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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大宋之变(1063~1086)12、四月谈话

12、四月谈话

        

四月谈话



        熙宁元年春天,开封人念了又念的话题人物王安石“真身”终于抵达开封。四月初四,也就是1068年5月7日,神宗下诏翰林学士王安石“越次入对”,君臣二人第一次对面长谈。之后,王安石奏上《本朝百年无事札子》,鼓励神宗振作精神,“挺身做一个大有为之君”。神宗读罢此札,激赏有加,再度约谈王安石。在四月的这两场谈话之后,神宗与王安石二人“心志遂完全得到契合”。

        按照李焘的记述,在四月第二场谈话即将进入尾声之际,神宗明确表示“朕须以政事烦卿”,而王安石答曰“固愿助陛下有所为”。这段文字,现代人读来,很容易“脑补”成一幅戏剧冲突强烈的电影画面—激动人心的音乐响起,神宗与王安石激动地对视甚至四手交握。接下来是空镜头,雄鹰在风雨中翱翔,大海上波涛起伏。再接下来,便是轰轰烈烈的变法场面了。北宋历史后半程的走向由此定调,而司马光也便作为王安石的对立面被定格在后代的历史记忆当中。自后观之,事势的确如此。然而,为什么会如此?为什么事情是朝着这一个,而不是另外的方向发展的?关于四月这两场历史性的谈话,以及王安石的《百年无事札子》,都还有着太多的问题尚待厘清,甚至这些问题都还没有人问过。

        比如说,王安石的《百年无事札子》其实是个“命题作文”,神宗是出题人。就在第一场谈话接近尾声的时候,神宗问王安石:“祖宗守天下,能百年无大变,粗致太平,以何道也?”由于时间已经来不及,王安石决定以书面形式回答这个问题,这才有了这道札子。那么,神宗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他的题中之意究竟是什么?

        王安石的这道札子,神宗是欣赏备至的。他就像当初把玩王陶的文章一样,反复诵读“至数遍”,并且当面称赞这篇文章“精画计治,道无以出此”。后来的学者也把这篇札子当作变法纲领看待。可是,这篇《百年无事札子》与庆历新政初期范仲淹所作的《答手诏条陈十事疏》是完全不同性质的东西。范仲淹的《答手诏条陈十事疏》只用了很短的一段概括性地指陈国家存在的问题,其主体部分是相当具体的改革方案,庆历新政的改革措施大半都来自这篇“十事疏”。而王安石这篇《百年无事札子》所做的工作只是概括性地指出问题。并且,恕我眼拙,就本人的阅读经验所及,王安石在《百年无事札子》里指出来的问题,很多都不是首次揭露,司马光和其他很多人都有类似的论述。纵然王安石笔力雄劲,有他人不可及之处,但神宗赞赏的不是文字,而是“精画计治”之道,为什么?

        《百年无事札子》里没有具体的改革方案,神宗当然知道,所以,他在第二场谈话中满怀渴望对王安石说:“你肯定已经考虑过问题的解决之道了,请为朕详细地谈谈你的‘施设之方(实施方案)’吧!”王安石就简单地谈了谈。神宗闻言大喜,说:“这都是朕从未听到过的,别人的学问实在到不了这个水平。您能一条一条地为朕写出来吗?”王安石不应。神宗又退而求其次,请求王安石把当天谈话的内容记录下来交给自己。王安石“唯唯而退,讫不复录所对以进”,嗯嗯啊啊地答应着退下去了,可是最终也没有把当天的谈话记录交上来。王安石的“施设之方”究竟是什么,其实从后来的变法措施不难逆推。从1042年进士及第到此时(1068),王安石在职服务国家二十年,兼具中央与地方的工作经验,对于国家弊病,有着深刻的了解;他复出之前,在金陵沉潜六年,思考著述,对于“施设之方”,也早已思考成熟,胸有成竹。而要想把想法变成现实,就必须获得皇帝的支持。皇帝如此迫切想知道,这不正是大好机会?王安石却不肯细说,甚至最终也不愿意写下来,他的打算是什么?究竟在下怎样的一盘棋?

