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左传注》（杨伯峻注）记载襄公十四年（前559），卫献公让师曹教其宠妾弹琴，师曹嫌该宠妾过于鲁笨，曾鞭打她。卫献公知道此事后，非常生气，于是师曹也被鞭三百。如果非要区分的话，那么师曹鞭宠妾可算是一种教育手段，而献公鞭师曹则是一种刑罚了。笞杖之刑在奴隶制社会曾广泛使用，西周青铜铭文上有大量用荆条或木板击打犯人背部和臀部的记载，《周礼·地官·司市》也记载笞杖曾用于管理市场的手段，所谓“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凡市入，则胥执鞭度。”李悝的《法经》也曾规定对太子赌博可先以笞刑教育，不改再废之，“太子博戏则笞；不止，则特笞；不止，则更立。”当然，在奴隶制五刑占主导地位的当时，笞杖显然仅仅是一种刑罚的补充，一般适用于违反礼教等轻微的不轨行为，起警告教育作用。所谓“大刑用甲兵，中刑用斧钺，其次用钻凿，薄刑用鞭扑”，笞杖作为“薄刑”，并未在正式的五刑之列。

        从此，笞者的生命得以保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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