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我该叫他“高坂老师”。但那样称呼他我实在没有感觉，所以请允许我称他为“高坂先生”。关于这位高坂先生在学问上的成就，大家已经很了解，还有比我更适合讲述他成就的人。作为告别，尽管我并不觉得要与他永别，我想在这里讲一下对我而言高坂先生是一个怎样的人。

        在我刚刚开始写作，作品尚未付梓的时候，促使我写作的人——粕谷一希先生大概出于他的性格，为我引见了各种各样的人。其中，我最常见面的就是山崎正和先生和高坂先生。他们两人与我年龄相差不大，但当时我才刚刚开始写作，而他们已经相当精彩，非常活跃。那时，我总是面对一堆稿纸，处在一种被抱怨的状态中，也有空闲时间。所以每当他们二人来到中央公论社，我都会在“达达尼昂”（中央公论社楼上的餐厅）同他们待在一起。我茫然地望着他们，脑子里在想，世上为什么会有脑子这么好的人，佩服不已。

        我与他们在那个时代的差距后来也一直延续着，他们二位完全没有把我当回事，我一直坚持向他们赠送作品，却不曾记得他们二人送过作品给我（笑）。不过我一点也没有想过要缩小与才华横溢的男人之间的这种距离。相反，我觉得有距离对我是一种鼓励，有一种莫名的发嗲心情，甚至认为他们二人一直强于我才好。所以，我非但没有不快，反而与他们二人的关系非常好。

        粕谷先生为我介绍的人很多，其中尤其跟这二位相处我会有一种拘束感，不会主动打电话说“我回国了，见个面吧”。正因为如此，才因有距离而产生敬爱的感觉。这种心思的唯一表现是我一直坚持向他们赠送自己的作品。说是赠送，其实是硬给他们的感觉。我一直是以敬请他们阅读的心情去寄书的。

        尤其是高坂先生，从去伦敦战略研究所的时候起，好像是因为跟英国同僚聊天，他开始对地中海文明产生兴趣，我们的话题因而进到了我的圈子内。即将开始撰写《罗马人的故事》的时候，高坂先生也是我请求说“想听听您意见”的人。说起其中缘由，那是因为我与高坂先生有个约定，到了50岁，我们两人比赛写罗马史。这个比赛并不是一起写，而是竞争着写，高坂先生写他的罗马史，我写我的。这是说好了的，可是快到50岁的时候我问高坂先生：“您怎么样？”高坂先生说：“哎呀，我呀，还是……”语调一如往常，“我呀，想继续搞现实分析。”话说到这个份儿上，我不得不一个人开始。

        现在我也完成了5卷，写完了“共和政体时代”。这时，请谁以书评的形式来评价一下呢，我还是想请高坂先生。因为有这件事，当我听到噩耗的时候（那天晚上我外出，我是第二天早上从粕谷先生那里听到的），我被击倒了，不知道如何是好。当时的震惊感现在已经减轻许多，取而代之的是一股怒气涌上心头，感觉是“高坂先生，您这又是为什么呀？”怒气尚未消去，这不，再过一阵我又要回意大利了，可想到回到意大利便会重新开始安静的生活，我也将会陷入深深的悲伤之中。我现在已经开始担心了。

        在我刚出道，仰视高坂先生的时期，他曾经说过：“现实主义者都会变得忧郁。”他接着又说：“一旦忧郁，就会像茨威格那样去自杀。”我便说道：“啊呀，要是那样，我们就必须找到不必忧郁也能成为现实主义者的方法。”我不得不在这条路上一边吃苦一边前行，却已经少了一个评价我的人。我们写作绝对是想让人看懂，我失去了一位最好的懂我的人。我不知说什么好，茫然也好，生气也好，我始终放不下那种感情。

        尤其是我现在已经写完了“共和政体下的罗马”，认为共和政体下的罗马处在高速发展期。下面我就要写作“帝王政体下的罗马”了。我认为帝王政体下的罗马处在稳定发展期。这个视角所基于的立场与以吉本为首的传统史家不同。罗马稳定发展期的最大课题是安全保障。正当我必须与这个难题对决时，我却失去了能够请教问题的最佳人。这真让我感到“不知如何是好”。

        正是这样的原因，我的心里根本没有空间让我冷静地说出悼念高坂先生的话来。我想我多半不会去扫墓，就像塙先生（塙嘉彦，中央公论社编辑部，在总编任上去世）去世的时候（1980年前后）一样。因为一旦去扫墓，他的去世就会像既成事实一样袭上我的心头。就像塙先生对我而言还没去世一样，我觉得高坂先生也会一直活到我写完《罗马人的故事》的那一天。这是一个奇妙的告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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