        提问是思考的开始。综上所述,关于四月谈话,我们的问题有三个:一、“神宗之问”的含义;二、王安石《百年无事札子》的价值;三、王安石处理与神宗关系的策略是什么。问题已经提出,该从哪里入手作答?通常而言,历史学要求“白纸黑字”直言其事的证据。然而,并非所有信息都能够通过文字记录、流传下来。文字缺席的地方,是留给想象的空间。只是想象如何展开,才合乎情理?而合乎情理的,是否就等同于真实?……还是让我们回到熙宁元年四月,且从文字出发来看神宗与王安石的历史性谈话。

        

神宗之问



        神宗之问,李焘的记载是“祖宗守天下,能百年无大变,粗致太平,以何道也?”王安石《百年无事札子》的开头也这样说:“臣前蒙陛下问及本朝所以享国百年、天下无事之故。”自建隆元年(960)正月太祖建国至神宗熙宁元年(1068)四月,享国一百零八年,中间没有出现大的变故,天下基本保持安定—“本朝百年无事”就等于是说“我们的朝代是一个伟大的朝代”。这个判断的基础是对过往历史的认识。而最初提出这个论断的正是最终以史学家名世的司马光。

        司马光曾经历数东周以来的天下大势,指出自从平王东迁“王政不行”以来直至本朝,“上下一千七百年间,天下一统者,五百余年而已”。而这五百余年间,又有着数不清的小祸乱,并不太平。只有本朝,自从979年太宗平定北汉,完成统一大业之后,基本上做到了“内外无事”。把本朝的“内外无事”,放到一千七百年的历史长河中去看,是非常了不起的,“三代以来,治平之世,未有若今之盛也”。换句话说,本朝的和平安定简直可与“王政”流行的黄金时代相媲美!司马光的“本朝无事说”,最早是在仁宗末年提出的,也正是在那个时候,他开始了的写作。

        “本朝百年无事”,是三代以来空前的太平盛世,这种说法是很能激发宋朝人的朝代自豪感的。而神宗问的是“为什么”—为什么我们能够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本朝在思想、文化、制度诸层面都有哪些具体成就?列祖列宗的说法、做法当中有哪些值得珍惜、效法、保守的东西?

        司马光提出“本朝无事说”的目的,只是提醒皇帝珍惜难得的大好局面,不要破坏,所以,他并没有论证过“本朝无事”的成因。而王安石在《百年无事札子》中则对此做了简洁而准确的论证:太祖爱民,一切政令“以安利元元为事”,太宗“承之”,真宗“守之”。仁宗统治时间最长,距离当时最近,王安石又亲历其中,有着最为真切的观察,所以,他对仁宗朝政治的概括也最具体。按照王安石的叙述,仁宗政治的成功之道是:皇帝保持了对天道人心的敬畏,克制了一己之私欲。对百姓,他不滥用民力,珍惜人的生命,上行下效,因而整个国家的统治都比较宽松。对周边政权—辽和西夏,他坚持和平第一原则,宁可屈己弃财,以经济利益换取和平。在统治集团内部,他维护言路畅通,不偏听偏信,保持了谏官、御史制度的有效性。王安石的回答,相当准确地揭示了宋朝百年无事的奥秘。那么,在王安石主持政局之后,他又是否能够辅助神宗坚持固守这些原则呢?我们拭目以待。

        

王安石的价值与手腕



        本朝百年无事,成绩骄人,何道以致之?这是神宗的问题,但又显然不是神宗问题的全部。神宗之问,在字面问题之下,还有一个隐含问题,而这个问题才是真正困扰他的。这个问题就隐藏在王安石的答案之中。《百年无事札子》的前半部分重在论述“本朝百年无事”的成因,调子是高昂的、正面的;而后半部分的调子则完全是批评性的,重在论述本朝百年以来的积弊及其成因。逆推回去,神宗的隐含问题应当是:如此伟大的本朝,能够取得百年无事的成就,却为何又产生了如此多的问题。即位以来,甚至即位以前、还是继承人的时候,神宗听到、看到的有关本朝政治的议论,大半是负面的,比如说财政困难,官僚队伍和军队的冗滥低效。这个有理想的年轻人一直在思考探究解决之道。他向王安石提出这个问题,与其说是希望得到答案,倒不如说是渴望验证自己的思考是否正确。

