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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大宋之变(1063~1086)13、理财争论出延和

13、理财争论出延和

        

延和殿会议



        熙宁元年(1068)八月,神宗在延和殿接见翰林学士司马光、王安石、王珪,商量南郊赏赐方案。曾公亮代表二府大臣推辞南郊赏赐之事,学士们此前已经讨论多日,论理,应当已经达成一致,此番上殿,只须拿出一个议定的方案来供皇帝拍板即可。可是,讨论非但没有结束,反而越发激烈了。在延和殿上、皇帝御前,司马光与王安石之间爆发了一场针锋相对的辩论。这场辩论,说小也小,所针对的具体问题不过是一次南郊大礼几万银绢的去向;说大却也真大,就是在这场辩论中,司马光头一次如此清楚地意识到他与王安石之间的深刻分歧。同样是在这场辩论之中,王安石说出了“善理财者,民不加赋而国用饶”,司马光说出了“天地所生货财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间则在公家”。后来的历史学者常常引用这两句话,来论证司马光与王安石的理财观念差异。

        任何话语都是具体环境的产物,而当时话语能够抵达今天,被我们读到,必然经过多重记录传播,中间难免好恶偏颇。那么,这两句话究竟是在怎样的背景中说出来的?它们又是如何被记录下来的?应当怎样理解这两句话的含义?

        延和殿会议的结果简直是个谜。神宗的态度似乎是在司马光这边的—在之前的单独交谈中,他对司马光说过“朕意亦与卿同”;在延和殿上,当着众位翰林学士的面,他又说过“朕亦与司马光同”。可是,在最后成文的皇帝批示中所表达的,却是王安石的意见。为什么?最直接的解释是王安石凑巧是那天的值班学士,皇帝批示由他亲笔起草,所以他表达了自己的想法。但是,王安石胆敢篡改圣意吗?

        还是让我们回到延和殿,且看当时场景:司马光与王安石对面站立,言语往还,思想交锋,有时呼吸急促,态度激烈;神宗端坐御榻,身体前倾,聚精会神听讲,认真快速思考,目光中时有火花迸出;旁边还有一个王珪,始终面对皇帝站着,半躬着上身,保持着谦卑和顺的表情。

        会议一开始,司马光首先发言,重申自己的观点:“如今国家用度不足,灾害又接连而至,财政状况雪上加霜,因此,必须裁减不必要的支出;而裁减不必要的支出,就应当从高官近臣做起。二府大臣主动辞让南郊赏赐,陛下自当接受,成全他们的忠君爱国之心。”

        翰林学士之中,司马光是唯一支持二府大臣辞免南郊赏赐的,“独臣有此意见,外人皆不以为然”。两天之前,他曾经单独上札,以书面形式向神宗陈述自己的理由。而神宗也在二人的单独谈话中表示过:“朕的意思也跟你一样,接受二府大臣辞让赏赐,绝不是轻视他们,而是成就他们的美德。”所以,在上殿之前,司马光认为,他有充足理由相信,神宗将会力排众议,接受自己的建议,大幅裁减高级官员南郊赏赐额度。

        司马光话音刚落,王安石随即反驳道:“我大宋国家富有四海之地,大臣的南郊赏赐,明明花不了几个钱,却吝惜不给,省下这几个小钱,不足以让国富裕,只会白白地损伤我大宋体面。唐朝宰相常衮嫌宰相食堂待遇优厚,请求辞让,当时的人都说那是因为常衮知道自己配不上宰相的高位,既然如此,就该直接辞职,而不是辞待遇。如今二府辞南郊赏赐,道理是一样的。”

        

