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书友访问966小说
首页五十年以后原唱在线听第七章 日本占领和孤岛上的自由

第七章 日本占领和孤岛上的自由

        

        在中国的历法中,月份的表达都是用数字的,有好多个重大历史事件都是发生在月份和日子的数字一样那天。像10月10日的国庆节,又称双十节。1937年7月7日,日本在北京的郊区制造事端,发起战争,后被人称为七七事变。蒋委员长对中国的统一进展得很顺利,这让日本人陷入了恐慌,他们不能再等下去了。7月28日,日军攻陷北京。早上,我被震耳的爆炸声惊醒,后来得知是日军在轰炸我们学校附近的一个兵营。这样的经历我还是第一次,觉得十分可怕,校园内人们全都惊恐不安,这时,连最荒诞的谣言都会有人相信。

        摆在我面前的问题是,继续留下来,接受未知的命运;还是和其他学校一样,搬迁到未被战争波及到的后方去。我征询每个朋友的意见,他们都清楚地知道两种选择的后果,可也犹豫不决。最后,我的决定是,留下来!我们迅速恢复了学校的秩序,并且第一次在以往悬挂中国国旗或是三角校旗的地方,挂上了美国国旗。

        每天都会出现一些小的摩擦,并有可能在语言不通和双方不信任的刺激下,演化成大的冲突。我很快找来了一位毕业生帮忙,因为家庭的关系,他在幼年和成年之后都曾在日本学习,能够熟练使用日语进行交流。在与日军的交涉上,他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基于东方人爱面子的传统,我们给予他的地位,既要保证有足够的分量和日本人进行交涉,又要照顾到一些资历很老的教师的感受。而且师生们对于日本人充满了强烈的愤恨,这种情绪也蔓延到了经常会与日本人亲切交谈的这位毕业生身上。

        在当时微妙的形势下,我经常要接受他的建议,去招待一些日本的官员,来改善双方的关系。为了加强对华北地区文化上的控制,也为了向自己的人民彰显他们的成功,日本高层经常会派遣代表团进行访问,而燕京大学总会被安排在行程之内。我经常要拜托我的西方同事帮忙接待,偶尔还会请一些中国人参加,表明我们超出民族自尊的真诚。来参观的代表团包括有商业的、教育的,还有一次是由基督教的牧师组成的。这使人兴奋地看到,基督教的精神消除了种族和战争的隔阂,很多中国的基督教徒加入到了那个牧师代表团。

        一般情况下,学校的大门是禁止日本人进入的,除非有特殊的安排,还要和我的秘书或其他人一起。因为我发现,跟日本人打交道,只有善意是不够的,还要有坚决的态度。虽然日本人用武力迫使中国人在他们面前唯唯诺诺,但这只能令一小部分人屈服;而且们看起来张牙舞爪,但在没有弄清美国态度之前,是不敢有太大的动作的。这时,他们最愿意看到的情况就是,自己受到礼貌的对待。不被日本人的武力所威慑,同时保持对他们的礼貌,这让我在很多场合能够自如应付他们的挑衅,打破双方的僵局。

        在美国人的校园里,学生们得到了最好的保护,他们也知道这一条件不能成为反对日本人的筹码。我曾多次提醒那些激进的爱国分子,或者离开这里去从事爱国活动,或者待在这里完全停止活动,我不希望因为一些人的行为影响到这里所有人的安危。日本人对于地下抗日活动保持着高度的关注,他们秘密雇佣了一批警察和密探,专门从事告密和逮捕行为。我们的学生成为被重点怀疑的对象。他们会在周末开进城里的校车上,把有嫌疑的学生逮捕。好在我的秘书聪敏机智,总是能够很快把学生解救出来。