        王安石给出的答案是:第一,皇帝的主观努力不够,对当世智慧的吸收不够,“未尝如古大有为之君,与学士大夫讨论先王之法以措天下也”。第二,朝廷思想不统一,“君子非不见贵,然小人亦得厕其间;正论非不见容,然邪说亦有时而用”。第三,文官选拔制度,有科举无学校,只管考试,不管培养,考试主要考吟诗作赋、死记硬背,导致所选非所用。第四,官僚人事管理太讲究出身资历,对政绩反而无所考评,导致整体的不作为。第五,农民饱受差役之苦,政府失职,农田水利不修。第六,军队无战斗力。第七,宗室规模太大,享受着优厚待遇,而又对国家毫无用处。第八,理财无法,所以才会“(皇帝)虽俭约而民不富,虽忧勤而国不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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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八点,中间第三至七点指向具体的问题,可能并不新鲜。对于神宗来说,王安石《百年无事札子》最有价值的应当是以下三点:第一点,王安石说“与学士大夫讨论先王之法”的皇帝才是“大有为之君”,在神宗听来,就是承认、赞赏和鼓励。这一点,神宗已经做起来了!神宗的经筵(迩英阁)侍讲、侍读官已经囊括了当世最优秀的“学士大夫”,比如司马光、王珪、范镇、吕公著、吴申、周孟阳,他几乎每天都花费大量时间,听这些学士大夫们讲书,跟他们一起研习经史,讨论政务。如今,又来了一个王安石,神宗怎么能不感到兴奋呢?!第二点,王安石说朝廷思想应当统一,这其实隐含着破坏宽容的危险。这一点,我们后面再说。更让神宗兴奋的应当是第八点,关于财政。国家所面临的财政困难,是神宗即位以来的第一难题。如今,王安石却告诉他,皇帝的个人生活和工作作风与财政困难之间没有直接关系,财政困难只是因为“理财无法”,而只要理财得法,皇帝是可以“大有为”的。这个消息让神宗如何能够不振奋?!

        神宗本来就有雄心壮志,与王安石交谈之后,更坚定了做一个“大有为之君”的理想。他向王安石问“施设之方”,要求王安石以书面形式陈述改革方案,姿态是迫不及待、跃跃欲试的。而王安石的反应却是出奇的淡定,他简直是拒绝了神宗,他告诉神宗“施设之方”不是急事、难事。这种欲擒故纵的态度,撩拨得神宗心痒难耐,对王安石的学问和主张更是充满了景仰和向往。

        那么,王安石认为什么才是当务之急?“讲学”“择术”,确定指导思想。“愿陛下专心讲学,讲学明白之后,施设之方是不言而喻的。”“在陛下没有明确选定指导思想之前,我实在不敢具体报告施设之方。”在开始行动之前,必须获得皇帝毫无保留的支持;而要想获得皇帝毫无保留的支持,唯一的办法就是让皇帝从思想上跟自己完全保持一致—这就是王安石强调“讲学”“择术”的目的所在。不得不说,王安石才是第一流的政治人物,他洞察人心,而且善用其术,政治手腕高明。这一点,司马光根本不能望其项背,作为政治人物,司马光太“单纯”了,简直像一个孩子。不止是司马光,王安石的政治手腕超过了之前任何一位政治家。与二十五年前的改革者范仲淹相比,王安石从容不迫,雍容大度。范仲淹的改革是被皇帝逼着匆忙上马的,而皇帝却自始至终都不曾给予他百分百的支持。王安石却能引得皇帝像学生一样来请教他乃至请求他。

        王安石何德何能,竟有如此魅力?用司马光的话来说,他“才高八斗,学问宏富,为官难进易退,不贪图富贵”,三十余年来声名赫赫,道德文章,天下独步。人人都说,“王安石不出来也就罢了,他只要肯出来,立刻就会建成太平盛世,天下苍生都会得到恩泽”。他的好朋友韩维兄弟又在神宗耳边极力鼓吹。韩维是神宗的东宫旧臣,神宗即位之后颇得信任,而每当神宗夸奖韩维的想法好、主意妙的时候,韩维却总是说:“这是我的朋友王安石的想法。”初相见之前,神宗心目中的王安石已经是头顶光环,“神一般的存在”了。这样的心理预期,是好事也是坏事,怕就怕所见非所想。然而,呈现在神宗面前的王安石却是侃侃而谈,意态昂扬,论国事深刻生动,说未来积极正面。真人比传说更精彩,神宗如何能够不倾心?!

