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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大宋之变(1063~1086)22、勇敢者的墓志铭

22、勇敢者的墓志铭

        而这样一篇文字,恰恰是性格耿直而有预见性的吕诲想要的。吕诲在病床之上,自觉来日无多,挣扎着起来,写信给司马光,请他为自己写作墓志铭。他的盖棺定论之作,应当由一个真正懂他的人来写!司马光接信之后,即刻赶往吕府,吕诲已经在弥留之际,眼神都涣散了。司马光俯下身子,喊着他的字问道:“献可,献可,还有什么要嘱咐的吗?”吕诲勉强张开眼睛,看了司马光一眼,说:“没了。”司马光含着泪告别而去,他刚刚出了吕府的大门,就听到身后悲声大作—正直的吕诲殁了!

        司马光断然不会想到,开封的新年同样寂静凄寒,这一年的正旦庆典并未如期举行。《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一九载:“熙宁四年春正月丁亥朔,上不视朝。”《宋史·神宗本纪》的记载基本相同。正旦大朝会取消,是极不寻常的事情,通常只有在皇帝“不豫”时才会发生。神宗为什么会取消这一年一度的新年庆典?《续资治通鉴长编》和《宋史》都没有说明。根据此前此后的情况推测,神宗做出这项决定,可能有两个原因:第一,陕西、河北的旱情继续恶化,神宗要用行动对上天表示敬畏;第二,神宗的西北拓边计划遇挫,他心中忐忑。

        然而即便如此,神宗的心中还是不安的。二月十六日,他发布诏书,调低了陕西边防策略的基调:

        如果说《张存墓志铭》中的忧国之情还只是不经意间的流露,那么,《吕诲墓志铭》则简直就是一篇檄文,一篇讨伐王安石的檄文!

        关于吕诲和司马光最后的告别,还有另外一个版本:吕诲听到司马光问“你还有什么要嘱咐的吗”时,用力睁开眼睛,看着司马光,说:“天下事尚可为,君实勉之!”南宋的史家李焘和大儒朱熹都选择相信这个版本,而我选择了司马光本人在《吕诲墓志铭》中的记载。但是我也相信,能够用墓志铭表达抗议的人,一定不会轻易放弃希望。

        这篇墓志铭,刘航持笔踌躇,不敢书石。谁也没有想到,刘航的儿子安世却挺身而出,情愿为父亲代笔抄录。在这个二十五岁的年轻人心中,把父亲的名字与司马光、吕诲这两位正直的大臣联系在一起,是一桩可以传之千古的佳话。他为父代笔,正是要“成吾父之美”! 刘安世(1048~1125)从此成为司马光忠诚的学生和追随者。

        开边受挫之后的宋神宗开始接受王安石的主张,把内政暂时放到了第一位,加大了排斥、打击异己分子的力度,力图扫清新法推行路上的所有障碍。二月,朝廷下旨处分阻挠青苗法的官员;三月,又派出使者巡行各地,纠察奉行新法不力的情况。凡遭遇调查的,多难逃处分。比司马光资格更老的前任宰相富弼,就因为拒不推行青苗法遭到了贬官处分,而在此之前,富弼已经获得神宗恩准,回洛阳家中养病。王安石的醉翁之意显然不在富弼,而在于一切反对派。第二年(1072)正月,京城开始设置“逻卒”,“察谤议时政者收罪之”。后来,王安礼做开封知府的时候,“逻者连得匿名书,告人不轨,所涉百余家”。神宗下令开封府“亟治之”。王安礼顶住压力找到了诬告之人,“即枭其首于市,不逮一人”。王安礼之所以敢如此、能如此,显然因为他是王安石的弟弟,拥有神宗毋庸置疑的信任—换一个人做开封知府,可能就血流成河了。开封变成了一个不能随便说话的城市。那些自以为置身事外、洞若观火的政治观察家,也都闭紧了嘴巴,哪怕在自己家里—隔墙有耳,言者获罪。

        一个“危辱”时代已经降临,大宋政坛,寒意渐深。“危辱”二字,出自司马光的诗《初到洛中书怀》:

        

神宗的挫败



        这些私人性质的文字,便是墓志铭。墓志铭为死者而作,记录死者生平,表彰死者德业,同时承载着生者的思想与情感。墓志铭的作者,通常是死者的亲人朋友。因此,于作者而言,写作墓志铭本身就是一场悲伤的告别。熙宁四年一年之中,司马光竟然不得不接连作了两篇墓志铭!

