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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大宋之变(1063~1086)23、独乐园中狮子吼

23、独乐园中狮子吼

        

无奈独乐乐



        随着时间的流逝,司马光好像真的忘记了天下国家、政坛纷争,他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优哉游哉,自得其乐。他研究古典“投壶”游戏,亲自制定游戏规则,写文章论述游戏与个人修养之间的关系。他跟老朋友范镇书信往还,继续多年以前开始的礼乐讨论,你来我往,不亦乐乎。回到洛阳两年之后,熙宁六年(1073),司马光又在尊贤坊北面买下二十亩地,亲自设计、督造了一座小巧精致的花园别墅,取名为“独乐园”。独乐园中,既有“读书堂”以供骋思万卷,神交千古;又有“弄水轩”“钓鱼庵”可供“投竿取鱼”;复有“种竹斋”“浇花亭”,可以莳药草、灌名花、听竹赏雨;甚至还有一座高高的“见山台”,可以凭栏纵目、远眺群山。简直就是一处自给自足的桃花源。“明月时至,清风自来,行无所牵,止无所柅,耳目肺肠悉为己有,踽踽焉,洋洋焉,不知天壤之间复有何乐可以代此也?”远远望去,独乐园中的司马光,清闲自在恍若神仙。

        “独乐”一词,出自《孟子·梁惠王下》。然而孟子的原意,却是反对独乐的:“独乐乐,不如与人乐乐;与少乐乐,不如与众乐乐!”“迂叟啊,你这迂腐的老头,为什么要独乐呢?”司马光自问自答说:“自乐恐不足,安能及人?”何况我这老头所乐的,“浅薄简陋粗野,皆世之所弃也。”即使捧着送去给人,人都不要,我又怎能勉强他们呢?若真的有人肯来与我同享此乐,我必定拜他两拜,把我的快乐捧着献给他,又怎敢独享呢?    《孟子》又说“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司马光的独乐,是“兼济天下”的理想破灭之后的“退而求其次”,在无奈的穷途里保持着积极的态度,退到最后,还有自己,然而也只剩下自己。

        在洛阳,除了这部大书,司马光还编著了一部小书—《书仪》。《书仪》的内容是对各种礼的仪式规定,包括公私文书和家信的格式,冠礼、婚礼以及与丧葬祭祀礼有关的仪式。《书仪》篇幅不大,内容琐细,在司马光的思想体系当中,却有着重要意义。文书家信是社会交往的书面表达方式,它既是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体现,又是构建和维系社会关系的工具。冠礼即成年礼,是男性获得完全社会人身份的开始。婚礼通过一对男女的结合把两个家族联结在一起,构成更为广阔的社会网络。丧葬祭祀之礼连接生者与死者、现在与过去,慎终追远,让个人与家族获得了超越死亡、生生不息的意义。礼的核心是关系、等级和秩序,而仪式则是礼的外在表现形式。离开了仪式,礼就变成了空中楼阁,秩序亦将陷入混沌。而对秩序的尊重,是司马光思想的核心。司马光从来都不是一个食古不化的人,他所制定的各类仪式,皆斟酌古今,既力求与儒家经典相合,又能做到因时制宜、实用简朴。朱熹就认为司马光的“祭仪”“大概本《仪礼》而参以今之所可行者……是七分好”。

        儒家讲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自“修身齐家”始,以“治国平天下”终。司马光二十岁中进士,五十三岁退归洛阳,这三十三年中,他人生的主要目标是辅助皇帝“治国平天下”。退归洛阳之后,“治国平天下”之理想已不能伸张,于是便退回来,退回到个人和家族。他所要“修”的,不止自身;所要“齐”的,不止自家;他希望影响社会,为宋王朝做“修身齐家”的建设。进则能治国平天下,退则能传播文化、发展思想,教化乡里。苏轼高度赞扬了司马光对民间社会的积极影响,他说司马光“退居洛阳,往来(故乡)陕州,陕州、洛阳之间的人都被他的道德感化,师法他的学问,效法他的简朴”。不能出而“治国平天下”则退而“修身齐家”,庙堂不可居则归乡行教化—到南宋,朱熹和他的同道与追随者又走上了同样的道路,当然,他们人数更众,成就也更大。

        只是,这哪里是司马光真正想要的生活?