        不过有一个男学生遭到虐待,在被放出几个月后,这段阴影仍没有办法在他心里消除,他甚至还在因为恐惧连自己的母亲都不敢见。我后来去探望他的时候,他仍没有任何好转。几年之后,我最后一次见到他,他还没有彻底恢复。他的遭遇令我感受到在敌占区的工作具体而真实的威胁。还有个男生羞愧地向我忏悔,他被逮捕后,在遭受残酷的刑罚和回到学校做密探之间犹豫不决,并最终选择做了密探,每周将学校的情况上报一次。我没有谴责他做了密探,并说也不反对他将学校的情况报告给他们,不过我希望知道他们在接到这些情报后的反应。不久,那个男生告诉我,日本人已经不再需要他,因为他提供的情报毫无价值。

        

        由于爱国和其他原因,学生不断地通过一些途径悄悄逃到自由中国去。我和某些原来是我们学生的年轻教师,找到几个合适的途径:一条是从京汉(北京到汉口)铁路再走内地;一条是经过上海;另一条更远一些,但是对女生更好些,是经过香港、曼谷和缅甸的道路。沿途我让朋友给他们资助和其他帮助。在珍珠港事件之后我受到监禁的初期,日本人曾四次把我带到宪兵司令部,进行了长时间严格的审问。其中的一点,就是他们最热切想知道的那个秘密通道;他们效率很高的密探对那个通道所了解到的,只不过是知道有哪些通道,所以他们要知道详情。我设法使他们解除戒心,率直地告诉他们我觉得我就像是学生的家长,所以有义务帮助他们到其他地方去,但是他们为什么去,则不是我所要知道的。他们很难反驳这一点,但是他们想方设法要套出哪些中国人帮助了我。我知道如果告诉他们,那些人的命运会是如何,所以我拒绝告诉他们,理由是:那些人信任我,如果我对那些人不忠诚,即便是那些询问者也必然看不起我。我还说,我已经老朽,多活几年或少活几年对我意义也不大了。对关于我自己的问题,我都回答;他们愿意怎么处置我就怎么处置,但是我不会做任何危及我忠诚同事生命的任何事情。

        他们另外想要了解的就是燕京大学的办学目的,我想这个问题一定也令他们疑惑了很久,由私人创办的一所大规模的学校,其目的只是出于宗教的善良和博爱,这对他们显然是不可理喻的。

        在被捕之前,一位日本的高级军官提出有重要的事情要见我。我因为担心有学生惹了什么祸惊慌不已。不过见面之后,他原来是要询问燕京大学是否愿意接受中国傀儡政府的经济援助。我们当时确实存在经济方面的问题,不过我还是拒绝了他,表示一直以来燕京大学都是在依靠私人捐款,我们没有拿过美国政府一分钱,也不会接受其他政府的援助。他听后感到很吃惊,以至于很没礼貌地没有告别就离开了。他们在审问我的时候也提到了这个问题,并表现出了同样的惊奇,甚至都忘记了本来询问的目的是想了解美国政府对中国的渗透。

        

        审问在第三个问题的时候变得更加严肃和紧张,是关于我和蒋介石的关系。七七事变后,因为是中国文化教育基金会(美国庚子赔款)的理事,我每年春天都要到香港去参加他们举办的会议,泾波也会陪我一起。以前这个会议都是在上海或是北京举办。每次开完会,我都会借机经过战时的首都做短暂的逗留,先是汉口,后来改成了重庆。当时,这是由北京能够到那里的唯一途径,但是路线曲折:先要坐火车到上海,然后坐船到香港,再改乘飞机才能到,中途还有被日本飞机追踪的危险。