常衮的故事



        常衮(729~783)的故事尽人皆知,之前的讨论,各位同僚也都是在拿常衮说事儿。司马光究心史学,比旁人更了解这个故事。常衮是唐代宗的宰相。唐朝各衙门都有食堂,单位提供工作午餐,宰相食堂的饮食更是格外丰盛。代宗时,皇帝为示笼络,又给宰相们每天额外赏赐“内厨御馔”,份量之大,足够十人饱餐,根本就是浪费。这份“加菜”,常衮上台之后,主动推辞,从此彻底取消。常衮又认为宰相食堂的待遇本身也过于丰厚了,于是提出缩减,结果却遭到了一片讥讽之声,最终未能实现。与同时代的宰相相比,常衮所得的评价不高,这件事显然“减分”不少。

        反驳常衮的话,说得最响亮的他的前辈张文瓘(606~678):“宰相食料丰厚,这是天子对中枢的重视,给贤才的待遇,咱们要是担不起这责任,就该主动引退辞职,不应该省下这点小钱来给自己博取名声。”也就是说,宰相食堂的优厚待遇,既是国家对宰相超大责任与超高能力的回报,又是宰相地位与国家体面的象征,职位、责任与待遇三位一体,不可分割—位可辞,饮食待遇不可辞。张文瓘的话博得了当时与后世的一片喝彩。王安石引用常衮故事的用意也正在这里。那么,司马光是怎样看常衮故事的呢?

        后来,在的正文中,司马光如实记录了当时人对常衮的讥评,又在后面以“臣光曰”评论道:

        君子以无功受禄为羞耻,常衮辞让厚禄的行为,是有礼义廉耻的。跟那些一味贪恋权位俸禄的人比起来,不还是强很多的吗?!有云“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像常衮这样的行为,“亦未可以深讥也”(也不能过分非议)。

        “亦未可以深讥也”,便是司马光对常衮此举的态度。司马光所追求的是一种合乎礼义秩序的中和之道。具体到二府大臣辞免南郊赏赐这件事,他的态度正是如此。在之前与司马光的单独谈话中,神宗曾说:“不如干脆(全盘接受曾公亮的请求),取消二府大臣的南郊赏赐!”司马光当即表示反对,理由是:“南郊赏赐,连普通士兵这么卑微的群体都能沾润,公卿大臣反而没有,恐怕‘于礼未顺’。”在司马光看来,一切选择都应当以礼义为归依。公卿大臣的待遇、特权是礼义秩序的一部分,皇帝无权剥夺;而公卿大臣的待遇无论何时都应当超过普通士兵,这也是礼义秩序的应有内容;当然,公卿大臣也应当负担更大的社会责任,主动为皇帝分忧。因此,关于南郊赏赐,司马光主张包括二府大臣在内的全体高级官员减半赏赐,既可保全国家体面,维护礼义秩序,又可节约财政开支。

        

小钱当不当省



        二府大臣的南郊赏赐总额,司马光算过账,按往年的惯例估计,大约在二万银绢左右。的确不是个大数目,省下这一笔来,也“未足以救今日之灾”,不能彻底改变财政状况。那么,是否就可以像王安石说的,“我大宋富有四海”,区区“小钱”就不必俭省了呢?

        司马光认为,这绝对不可以。第一,这不单纯是个经济问题,只算经济账是不对的。二府大臣辞让南郊赏赐,是君子忠君爱民的义举,(有限度地)接受它,既可以面向全社会宣示高层厉行节约、共济时艰的决心;又可以为整个官僚集团做出表率,为接下来的财政节流改革开路,“希望国家能借由此事筹划削减其他不必要的开支”。既然如此,又何乐而不为呢?第二,这一笔小钱不必省,那一笔小钱不必省,那么,还有什么是能省的?“你要削减皇帝的供奉之物,就会有人说‘改变制度,削弱排场,不是荣耀国家的做法’;要削减大臣的无功之赏,就会有人说‘省下来的也没多少,反而损害了体面,不是优待贤人的做法’;要削减官僚集团的多余开销,就会有人说‘人们心理上难以接受,恐怕滋生事端,不是安定团结的做法’。照这样说来,国家就永远也不可能削减财政支出,小老百姓也就永远也不会有休养生息的那一天了,只能是竭泽而渔、水干鱼尽而后已!”第三,司马光相信,“凡宣布惠泽,则宜以在下为先;撙节用度,则宜以在上为始”。凡是发布恩惠好处,应当优先考虑地位低下的人;而厉行节约,则应当从地位崇高的人做起。地位与社会责任挂钩,这才是儒家精义。