        吕诲是谁?最早站出来预言王安石终将误国,“以之为宰相,天下必受其祸”的人。吕诲弹劾王安石,司马光曾经阻拦,他觉得应该等一等,看看王安石所作所为的结果再说。吕诲没有听他的,愤然上殿,一本奏上,没弹倒王安石,却丢了自己的御史中丞之位。如今,斯人已去,王安石把持朝政,各项新法极尽搜刮之能事,排斥异己,使天下异见者万马齐喑。司马光追思往事,既痛吕诲之云亡,更痛国家之大势已去,难掩满腔愤怒。他以笔为枪,向王安石发难:

        洛阳,这个距离开封并不遥远的地方,正在成为一个危辱孑余聚集的城市,“士大夫位卿监,以清德早退者十余人,好学乐善有行义者几二十人”。司马光的前辈富弼、同辈吕诲都已经先期回到洛阳。这里还有著名的处士邵雍(1011~1077)。想要找人谈谈学问,再没有比洛阳更好的地方。如果你忘记开封,忘记天下国家,那么,洛阳就是天堂。可是这世上哪有天堂?天下、国家又岂是说放下就能放下的?

        千年之后,有位现代人写下了这样的诗行:“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看吧,在镀金的天空中,飘满了死者弯曲的倒影。冰川纪过去了,为什么到处都是冰凌?……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这首诗的作者是吕诲在千年之下的知音。在一个危辱的时代里,吕诲选择做一名挑战者,他用墓志对王安石的路线和作风做了最后的抗争。而司马光成全了吕诲,他和吕诲站在一起,对着王安石、对着开封的权威高声抗议:“我不相信!”

        

勇敢者的墓志铭



        按照当时的习惯,墓志铭刻石之后、下葬之前,还要制成拓片,在亲友中广为散发,以宣扬死者的美德,展示作者的文笔、抄写者的书法。吕家世代高官,吕诲的伯祖父吕余庆是太祖朝的参知政事,祖父吕端(1935~1000)做过太宗、真宗两朝的宰相,父亲是国子博士,吕诲官至御史中丞,在朝中好友众多。可是刘航却嘱咐吕家千万不要制作拓片,就让这文字深埋地下。万一拓片流传,司马、吕、刘三家只怕都要遭殃!刘航怕得罪王安石,却有人偏偏想要激怒王安石,挑起事端。有个叫蔡天申的小人,重金收买刻工,拿到拓本,献宝一般送到了王安石府上。那么,王安石会做出何种反应呢?

        这番推演,听起来有欠厚道,可是仔细咂摸,也确实有几分道理。

        张存过世前一日,距离开封得到抚宁堡陷落的消息已经过去了五天,而张存尚未得知。在司马光的笔下,张存至死都在忧心国家,不放心西北用兵与新法,而这也是司马光所担心的。

        事实证明,神宗的不安是有道理的。二月十六日诏书尚未抵达前线,十八日,西夏人便组织反击,攻陷了抚宁堡。宋朝新近从西夏夺取的土地、修筑的堡寨尽数丢失,更白白损失了一千多大好儿郎。三月,西北战区主帅韩绛“坐兴师败衂罢”,遭到贬官处分,调任邓州知州。皇帝总是正确的,韩绛承担了贸然“兴师”的罪名。

        熙宁四年(1071)的春夏,对于司马光和宋神宗来说,都是一段艰难时光。

        司马光去世之后,苏轼为司马光作行状,说他退归洛阳,“自是绝口不论事”,“事”者,国家事,天下事,事关神宗的朝廷、王安石的政府。是的,他不再给皇帝上疏,也不再给王安石写信。然而,在某些私人性质的文字里,国家事、天下事还是会忍不住跳出来,让我们看见司马光的真心。

        谁都知道,“那个侍从官”指的正是王安石。墓志铭写出来,要刻到石头上。而石头会随死者下葬,同归于不朽。吕诲亲友当中有个叫刘航的人,书法极好。这篇墓志铭写出来之前,刘航主动请缨,要往石头上抄录,为吕诲尽心。可是拿到铭文之后,刘航却“迟回不敢书”,畏手畏脚,不敢下笔。刘航怕什么?他怕自己抄过这样一篇文字之后,会被贴上反对王安石的标签,遭到打击。

        一篇是给他的岳父张存。老人家已经八十八岁了,退休之后在老家冀州颐养天年。皇帝恩宠,把张存的独子保孙安排在冀州做官。保孙孝顺,把老人家的生活照顾得妥妥帖帖,三个女儿女婿又时常派人送信来问寒问暖,张存这一辈子,真可以说是没什么可遗憾的。司马光对岳父的感情是超出一般翁婿的,想当初,司马光才十六岁,张存一见之下,就主动提出把女儿嫁给他,那份知遇之恩,司马光没齿难忘。他恨只恨自己还挂着西京御史台的闲职,不能亲往河北为岳父送葬。这篇墓志铭,司马光写得情真意切,他叙述张存早年的功业、晚年的幸福、为人之忠孝笃厚、看人的眼光之准确,字字句句,皆见真情。从表面上看,这只是一篇私人文字、感情之作,可是细读之下,还是会发现家国情怀的流露。司马光记述了这样一个细节:

