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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世界上的另一个我纪录片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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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喜悦很短暂。敌人看似被击败,但只是潜伏等待,癌细胞开始左右夹攻。一月底,它们回来复仇。三月,黛博拉的医生衡量再做一次肝脏手术的风险,三个月前才做过烧灼术,风险太大。更多化疗没有击退肿瘤,反而似乎把它们越养越大。它们像邪恶军团一样崛起,反击只不过像对着一排前进中的坦克丢石头。

        这时,丹佛已经展开翅膀,开着他称为“天赐”的车到处兜风,他说因为车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其实是亚伦·达文波特给他的)。他常来拜访,每次我见到他,都像是去银行领债券利息——我搜集他智慧的股息,变得越来越富有。我们很少空无目的地闲谈,他总是直接切入重点——犹如给我上课。

        有一天他过来,一如往常开门见山地说话。他直视我的眼睛,说:“朗先生,上帝造完这个世上的种种之后,它说什么?”

        我知道丹佛不问脑筋急转弯的问题,我给他正确答案:“上帝说‘一切所造的都甚好’。”

        丹佛开心笑了。“没错。”

        春天到了,也是我们照惯例到洛矶顶的时刻。黛博拉虽然生病,但决心好好享受这个季节,她满心期待看着我们第一批矢车菊冒新芽,然后长角牛生小牛。她把其中两只命名为“雀斑”和“泡泡”,我没有翻白眼。我们观看老鹰捕食产卵的红目鲈,有时看见两只老鹰在半空中激烈争夺猎物,让人叹为观止。夜里,星星像宝石冻结在空中,月光在布瑞索斯河上波纹荡漾,鱼在冷冽光线里依照曲线前进。几英里之内只有星毛栎被风拨动的声音,还有远处火车低沉而寂寞的汽笛声。

        丹佛跟我们一块去牧场。我也邀请他一起去牛仔春聚,这个年度盛会大约有两百个人参加。我们的朋友罗伯与荷莉·费瑞尔的河景牧场,就在洛矶顶的河对岸。二十年来,我们聚集在那里扎圆锥式帐篷,骑马套绳,享受用食物马车煮饭的乐趣,在营火旁朗读牛仔诗篇。

        “我听说牛仔不喜欢黑人,”我邀请丹佛的时候他说,“你确定要我去?”

        “我当然要你去。”我说,但我实际上还得用套绳把他拖去。

        第一天晚上,他不情愿地扎好他的圆锥式帐篷,但早上我发现他睡在车子后座上。不是因为他不想睡在户外——要知道他已经在沃思堡市中心睡了几十年——因为那里没有太多响尾蛇。

        没多久,他便挖掘出自己的牛仔潜质,在我们身边开始自在起来。他没有骑马,但确实想拍一张马背上的照片,回去秀给贫民区的朋友看。要是我们有起重机就好了,我们一定会用来把他那230磅重的屁股举到马鞍上。

        营火和友爱在丹佛身上产生神奇作用,让他了解到让一群骑马拿着绳索的白人接受并喜爱是什么感觉。这些人恰好跟他害怕了半辈子的“主子”是同一种人。

        回到沃思堡,黛博拉继续消瘦,娇小骨架上的皮肤越渐松弛。但她仍然奋斗。

        “你知道我今天要做什么吗?”三月一个早晨她开心问我,“我要去逛街。”

        她觉得身体恢复很多,她说。我怀疑她只是很想感觉正常,但我没说出口。她已经一年没开车。我站在窗前,看她开着她的Land Cruiser离开,从她出门后我就开始担心——其实我很想跟着去,但按捺不动。一小时后我听见车库传来她到家的声音,赶紧出去帮她卸货。

        但是没有任何战利品。她的眼睛红肿,眼泪不断流下来,她看着我,喉咙挣扎着要说话。

        “我是‘晚期’吗?”她终于问,仿佛那个字眼是恶心的科学标本,她要拿得远远的。

        “terminal”这个词,用在死亡的上下文里是个残酷字眼,我们从来不曾说出口。但根据《韦伯斯特字典》,“terminal”也是人们要去某地之前会经过的地方。黛博拉知道她的“某地”是天堂,她只是希望火车会误点。

        我擦去她脸颊上的眼泪,试着回避问题。“我们大家都是晚期,”我温柔地笑着说,“没有人可以活着离开这里。”

        “不,老实告诉我。我是晚期吗?大家都这么说的吗?”