        

惊人之语非故作



        王安石侃侃而谈,司马光仔细倾听。王安石的说法,司马光并不感到惊讶,他相信神宗会做出正确的判断。然而,王安石接下来的一句话却让司马光悚然心惊,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王安石说了什么?

        王安石说:“且用度不足,非方今之急务也。”国家用度不足,财政困难,不是当今的紧急事务。

        这是什么话呢?宋朝的国家财政早已是捉襟见肘,举步维艰,这是人人都知道的事实。司马光还记得,仁宗晚年在三司共事的时候,王安石对当时形势的判断与众人并无两样,他上给仁宗皇帝的万言书,不也说“天下之财力日以困穷”吗?如今八年过去,经过仁宗、英宗两次国丧,耗费巨大,又遭地震水灾,雪上加霜,“内外公私财费不赡”。王安石凭什么说“用度不足非急务”呢?他究竟想要表达什么呢?

        司马光奋起反击:“国用不足的状况,从真宗末年就已经开始。近年以来,愈演愈烈,你凭什么说这不是急务呢?”

        司马光的反应,似乎早已在王安石预料之中,他回答说:“国用不足,是因为没有得到善于理财的人。”

        “善于理财的人?”司马光提高了声调,“不过是以苛刻繁重的赋税来榨干老百姓的财富罢了!可是那样一来,百姓穷困流离,沦为盗贼,对国家又有什么好处呢?!”在司马光看来,再高明的理财者也不过是理财者,而非财富的创造者,财富只能来自社会,“公家既竭,不取诸民,将焉取之?”以目前国困民贫的状态,能够把财“理”上来的,只能是头会箕敛的高手。

        “这不是善于理财的人。”王安石停顿了一下,望向神宗,说出了那句著名的话:“善理财者,民不加赋而国用饶。”不给老百姓增加一点赋税而国用丰饶。这就是王安石的理财口号,也是他得以打动神宗的秘密武器。说到这句话的时候,王安石身姿挺拔,脸上显出笃定自信的表情,整个人简直光芒四射。神宗再一次被感染,被召唤,不自觉地向王安石投去神往的目光。

        那么,怎样才能做到“民不加赋而国用饶”呢?王安石没有说。司马光却有着自己的理解。这分明是汉代法家桑弘羊的做法。民分四类,“士农工商”。所谓“民不加赋”,只是不向四民之一的“农”民加赋。桑弘羊实行盐铁专卖,要求商人、手工业者申报财产以便征税,一辆小车、一条小船都要交税;财产申报不实者,发配边疆,没收财产;还鼓励揭发告密。桑弘羊又实行均输平准之法,贱买贵卖,以政府代行大商人角色。桑弘羊曾经独掌财权二十三年,为汉武帝的对外战争提供了有力的财政支持。从“国用饶”的角度来看,桑弘羊的确是成功的。但是,如果把皇帝、政府和包括“士农工商”在内的社会视为一个整体,追求整体的和谐共荣与帝国的长治久安,那么,桑弘羊则是失败的,他的经济政策损害了商人和手工业者的利益,扰乱了经济秩序,造成了整个社会的不安,最终引发了民间的反抗。作为一个纯粹的儒家学者,司马光是瞧不起桑弘羊的。而王安石竟然要走桑弘羊的老路!

        司马光忍不住嗤之以鼻了:“什么叫‘民不加赋而国用饶’?这分明是桑弘羊欺骗汉武帝的鬼话,司马迁记下来是为了讽刺武帝的糊涂。天地所生货财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间则在公家。桑弘羊能让国用丰饶,不从老百姓那里拿,又从哪里拿呢?要真像他说的那么好,汉武帝末年怎么会盗贼蜂起,还要派绣衣使者去追捕?这难道不是老百姓穷困不堪官逼民反吗?!这样的话怎么可以当真呢?!”