        神宗绝不同于仁宗,他是一个有理想的皇帝。对外,他主张采取积极的进取性(或者叫做扩张性)战略。经过二十多年的和平之后,边防将领当中也早有人摩拳擦掌,预备一试身手,建功立业。事实上,去年十月,陕西已经有将领擅自对西夏采取了军事行动。神宗的进取性战略让许多人感到不安,司马光就曾经提出严肃批评。就在与王安石初次会面之前三天,四月初一,神宗接见老臣富弼,“问北边事,条目甚悉”。富弼当即告诫神宗不要生事,“二十年未可言兵”。司马光、富弼的不同意见,神宗可以置之度外,然而,捉襟见肘的财政窘境却着实捆住了神宗的手脚,让他的扩张性战略举步维艰。没钱是打不了仗的。神宗如此渴望得到王安石的辅佐,得理财之道,解决财政危机,以便大展治国宏图,实现皇帝伟业。不知不觉中,神宗在内心深处、在思想上向王安石仰起了头,投去了期待的目光。

        当然,政治运作还是要顾及传统和制度的。按照本朝提拔二府大臣的传统,王安石的资历显然还不够。四个通向二府的职位—御史中丞、三司使、知开封府和翰林学士,他才刚刚做上翰林学士,想要进入宰相府,无论如何还是要等上一等的。

        四月谈话之后,王安石立刻成为神宗“迩英阁”学士大夫中最重要的人物。七月间,吕公著上疏提醒神宗,“君临天下者应当去除偏听独任的毛病,不因先入为主而存成见,才能够不为邪说所迷惑扰乱”。这份提醒恐怕与神宗对王安石的信任不无关系。王安石成了迩英阁学士中最红的一个,但绝对算不上灵魂人物。或者说,迩英阁学士群,本来就各有各的思想,司马光与王安石便分歧不断。

        

宰相辞恩赏



        熙宁元年(1068)正逢每三年一次的南郊大礼,祭祀天地,大礼之后必有大恩泽、大赏赐,普天同庆,方显天恩浩荡。通常于十一月举行。八月初,宰相曾公亮等人提出国家财政困难,二府大臣待遇本来丰厚,又常得赏赐,本次大礼之后,请不必再赏。这一年夏秋之际,天灾不断。黄河决口,开封地震,影响波及河南、河北的广大地区,官府民居,房倒屋塌。地震之后,又逢淫雨,粮仓灌水,军队的粮食供应发生困难,老百姓就更不用说了。为了赈灾,政府不得不出卖度牒(出家名额)和空名诰敕(卖官)。二府辞恩赏,旨在体恤朝廷,共纾时难,体国之意可嘉。皇帝颁赏赐,以示恩出自上,是礼仪制度的一部分,关系朝廷体面。宰相之辞,是否恩准?神宗需要智囊意见,他将曾公亮的报告转给了学士院,命翰林学士们讨论。

        司马光主张高官全员减半,王安石等人主张不减不免。宋朝高级官员待遇之优厚,在中国历史上罕有其匹。清朝史学家赵翼回望之际,曾经感叹宋朝“恩赏能够给予百官的,唯恐不足”。当此之时,长期困窘的国家财政遭遇黄河决口和地震,正是雪上加霜。高级官员少一点赏赐,于各家生计无损,于国家百姓有益,又何乐不为呢?围绕着郊祀赏赐问题,司马光与王安石展开了一场激烈争论,二人思想分歧的冰山一角浮出水面。那么神宗又会接受谁的方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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