        “未逢危辱”,是隐晦的说法。“危辱”在司马光身后已经影随多时。离开永兴之前,二月份,陕西转运司接到中央命令,调查司马光治下的永兴军官吏执行农田水利法不利的问题,一经核实,严加惩处。司马光走后,八月间,中央调查组空降陕西,“体量陕西差役新法及民间利害”。矛头所向,仍然是司马光。司马光虽然遭受调查,却并未受到进一步处分,所以,如果跟富弼相比,也可以说是“未逢危辱”。

        1071年,司马光退归洛阳,开始了长达十五年的退居生涯。这十五年成就了伟大的,这是整个大宋朝廷在这十年间对于华夏文明的重要贡献。在书局以外,从开封到各地,“王安石路线”成功统治整个宋朝十五年—前六年是王安石在前台,神宗在后台,君臣合力;后九年王安石退居金陵,神宗一身而兼二职,大权独揽,直把宰相当成了高级秘书。皇权走向专制,官僚沦为工具。这十五年的施政,理财富国基本成功,开疆拓土得少失多。最终,骄傲的皇帝在委屈愤懑中孤独地撒手人寰。

        好抖机灵的开封政治观察家在私底下不厚道地笑了:“韩绛吃了败仗,皇帝的心气儿短了,这下王安石更得意了!”听的人先是一愣,定神想想,恍然大悟,不住地点头。这话应当怎么讲?

        神宗撇开王安石、亲自主导的西北拓边行动遭遇了严重挫败。熙宁三年夏,宋和西夏在边境地区互相试探,军事摩擦不断,互有胜负。宋军曾经连破西夏五个边寨,让神宗很是兴奋,下诏褒奖了指挥这场军事行动的庆州知州复圭。但是没过多久,西夏国主李秉常便亲帅大军,包围了宋军的桥头堡大顺城,夏军前锋进犯榆林,距离庆州城只有四十里,震惊了整个陕西。九天之后,夏军退去。李复圭受到了降级降职的处分。这小小的挫败并未让神宗灰心,他把希望寄托在了韩绛的身上—熙宁三年八月,韩绛以副宰相的身份受命出征,担任陕西宣抚使;十一月,神宗改命韩绛为陕西、河东宣抚使,干脆将与西夏接壤的两个路的边防大权全数赋予韩绛;熙宁四年正月,神宗又派人把诰敕送到陕西前线,“即军中”拜韩绛为宰相,排名且在王安石之上。

        王安石让人把墓志铭的拓本挂在自家书房的墙上,仔仔细细端详之后,对身边人说:“君实之文,西汉之文也。”司马光的文章相对古朴,跟当时流行的风格不同,苏轼也同意司马光文风似西汉。那么,西汉之文,究竟是谁的风格呢?司马迁!司马迁的风格又是什么?自由表达!再没有哪个后世的历史学家能够像司马迁那样直言无隐,自由地表达思想感情了!墓志的性质接近于史书的传记,实际上是私家历史记录。王安石称道司马光的文章是西汉的文章,我斗胆猜测,对于司马光所列举的关于吕诲的事实,他并不否认。王安石与司马光、吕诲,道路虽然不同,却同样具有直面事实的勇气。只不过,他们对事实的解读不同,在司马光、吕诲看来,王安石已经走上错误的道路;但在王安石看来,那却是通往正确的一条捷径!

        熙宁四年的正月初一,身在长安的司马光无心过年,他奋笔疾书,为民请命,“昧死”请求神宗爱惜民力,切勿轻启战端。按照宋朝礼制,大年初一应当是正旦大朝会的好日子。一元复始,万象更新,神宗会在文德殿上接受百官朝贺。在司马光的想象之中,这一刻,在开封,巍峨的文德殿上,必定是香烟缭绕,章服灿灿,欢呼阵阵,“万岁”之声响彻云端。

        跟司马光一样,王安石反对贸然出兵攻打西夏;跟司马光不一样的是,王安石并不反对出兵本身,他所反对的是缺乏战略眼光、没有准备的贸然出兵。同神宗相比,王安石在领土方面的心胸更远大,想法更扎实稳妥,他主张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第一步笼络征服西夏周边的小部族,第二步对付西夏,第三步对付契丹,最终恢复汉唐旧疆。而实现这样一个大战略,必须建设强大的军队,建立雄厚的财政基础。如何建立雄厚的财政基础?那便是行青苗、免役、市易诸项新法。新法行而国家富,国家富而后可强兵,富国强兵而后可以对外。王安石的蓝图,神宗基本接受,可是他又按捺不住建功立业的急迫,所以才会抛开王安石,派出韩绛宣抚陕西,自己坐镇开封,主导开边。神宗的这点儿小心思,王安石了如指掌,知道拂逆不得,所以事先并未着力反对用兵—他甚至还表示愿意亲自上前线,以示姿态。如今韩绛开边受挫,正好让神宗吃一堑长一智,自己老老实实地回到王安石的路线上来。

        

危辱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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