        

忽作狮子吼



        熙宁七年(1074)四月,在“以衰疾求闲官,不敢复预国家之议”整整四年之后,司马光再度上疏神宗,直指朝政缺失,对神宗和王安石的施政进行了激烈的批评。对于王安石当政六年以来的局面,司马光毫不客气地这样总结说:“六年之间,百度纷扰,士农工商四民失业,人民怨愤之声,让人不忍闻听;自然灾害之烈,古今罕有其比。”而造成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司马光认为,正是王安石的独裁作风:

        好人同己,恶人异己。……独任己意,恶人攻难。只要是跟他意见一致的,破格也要提拔;谁敢发表不同意见,灾祸羞辱随之而来。人之常情,谁愿抛弃福祉自取祸患,撇开荣耀甘就屈辱?于是天下急于富贵的官员纷纷来依附他,竞相劝说陛下增加对他的信任,听他的话,用严刑峻罚来杜绝异论。像这样的人,高官美差,唾手立得。几年下来,中央和地方掌握实权的职位上,就都是这一类人了。……

        台谏官是天子耳目,其功能是规正朝政缺失,纠察大臣专权妄为,本应由陛下亲自选择,现在也交给宰相来选人了。而那宰相专门任用他的所亲所爱,对他稍有违背,就加以贬斥驱逐,来警告后来人,其目的就是要找出最能阿谀谄媚的人来,为他所用。这样一来,政事的错误差失,群臣的奸诈,下民的疾苦,远方的冤屈,陛下还能从哪里听到看到呢?

        派到地方巡视调查新法实施利害的使者,也是他所亲所爱的人,都事先秉承了他的意旨,凭借他的气势,来逼迫州县官员。他们掌握着州县官员的评价,而这评价可以决定州县官员的升沉。那些州县官员,对他们奉迎顺承都还来不及,哪还有工夫讨论新法实施利害、跟他对着干呢?所以,使者回来报告,一定是说州县两级都认为新法利民利国,可以行之久远。陛下只看见他们交上来的报告粲然可观,就认为新法已臻至善,众人交口称赞,又怎么可能知道他们在外地的所作所为呢?

        ……(各级官员)不立即奉行新法,马上停职、换人。还有因为对新法不熟悉而误有违犯的,也会遭到停职处分,甚至遇到大赦也不予赦免。……如此一来,州县官员只好奉行文书,以求免于获罪遭罚,不再留心民间疾苦。

        (为了封住批评者的口)又偷偷派出逻卒,到市场上去,到道路上去,偷听人们的闲谈,遇有谤议新法的,立即抓起来行刑。街头挂出了榜文,悬立赏格,鼓励告发诽谤朝政的人。

        这就是司马光看到的,在王安石治下的朝廷国家的景象,重压之下,官僚群体万马齐喑,皇帝被蒙蔽,新政快速有效地推行,而它是否利民,却变得无关紧要。

        司马光指出,想要走出当前困境,就必须从作风和政策两方面出发。一方面,必须改变政治作风,开放批评,打通信息渠道,以便了解和掌握真实情况。司马光给神宗讲了一个故事:春秋时期,子产在郑国执政,郑人聚集在乡校里议论纷纷,有人请求拆毁乡校。子产说:“为什么呢?……他们赞成的,我就继续推行;他们反对的,我就加以修改。乡校是我的老师啊,为什么要拆毁它呢?我听说用忠诚善行来减少抱怨,没听过利用威权来堵塞抱怨。威权之下,难道不是能立刻终止抱怨吗?但这就像是防洪,大规模决口,伤人必多,来不及挽救;不如先开小口疏导洪流。对待议论,与其拆毁乡校,不如把我们听到的当做药石。”“子产不乡校”的故事,四年前,司马光曾经在信里给王安石讲过,王安石没有听他的。那么,这一次,神宗会听他的吗?