        之所以每年都坚持要去那里,主要有两方面的考虑:一方面是想表达燕大的立场,虽然处于敌占区,但仍忠于中国的事业;另一方面是我想要了解这一事业的进展。在北京,新闻全都被日本人控制了。处于恐慌下的燕大需要有真实可靠的消息,来打消各种谣言,鼓舞师生们的士气。同时,我也会把像燕京大学一样处在敌占区的情况报告给教育部,这在战时是很有必要的。蒋委员长和政府的一些官员们也会跟我进行一些交谈;如果时间足够的话,还会和当地的传教士、燕大的校友进行聚会。第一次到重庆的时间已经接近傍晚,我在路边等车,接我参加蒋委员长和他夫人的宴会。这时,二十七架日本战机以标准的“V”字行从山顶飞过来,我经历了第一个空袭的夜晚,十分可怕。第二天,我起床后沿街走出去四五里,目力所及一片狼藉——炸毁的建筑、烧焦的尸体,景象惨不忍睹。

        回到北京后,我对王克敏谈了我的感受,他是我的一个老朋友,在华北政府里担任首脑,但没有任何实权。长期以来,他一直无法下定决心接受这个明显的卖国职务。在听完我讲述各阶层人民在委员长的领导下坚持团结抗日后,他问我是否愿意接受安排,将这些情况告知日本军方。我到重庆的事情肯定早被知道了,但他们并没有理由阻止一个中立国的公民这样做。王克敏的提议带有挑衅意味,经过思考后我最终答应了。像以前一样,傅泾波作为翻译,勇敢地陪同我一同去了日本军部。以后再有类似的出行,我都会事先询问日本当局,有什么可以效劳的!

        审讯者想知道的正是我去重庆的具体事宜。我对他们说,蒋委员长对中国充满感情,决心坚定地捍卫她免受侵犯,并提醒他们说,日本人作为有着强烈爱国热情的民族,对委员长应该有更清楚的理解。接着说道,不仅是我本人,我相信大多数美国人也是如此,希望中日两国能以友好的姿态进行经济和文化上的交流,可惜的是,日本采取了截然相反的方式。尽管如此,从与蒋委员长以及其他中国人的交往中,我还是能感觉到这种希望的可能性,因为我知道,包括委员长本人,我们的反对并不只针对日本,而是战争、侵略和暴力。他们一再强调说,日本的意图被过分地放大和曲解了,而且除了这种方式,别无选择。

        

        第四个问题是关于日本的和平运动的,他们想知道这个组织和我的关系。日本政府发起的漫长的“中国事件”引起了他们国内很多民间人士,甚至是军队领导阶层的不满,他们觉得政府让国家陷入了战争的泥潭,迫切想要结束战事。我曾和他们中的代表人物有过接触,在经过我的同意后,我的秘书也曾两次主动请求到东京去。我避重就轻地描述了这些事,但略去了中间的细节,也没有提到相关人物的名字,并说如果他们想要进一步了解这些事,可以去找我以前的秘书。因为我清楚地知道,那个秘书有能力应付这种情况。同样我还没有说到的是,在后来几次去重庆之前,确实有和平运动的成员联系到我,委托询问委员长结束战争的条件,我也带回了委员长的回复——当然是非正式的。他提出的条件在当时具有很高的可行性。

        四次审问的过程我都没有经历传闻中的威胁和恐吓,审问的人全都保持着彬彬有礼的态度。不过,审问开始前,我都要坐在候审室等一两个小时,才被带进审讯室。后来我知道,这是他们惯用的一种手段,为了缓解我紧张的情绪。我的日文档案堆叠在桌子上,被他们不停地翻来翻去,我尽量克制,放松自己情绪。在被释放那天,负责审讯我的官员和我友好地握了手,并说,他最终认同了我的观点。

