理!此在陛下一振作间而已。释此不为,而切切于轻举度世,敝精劳神以求之于系风捕影,茫然不可知之域,臣见劳苦终身而终于无所成也。

        这不仅是一个刺激,简直是一个霹雳!世宗把海瑞的奏疏扔在地下,大声地说:“把他捉住,不要让他走了。”内监黄锦接着道:“奏明皇上,这人不会走的。”他把海瑞上疏以前的行为,一切奏明。世宗待他把奏疏捡起,读了一遍又是一遍,长叹了一声:“我虽不是纣王,此人可方比干了。”

        世宗的衰迈,显然地增加了。有时他想传位裕王,让自己安心养病。他和徐阶商量。他说:“海瑞说得也不错,但是我病久了,事情怎样办得?”徐阶是明白的,他不敢劝皇帝退位,只是请皇上顾念祖宗基业,天下苍生。当然世宗不再谈传位了,他只是一意修玄。事情不是很明白吗?前年五月的夜里,正当世宗坐在天井里的时候,御座上“降”下一个仙桃。内监们都看得清清楚楚,从空中降下的。你不相信?五天以后,又“降”下一个。这不是上天的赏赐是什么?五月的天气,北京会有仙桃么?以后的以后,白兔生子了,白鹿又生子了,这是瑞兔瑞鹿。翰林院进过奏章,还不相信么?上帝的恩赉多着呢!只要耐心等着。

        皇上正在修玄,道士们的工作,越发积极。王金、陶仿、陶世恩、刘文彬、高守中纷纷地进仙丹,进丸药。他们是道士,也有的是医士。不管他,自古不是说巫医吗?一概升官。太医院使、太医院御医、太常寺卿、太常寺博士:一切斋戒祷祀,望闻问切的官儿都给他们。然而皇上的病只是一天一天的沉重。除了从这些道士和太医的嘴里,看不出一点痊愈的现象。

        皇上在西苑病重的时候,大学士们都在各人的办公室里徘徊。徐阶的直庐里,常看到居正的踪迹。他们是在那里计划。一天,长随报告,“高阁老从直庐搬出去了。”徐阶只是微笑。他晓得高拱自到西苑直庐以后,把家眷接到西安门外,得空的时候,便偷偷地回去。“大致这几天宫内的消息不好,不晓得他想什么心事,也许以为有些长短,要准备搬家吧。”徐阶一边想着,一边摇头,“也难怪,肃卿(拱)是五十以外的人了,儿子没有一个,谁能怨他偷空回去呢?”

        这一年的冬间,世宗的病势越发沉重了。十二月,世宗禁不住徐阶的忠谏,终于搬回大内乾清宫。徐阶想起武宗死于豹房的故事,知道皇帝死在宫外,究竟是一件不光彩的事,所以一力奉劝世宗回宫。当然,在昏沉的中间,世宗不会知道这事的究竟。就在这一天,在位四十五年的世宗皇帝经过无数的斋醮,服过无数的仙丹,同样地也蒙过无数的上帝“恩赉”,终于在寒风凌厉的中间,舍弃了六十年的岁月而逝世了。

        皇帝逝世以后,第一件事是发表遗诏。在明朝,遗诏常是大臣们的手笔。遗诏草成的时候,皇帝早已一瞑不视,所以实际和皇帝没有什么交代。但是在一个混乱的局面以后,久负重望的大臣,常常能趁皇帝逝世的当中,把前朝的一切弊政,用遗诏的名义,来一个总清算,因此在政治上,遗诏往往发生重大的影响。武宗逝世以后,杨廷和草遗诏:罢威武团练诸军,散遣入卫边军,守京城九门及南北要害,罢遣番僧,释南京逮系罪囚,放遣四方进献女子。这是一个最好的例证。

        现在是徐阶的机会了。他和居正计划一切。在遗诏中间,他们决心要扫清嘉靖一朝的弊政。斋醮是一件,土木是一件,求珠宝、营织作也是一件,一切都用遗诏的名义停止了。嘉靖初年,追尊兴献王,朝中发生争执,这是所谓“大礼”。嘉靖五年,李福达因倡弥勒佛教,“诱惑愚民”,被逮入京。刑部尚书颜颐寿主张杀李福达,但是武定侯郭勋为福达代辩,引起政治中的大波,这是所谓“大狱”。大礼、大狱两案,连累了许多的大臣,死的已死,遣戍的遣戍,仅仅罢官遣归的还算是大幸。徐阶用遗诏的名义,把大礼、大狱两案言事得罪诸臣一概复官。这都是世宗遗诏的德政。

        一切的好感,集中到徐阶身上,然而徐阶忘去了同僚的高拱和郭朴。他们痛切地感到徐阶的疏忽,他们的愤怒,慢慢地凝结成怨恨和仇视,终于在穆宗一朝,种下内阁纷争的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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