        另一方面,在政策层面,应当废除一切新法。司马光认为,王安石所推行的青苗、免役、市易、保甲、水利诸法,皆属“朝之阙政”,必须予以纠正,全盘废除。司马光还鼓励神宗“收威福之柄,悉从己出”,收回对王安石的信任,亲自主持政务,亲自选任台谏官,恢复批评纠错机制。

        熙宁七年四月的这道奏疏,如金刚怒目,振聋发聩。闲居四年,已经安享独乐之乐的司马光,为什么会在此时忽然做此狮吼?

        

神宗的“求言诏”



        作为皇帝的忠臣,君臣秩序的忠实拥护者,司马光早就明白一切荣耀归于皇帝的道理,如果皇帝不支持,臣子就什么也做不成。所以,当皇帝倒向王安石,一切皆不可为时,司马光只能选择放弃,退出政坛。在司马光的思想图景中,没有第三条路可走。能够让司马光再度奋发、积极进言的,必然是神宗态度的转变。

        熙宁七年(1074)三月二十八日,神宗颁布了一则充满悔疚的求言诏书:

        诏书所遵循的逻辑,是早已被现代人所遗弃的“天人感应”学说。持续的旱灾代表着阴阳失和,而阴阳失和表明人间统治的失序,皇帝以个人生活的撙节谦抑向老天表达悔意,可是老天并没有原谅他。于是,皇帝害怕了,他知道自己所做的还不够,可是又不知道错在哪里。因此,他决定向“中外文武臣僚”开放言路,广纳批评。

        变法之初,王安石曾经对神宗说过“灾异皆天数,非关人事得失所致”,如今却出现了这样一篇因为畏惧天变而自责的求言诏,这分明是对王安石路线的否定和背离。诏书出自韩维之手,然而,它所透露的,却毫无疑问是神宗在彼时彼刻的真实想法。神宗动摇了。对于王安石主政六年以来的国家状况,神宗感到了由衷的担心和恐惧。

        

神宗之忧



        诏书只提到了旱灾,而让神宗感到焦虑震恐的,却不止旱灾,还有财政困难与契丹的威胁。

        旱灾的情况有多么严重呢?早在熙宁三、四年间(1070~1071),陕西、河北等广大的北方地区已经出现严重旱情。到了熙宁六年冬至七年春,遭遇旱灾的区域又扩大到两浙、江淮地区,朝廷不得不在这些地区开仓放粮、赈济灾民,而东南地区一直是帝国的粮仓。正常年景,每年通过汴河从东南地区运往开封的粮食高达600万石。这一年,真正抵达开封的粮食只有200万石。开封的米价暴涨至每斗150文,普通老百姓的生计大受影响,首善之区,辇毂繁华,竟然也有了饥荒之相,怎能不让神宗感到紧张?在“求言诏”颁布之前,神宗已经批示政府拿出220万斛存粮,以每斗100文、90文的价格面向首都市场出售,以平抑米价。15

        让神宗感到担忧的第二件事是财政困难。熙宁四年,在王安石的支持下,军事天才王韶(1030~1081)开始主持西北战事。王韶的确是很能干的,他收服了青唐(青海西宁)地区势力最大的俞龙珂部,进而将宋朝的领土拓展到甘肃临洮、临夏、宕昌、岷县。熙宁六年夏秋之际,王韶发动攻势,“前后历时五十四日,军行一千八百里,收复五州,拓地两千里”。捷报传来,群臣拜贺,神宗异常欣喜,当场解下腰中所服的玉带赐给王安石,以“表朕与卿君臣一时相遇之美也”。

        然而,西北用兵所造成的军费消耗显然也让神宗始料未及。熙宁六年八月,陕西永兴军的兵储“才支三季”。而储备不足显然不是永兴军一路的特殊状况。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如今兵马在外,后方的粮草却渐渐空虚,这怎能不让神宗感到紧张焦虑?陕西的兵那么少,怎么会花掉那么多钱呢?!神宗没有打过仗,也没有管过账,他百思不得其解,想来想去,觉得一定是转运使不得力。按照神宗思路走下去,转运使必然会成为替罪羊。还好王安石不糊涂,他劝解神宗说:“陕西财政用度不足,也恐怕不能只怪转运使,必是自有许多使处。比方说,熙州王韶那里用兵数也不多,可是所耗费的钱财物资却是如此之多。因为只要是打仗,钱粮物资的消耗必然是这样的。转运使的算计错误肯定是有的,但未必就能导致财用缺乏。”这番话显然未能完全说服神宗,他说:“一件事算计错了,恐怕就要导致几十万贯的损失啊。”