        在司马光的这段回答中,也有一句引用率极高的话“天地所生货财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间则在公家”。学者们引用这句话,通常是为了说明司马光保守,不承认社会财富的可增长性。对于生活在21世纪的中国人来说,鄙视司马光是很容易的事。我们亲身经历、耳闻目睹了社会财富的飞速增长,四十余年间,小到个人、家庭,大到城市、国家,财富的增长规模和速度是前所未闻的。“天地”还是这个“天地”,其间的“货财百物”,却早已不知翻了几翻。所以,我们会觉得司马光真是太保守了。但是,诸位有没有想过,这四十余年财富增长的动力来自哪里?制度革新、科学发展、技术进步,特别是早已走在前面的西方文明的引领。而这些,在司马光与王安石讨论“天地所生货财百物”的时候,都没有发生。没有上述这些革命性的因素,又怎么可能出现社会财富的革命性增长?而如果财富总量不增长,那么,理财的问题归根结底还是一个分配问题,不在公家就在民间,是“富国”与“富民”孰先孰后、如何协调的问题。司马光所说的并没有错。

        事实上,关于社会财富,王安石也有过类似的说法。王安石在江宁闲居讲学期间,曾经写文章反对奢侈、提倡节俭之风。其中警句,司马光尚能默诵于心:

        天地之间,财富的生长受制于时间,人所能做的工作有限,可是耗费却可以无日无夜,无穷无尽。以有限的财富和人力,来供应无穷的消费,如果不进行节制,那么,积累如涓涓细流,泄散如大水汤汤,又如何才能让老百姓免于贫穷困顿呢?

        王安石说“天地之生财也有时,人之为力也有限”,司马光说“天地所生货财百物,止有此数”,其间区别其实并不大。可是,这才两三年过去,王安石竟然改弦易辙,要另立新说了。望着王安石和神宗,司马光的心中闪过了一丝怀疑。难道说王介甫为了满足皇帝私欲,甚至可以改变自己的学说?还是,他根本就不了解眼前之人?

        就在司马光思忖的当口,王安石掉转了话题,老调重弹,又说南郊赏赐数额不大,可以忽略,于是司马光只好跟着回来反驳他。显然,王安石不愿意继续纠缠理财的问题。

        司马光与王安石的争论持续了不短的时间,话都说尽了,还是无法说服对方。延和殿里出现了短暂的沉默。这个时候,一直没有说话的王珪满脸谦卑,适时地开了口:“司马光说节约开支应当从高官贵近做起,说得对;王安石说二府的南郊赏赐花费不多,不赏恐怕有损国家的体面,说得也对。还是请陛下裁决。”这就是王珪,谦卑柔媚。此人在神宗身边的时间,注定比司马光、王安石都长。

        

圣意“不允”假作真



        神宗做了总结:“朕亦与司马光同,今且以不允答之可也。”朕的想法与司马光相同,也就是说,赞同减免二府南郊赏赐。姑且以“不允”答之,则是例行的政治姿态—究竟还是要推辞一下的,等宰相们的第二通请辞报告打上来,就可以答允了。如此,则双方皆有体面。

        可是,哪里还有第二通报告呢?第一通“不允”诏书下发之后,曾公亮等一干二府大臣看罢,便再也不敢提辞让南郊赏赐的事情了。这通诏书是怎样写的呢?