        日本占领后不久,不断有日本人向我提出要求:聘请一个日本人到燕大教书,日本政府会确定人选并支付相关开支。虽然他们有时会提出那个蹩脚的理由——为了文化上的交流,不过很多时候则是毫不客气的威胁。在那样的局势下,做出拒绝是一件冒险的事情,不过即使学校被查封,我也不愿意看到它丧失自主性。最后,经过和同事们的讨论决定,我们自己找一位有声望的日本学者,同时要没有浓厚的政治色彩。我的同事们,尤其是当中的中国人都对这个决定兴奋不已,觉得这不仅体现了基督精神的宽广、博爱,还能避免日本人的刁难。从几个享有国际声望的学者中,我们最终选定了鸟居龙藏博士。他是一位考古学家,主要的研究工作都在中国进行,其著作在中国也有很高的知名度。那时他已经七十岁了,但精神仍然很好,在日本闲居,政治上一直持中立的态度。我将这一决定告诉了日本大使馆的一位秘书,他很傲慢地表示我们不可能请到那样的一位学者。我回答说,鸟居博士已经接受了燕京大学的聘请。在收到我们的邀请后,鸟居博士只提出了一个条件,就是我们要保护他不受到日本当局的压力。我向他保证说,只要待在校园里就肯定不会发生这样的事。跟在鸟居博士身边的有他的妻子和两个女儿,其中一个女儿是他英文方面的助手,另一个是法文的。四个人经常在一起进行课题的研究。他还有一个儿子应征参了军。尽管对于日本人有着很深的偏见,但令人欣慰的是,他们在校园里正渐渐地获得大家的认同和尊敬。良好的教养和国际性的事业,使他们很快就融入到了燕大的社交生活中,而且总是能避开那些难堪的问题。只有高年级的同学才有机会到鸟居博士的工作现场进行学习,并在回来后表示了极大的敬佩。后来,他们中的一位还和鸟居博士的一个女儿结了婚。珍珠港事件之后,鸟居博士一家住到了城里,没有生活来源,整个家全靠两个女儿在支撑着。即便如此,他都没有接受日本方面的援助,就像他所说的,“进入燕大,就永远都是燕大的人”。恢复和平后,我开车把他们一家人接出了城,回到原来的住所。岁月和战争损害了这位敏感的学者的身体,我们决定,从此尽量帮他实现意愿中的生活。

        

        不久,周以德博士来学校看望我。他是个传教士,在山西从事医学,目睹了日本人对那个地区的暴虐侵略,再也难以忍受下去。而仅仅在精神上分担这个民族的悲痛,在他看来是不够的。那些受害的中国人不仅手无寸铁,而且无处申诉,因为日本的背后是美国,它正在源源不断地将战争物资卖给日本人。周以德知道,他可以说话,向美国人民讲出他们的政府在做着多么不合理的事情——肮脏的交易令美国也参与了残酷的侵略。他辞去了传教的工作,回到了美国。在那里,他没有收入,也不确定自己的观点是否能得到美国人民的认同,最贫困的时候,他甚至连出行的路费都支付不起。这是一场漫长的斗争——为信仰而战。

        在还是学生的时候,他曾经做过几次成功的公开演讲,这是急于要摆脱精神上的折磨,成为支撑他走下去仅有的资本。就像希伯来的先知们一样,为了信仰,迈向了充满艰辛和苦难的道路。讲到日本的暴行和可能造成的后果时,他激动不已,想要得到我的认同。但我只能冷静地告诉他,与其浪费精力在我这样的人身上,不如留着去说服美国的人民。他做得很成功,后来他加入到了美国国会,为他继续帮助中国开辟了道路。令一切相关的人感到幸运的是,他已经为此成立了一个委员会,正在物色发言人。

        

        四年多的时间里,我们顶住了日本人的压迫,保住了学校这片自由的绿洲,并在反对任何形式对精神的控制上加强了信念。我们的这种行为,不仅在当时发生的切身事情上,而且在更广泛的意义上,都得到了认同和赞赏。以往,我们的学生来自全国的各个省份,但在那四年中,几乎所有的学生都是北京和天津一带的。很多人为了摆脱日本的文化控制,选择到了这里,我们放弃了卫生和其他方面的考虑,尽可能地将他们安排进学校宿舍中。那段日子虽然艰辛,却也令人兴奋。
请记住本书首发域名:966xs.com。966小说手机版阅读网址:wap.966x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