        她说,在商场的时候,她碰见一个大学老友,对方听说她得癌症。她很关心,没有要惹黛博拉不开心,那个朋友说:“我只是听说你是晚期。”

        黛博拉不愿显露出震惊的样子,她回答:“没人跟我说过。”

        然后她奋力保持冷静,在不失尊严的情况下告别,回到安全的车上才崩溃,她告诉我说她一路大声哭着回家。那是她最后一次自己一个人出门。

        四月,黛博拉动第二次肝脏手术,医生警告说,她的身体至少要等九个月到一年,才能承受这样的入侵。可是接下来的礼拜天,她就坚持要去教堂,我们在那里碰见丹佛。然而在礼拜仪式开始之前,她觉得不舒服,要我载她去我们友人史考特和洁妮娜·沃克的家。洁妮娜也才刚动过手术在家休养,或许她们可以互相打气。

        礼拜仪式结束,丹佛到沃克家来探望。他留下来吃过午餐后告辞,“我要去看一下巴兰丁先生。”他说。史考特好奇,问他可不可以一道去。

        我是巴兰丁先生还住在机构的时候认识他的。丹佛告诉我和黛博拉,在我们开始去机构服务前,有一天,他看见一辆车高速开到东兰卡斯特街的人行道前。司机把一个老人推下前座,抛出一个老旧的旅行家牌行李箱,然后呼啸开走。老人被遗弃在人行道上,走路摇摇晃晃,像个喝醉的水手上岸放假,出口是一连串含糊的诅咒。然而对丹佛而言,他看起来也有点……害怕。那时,丹佛还是座“孤岛”,板着脸独来独往,不管别人的闲事。然而不知是什么,那老人拨动了他的心弦。现在回想起来,或许是因为那老人看起来十分无助。

        丹佛走到老人面前,要扶他走进机构里。老人只是咒骂他,叫他黑鬼。

        丹佛还是帮了,过程中知道他叫巴兰丁,是个老酒鬼,家人视他为耻辱。然而他痛恨黑人,更恨信上帝的人,觉得他们是一群爱哭无聊的伪君子。所以,不管有没有免费食物,他宁愿饿肚子也不要去教堂。其他人或许就随他去,但在大约两年时间里,丹佛排队点两份食物,一份拿去楼上给巴兰丁先生。坏脾气、难相处又毫无同情心的巴兰丁先生,继续称呼他的恩人为“黑鬼”。

        隔年,一个无赖在机构外面攻击巴兰丁先生,要他交出社福支票。老人不愿屈服,被严重殴打成残废。席斯勒的机构无法顾伤残者,没有办法之下,只好在政府补助的看护中心帮巴兰丁先生找了一个房间。在那里,领最低工资的护理员负责照顾他的基本生活,但事实是,八十五岁的巴兰丁先生行动困难、无助,而且完全被孤立,只有丹佛会去看他。老人搬去以后,丹佛定期走两英里路穿过贫民区,给巴兰丁先生带一些看护中心以外的食物或香烟。

        有一天,丹佛要我开车载他去那里。从某方面而言,我宁愿他没开口,因为当时去那一趟,剥去了我虚饰的慈善家外表,显露出一个容易受惊、善心有限的人。

        我们走进巴兰丁先生在看护中心的房间,我先闻到老朽、死皮和体液的味道。那老人躺在床上的一摊尿里,身上只穿一件荧光橘色的滑雪外套。他瘦如鸡骨头的双腿摊开在床单上,那床单曾经是白色,现在是肮脏的灰色,上面有咖啡色和黄赭色的污点。他身边散落着垃圾和几盘吃到一半的食物——炒蛋已经硬掉、干瘪的肉、已经石化的三明治……另外几个盘子上,有学校午餐大小的牛奶盒,翻倒出来的牛奶凝结成发臭的酸奶。

        丹佛一眼打量过房间,然后看到我,我已快站不住脚要呕吐出来。“朗先生只是来打声招呼,”他告诉巴兰丁先生,“他马上就走。”

        我逃了出去,留下丹佛一个人清理巴兰丁先生和他肮脏的房间。我没主动帮忙,甚至没留下来客气一下。我感到内疚,但没有内疚到要改变。我跳上车流着泪开走,为巴兰丁先生流泪。没有家又上了年纪,如果没有丹佛,他就继续腻在自己的排泄物里;我也为自己流泪,因为我没勇气留下来。对于像我这样的人,送餐或写几张支票都很简单,然后让自己的名字照片上报,参加什么浮夸的慈善晚会。然而丹佛默默服侍,他爱得不浮夸。我们的处境对调了,现在是我怕他对我捉与放。因为我欠缺同情心,或许我才是根本不是值得留着的猎物。

        那天,我对丹佛又加深了一点点深刻的敬意,我对他的认识像拼图一样,逐渐完成一幅画。他不是炫耀,只是跟我分享他的一块秘密生活。如果他的秘密包括和醉醺醺的流浪汉在巷子里掷骰子,我也不会反感。然而我吃惊的是,他的秘密不只包括整夜为我的妻子祈祷,还有照顾这个从来没跟他道过谢,还继续叫他“黑鬼”的老人。

        我第一次体悟到,当丹佛说他会当我一辈子的朋友,他是认真的——同甘共苦。惨的是,巴兰丁先生从来不想要朋友,特别是黑人。然而一旦丹佛立下承诺,他就不会改变。这让我想到一句话:“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更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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