        朕刚刚即位,不曾改变祖宗的做法。各位大臣是从黎民中的贤者里选出来的,地位在百官之上。有关赏赐,你们接受还是推辞,人们会从中观察政治的风向;赐予或者剥夺,是朝廷驾驭臣僚的手段。贵贱等级的分别,就像庙堂的台阶一样。古圣先王依据人口的多少来制定国家的用度。如今大宋人口繁衍,赋入的数量并不少,如何理财,值得思考。各位不去谋划理财之事,反而想着贬损个人待遇,一味伤害国家体面,全然不合朕心。各位功勋卓著的贤人,朕正要和你们共商大计,区区一点赏赐,何值一提?你们所请求的,理应不允。

        各位大臣哪一个不是饱读诗书的?谁不知道常衮的故事?诏书又特别强调赏赐是皇帝控制群臣的手段,暗示对待赏赐的态度即是对新君的忠诚表态,谁还敢辞?只能乖乖接受。

        这样一通措辞严厉的诏书,与神宗在延和殿上的口头指示显然不符。神宗说:“朕亦与司马光同,今且以不允答之可也。”“不允”本来只是策略,最终却变成了目标。怎么会这样?

        “是日,适会安石当制。”这一天,正赶上王安石在翰林学士院值班,负责书写诏书。于是,这诏书就从神宗口谕中策略性的假“不允”,变成了严厉到上纲上线的真“不允”。那么,是王安石错会或者妄改圣意吗?

        王安石岂是妄人?王安石所表达的才是神宗的真圣意。我们上面看到的延和殿会议的辩论过程,全部出自司马光的事后追记。换句话说,它是司马光所认定的“事实”,是司马光的记忆。作为一个以“诚”立身的人,司马光不会撒谎,但是任何记忆都有选择性。有神宗在之前单独谈话中的表态打底儿,司马光乐于相信神宗的话,相信“朕亦与司马光同”是真实态度,相信神宗的“不允”是礼仪性的。

        那么,真实情况又是怎样的?我们只能推测。站在神宗的角度来看,司马光说的都对,完全符合儒家的礼义原则,跟司马光“对呛”简直就等于自蹈于不义之地。可是合乎礼义的,却未必合人心意。回顾即位以来与司马光的一系列交道、冲突,神宗难免会觉得,司马光“对”得太厉害了,让人不愉快。而按照司马光的想法走下去,他就必须按捺一切冲动,小心谨慎,缩手缩脚。那当皇帝还有什么意思?神宗敬重而不喜欢司马光。这个聪明绝顶的年轻人当皇帝二十个月了,他已经学会用冠冕堂皇的空话套话,来对付像司马光这样的迂夫子。他说:“朕亦与司马光同,今且以不允答之可也。”司马光就当了真,还在回忆录中暗示王安石妄改圣意。这是一种可能,当然,还有另外一种可能,那便是,司马光明明看透了神宗的虚与委蛇,也不愿戳穿,有意让王安石来背黑锅。

        王安石认为“用度不足”不是“方今急务”,喊出了“善理财者,民不加赋而国用饶”的响亮口号。神宗得到鼓舞,南郊赏赐,皇恩浩荡加于既往,真真的扬眉吐气,做了一回舒心皇上。熙宁元年十一月的南郊大典,赏赐花费900多万,跟三年前英宗的南郊赏赐相比,开支不但没有缩减,反而增加了200万,正所谓“国有至急之费而郊祀之赏不废于百官”。

        南郊大典之前,十月份,神宗从内藏库拿出23,430,000颗珍珠,到河北榷场上出售,然后,用这笔资金到四川、陕西一带,从境外购置骏马12,994匹,重启了已经搁置两月之久的养马强兵计划。神宗是一定要大有为的,可是钱呢?宋朝有两套财政系统,一套是国家财政,由三司管理,已经捉襟见肘;还有一套是皇帝财政,由皇帝直属的内藏库管理,饶有积蓄,只是其中数目对于外朝臣僚来讲始终是最高机密,不得而知。神宗要大有为,单靠内藏家底儿是不行的。那么,钱从哪里来?王安石的“民不加赋而国用足”将如何足法?善理财者将如何理法?司马光把王安石想作宋代版的桑弘羊,是否想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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