        神宗的拓边行动是在巨大的财政压力下开展的,王安石的理财给了他一些底气,可是打仗竟然是这样的花钱,还是让神宗感到了心虚脚软。

        让神宗感到担忧的第三件事是来自北方大国契丹的威胁。熙宁六年十一月,有情报表明契丹要来重新划分山西段的领土,神宗“深以为忧”;不久,神宗又接获谍报,说契丹打算来讨要关南地。关南地在河北,属于后晋石敬瑭割给契丹的土地,后来被周世宗收复。按照1005年订立的澶渊之盟,契丹已经承认了宋朝对关南地的领土主权。然而,这块地却成了契丹要挟宋朝的由头。仁宗朝宋与西夏交战正酣的时候,契丹曾经趁火打劫,遣使讨要关南地,最终逼迫宋朝增加岁币额度。如今宋朝拓边西北,兵力、财力、民力的投入重点都在西边,陕西军需已经捉襟见肘;而与此同时,宋朝还在湘西腹地展开了内陆拓疆行动,力图征服久居深山的“化外蛮夷”。当此之时,若契丹再从北边打过来,宋朝腹背受敌、三处用兵,当如何是好?“今河北都无备,奈何?”

        神宗发生了严重动摇,他开始怀疑王安石的路线、政策是否真的出现了问题。“上与安石如一人”的神话出现了裂缝。三月二十八日的“求言诏”用了四个问句反思、检讨阴阳失和、上天降戾的原因:

        这四问当中,“狱讼非其情”—司法不公是任何时代都可以说的。其余三问,每一问都暗指王安石。“听纳不得于理”等于说是朕所听从、采纳的路线方法出了问题。皇帝听谁的?王安石!“赋敛失其节”,对民间财富的收取失去了节制,这不正是反对派对青苗、免役诸法的批评吗?皇帝的视听被蒙蔽,小人阿谀阻塞言路以谋私利,那么是谁蒙住了皇帝的双眼、堵住了皇帝的双耳?王安石!

        在政策的具体实施层面,神宗与王安石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分歧。比如,当发现陕西永兴军的兵储“才支三季”时,神宗立刻下令三司使薛向彻查。薛向于是派人赴陕西调取六年以来的钱谷、金银、匹帛出入细数两本—这是要查账了,查账的时间段,正好是王安石以新法理财以来的六年! 这哪里是查陕西?分明是查王安石!最终,薛向的调查被王安石以“扰人至多”为名叫停。对于神宗没完没了的各种担忧,王安石很是不以为然,但是,他显然不能打消神宗的顾虑。

        王安石目标明确,态度坚定,如山不动,而神宗却是忧形于色,“叹息恳恻”,想要取消部分新法了。神宗与王安石之间,裂痕在显露,在加深。

        

皇族内压,神宗失控



        神宗还受到了来自皇族内部的压力。两位老太太—太皇太后曹氏和皇太后高氏常常对着神宗哭哭啼啼地抱怨新法。一天,神宗与二弟岐王颢一起到太皇太后宫中向曹氏请安,祖孙三人之间发生了一场激烈的言语交锋。

        曹太皇太后说:“我听说民间被青苗、助役钱害苦了,为什么不取消它呢?”

        神宗反对:“这些都是利民的政策,不是要害民的。”

        神宗的话,曹太皇太后当然是不信的,她矛头一转,直指王安石的去留,说:“王安石的确有才学,可是抱怨他的人太多了,不如先把他调到外地去,过一年多再召回来。”太皇太后的意思,显然是为了神宗好,希望他与王安石适当切割,平息舆论,缓和矛盾。

        神宗不领情,说:“群臣之中,只有王安石能横身为国家当事啊!”这个时候,一直沉默的岐王颢开口了:“太皇太后的话,是至理,说得对极了。陛下不可以不深思啊!”

        岐王的话,还有他的表情、语调都让神宗再也遏制不住内心的愤怒与委屈,他大声喝道:“是我在败坏天下吗?‘汝自为之’,你自己来啊!”

        “汝自为之”这样的话,皇帝对享有皇位继承权的宗室亲贵说,简直就是恶毒的诅咒。太宗皇帝曾经对太祖的长子德昭说过类似的话,而德昭回转身就自杀了。岐王颢闻言,顿时就哭出了声,边哭边说:“何至是也?”

        一场意在表现天伦之乐的祖孙聚会不欢而散。

        神宗还在试图维护王安石,他清醒地知道,要想大有作为,除了王安石,没有其他人可以依靠。然而,来自天地人各方的巨大压力却让神宗焦虑不堪、身心俱疲。“是我在败坏天下吗?”的反问,带着哭腔,流露出极度的委屈与不甘—他要做伟大的皇帝,他不要重蹈父亲英宗的覆辙!

        熙宁七年(1074)四月十九日,神宗宣布,王安石罢相,出知江宁府。然而,我们却很难说司马光的狮子吼在其中起了什么直接作用。司马光奏札上报的时间是四月十八日,而他投书的地点在洛阳。也就是说,在司马光的奏札抵达神宗御览之前,王安石的罢相制就已经公布了。上天示警,来自官僚集团与皇室内部的压力如此之大,让神宗不得不罢免王安石以平息物议,与人、与天谋求和解。

        那么,王安石罢相是否就等于神宗有意回到司马光路线?天章阁待制李师中(1013~1078)就作出了这样的判断。五月初一,他上疏建议神宗召还司马光、苏轼、苏辙,改弦易辙,放弃“富国强兵之事”,转求“代工熙载之事”。所谓“代工熙载”,即人臣辅佐君主,代行天命,建立天地人和的丰功伟业。李师中又毛遂自荐,自诩“天生微臣,盖为盛世,有臣如此,陛下其舍诸!”没想到神宗览奏大怒,吕惠卿又从旁添油加醋,故意歪曲,最终,李师中被一撸到底,押往和州监视居住。《宋史·李师中传》说他“好为大言,以故不容于时而屡遭贬谪”,其实,真正让神宗感到恼怒的,恐怕还不是李师中的大言炎炎,而是李师中对神宗—王安石富国强兵路线的彻底否定,他标榜自己“未尝有一言及钱谷甲兵者,盖知事君以道”,明确地把“事君”之“道”与“富国强兵”“钱谷甲兵”直接对立起来。殊不知,在神宗心中,讲求“钱谷甲兵”之术,以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却是“道”本身。

        在明眼人看来,李师中是个彻头彻尾的糊涂人,完全看不清形势。神宗虽然不得已罢免了王安石,却给了王安石最优厚的待遇—级别一口气提高了九级;罢相制书中充满赞美眷恋之情,所用的罢相理由是王安石的恳辞。继任首相韩绛,出自王安石推荐,韩绛得到任命之后,随即向神宗提出要面见王安石,“有所咨询”,而神宗在给王安石的手诏中则殷切嘱咐“您要替朕把当今人情政事中的当务之急跟韩绛细细说道”。与韩绛的首相任命同时发布的,还有吕惠卿的参知政事任命,而吕惠卿是王安石一手提拔上来的。王安石最欣赏的人就是吕惠卿,他认为,吕惠卿的政策主张与自己“不异”,又有卓越的行政能力,是维护既定方针的不二人选。韩绛与吕惠卿,一个是王安石的“传法沙门”,一个是王安石的“护法善神”。有韩—吕组合在,王安石丝毫不担心他罢相之后的政策走向。至于司马光等人关于吕惠卿人品“真奸邪”的批评,王安石如春风过耳,略不萦怀。他所看重的,是政治主张,是执行能力。

        王安石人离开了开封,但是,他的政策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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