担任的职务：《劳动真理报》第一副主编。

        1920年9月12日生于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那古茨卡亚镇。

        俄罗斯族。父亲俄罗斯族，母亲俄罗斯族。

        社会出身：农民。

        1939年起为苏共党员。党员证编号：0177864。未受过处分。

        高等学历，毕业于高级党校，以及专门学历（毕业文凭副本附在表格中）。

        专业：党务工作人员。

        所有在世与去世亲属的名单，他们的居住地及安葬地在本表格的附录中。

        外语知识：英语、德语、匈牙利语，掌握程度足够流利。

        出国情况：（工作出差清单附上）。

        军衔：预备役中校，特别登记。

        在经选举产生的机构中的任职情况：苏共莫斯科市委委员，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代表，苏联记者协会会员，新闻社管理委员会委员，苏匈友好协会副主席，编辑部党委委员。

        政府奖励：红星勋章，奖章。

        家庭状况：已婚。妻子亚古波娃（托皮林娜）·尼娜·菲奥德洛芙娜，国家级网球教练。女儿瓦连京娜，十六岁，儿子特罗菲姆，十三岁。

        身份证号码XXXI o 510408，发证机关：莫斯科第123民警分局，发证时间：1966年1月12日。

        常住户口登记住址：别列日科夫斯卡亚滨河街，4号，186号房间。

        住宅电话：240-22-31。（电话手册中无地址及电话号码，且居民地址查询处不予提供）

        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尽管身材不高，但是看起来像从事运动的人，并且看上去要远比他的四十八岁年轻。他注意自己，早晚（早晨是为自己，晚上是为妻子）仔细而愉快地刮脸，做操，每周两次，甚至值班后也会去列宁格勒大街的陆军中央体育俱乐部的游泳池游泳。那里给国防部的将领们留出了时间，于是亚古博夫找到了渠道，和他们一起游泳。他从来不生病，也没有着过凉。秋季在中央的里加海滨休养时，他不在游泳池，而是在冰冷的海里游泳——一点事也没有，没有神经根炎，连伤风也没有。别人当着他抱怨头痛时，他体贴地，并且是真诚地问道：

        “这是怎么回事？”

        他那没有一根白发的精心修剪过的黑色浓发的头，生平一次也没有痛过。需要的时候，他喝的酒和其他人正好一样多，既免得让别人以为，他在装样子；似乎他又不喝酒，也免得让人认为他喝得过量。马卡尔采夫有时开玩笑说：

        “您急着要当正人君子，斯捷潘·特洛菲梅奇？”

        亚古博夫礼貌地微笑着，同时努力不瞟向主编的大肚子。

        他的父亲特罗菲姆·亚古博夫不知道自己的父称。他在富裕的哥萨克村镇那古茨卡亚没有亲戚，算是外来人，但是他对有一块土地和房子感到满足。他是个冷漠寡言的人，拄着拐杖走路：一条腿被大车的轮子压断了，并且骨头接得不正确。亚古博夫一家过得不错。最初有三个孩子，后来在流行病期间掩埋了两个。特罗菲姆·亚古博夫不想他富农的生产资料和土地被没收。他报名加入了集体农庄，入了党并开始在集体化事业中帮忙，集体农庄组织起来后，邻居们害怕特罗菲姆·亚古博夫并远远地就向他致敬。一家人在挨饿。斯捷潘长大后事事帮助父亲。有机会时他喜欢不无自豪感地讲述，他已经年老的父亲如何重复说：

        “组织下了命令——特罗菲姆回答：‘是！’”

        但是对亚古博夫上升到目前的高度来说，决定性的因素不是他优秀的出身，甚至也不是在他身上培养的哥萨克精神，而是身材。

        斯捷潘从少年时苦恼的就是，他的身高只有一百四十九厘米。尽管他对挖苦一贯用一句俗语“我个头小，但是鸡巴大”来回答，但还是痛苦地忍受着同志们的讥笑，他穿着自己钉上厚鞋跟的皮鞋，但是这于事无补。

        十年制学校毕业后，头脑机灵又精明的斯捷潘弄到了一份证明并离开了集体农庄。在莫斯科他进入了航空学院。但是一年级结束后他被开除了：他只学会了区别数学与材料力学并且一门功课也没能考及格，党史除外，他父亲曾经每晚大声读给自己听这段历史。出人头地了的父亲的弟弟安排斯捷潘当了岗警。如果不是叔叔施加了压力以及他的关系，是无论如何不会录用这样一个矮个子的人的。亚古博夫到了内务人民委员会工作。

        执勤站岗时，斯捷潘不再感到自己有缺陷。相反，他产生了对那些他可以吩咐的人的优越感。他们只是公民，而他是苏维埃政权。只要他想，就可以叫住，检查证件，他想，就可以带走到民警局。除了上司，所有人都必须尊敬他，而且上司也是，因为他尊敬上司。他具备成长的一切条件，把不可能变成可能，他也做好了成长的准备。

        斯捷潘没有想到，他的身高（就是一百四十九厘米）记录在了专门的卡片库中。作为政治培训的优等生，在经过长期考察后，亚古博夫被派往莫斯科附近的学校。这里教授学员用手枪向人的移动侧影射击并说英语和德语。此外，亚古博夫完成了近六十次的跳伞，和自己那些飞机刚开始爬高就脸色苍白的同学们开点小玩笑。不久后斯捷潘得知，训练班隶属同一个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另一个部门——国家安全总局。然而，一起训练他们，而不是在秘密房间单个培训这一点预示：根本不是亚古博夫梦想的那样在培养他当情报员。

        学员们没有感受到战争。生活进行得有规律，只是在进行实习时才中断。这样的实习就是派遣学员保卫特别目标或者是清除或迁移有敌视倾向的少数民族。例如，亚古博夫和同学们曾把德国人从伏尔加河沿岸地区强行迁走，他从幼年起就不喜欢这些人。学员们用冲锋枪催促带着嚎哭的孩子的女人和老人们，让他们挤满带篷的汽车，给真正的苏联人腾出房子来。

        在宿舍里，斯捷潘床铺边的小柜上永远摆放着斯大林的肖像镜框。一次，拉响警报集合了全校学员并拉到了机场。场地上有两架飞机，据说，它们的发动机昼夜转动。消息传开了，说斯大林本人要飞向东部撤离。让学员们在警戒线上站了了将近三小时，然后集合起来拉走了。据说，斯大林从另一个机场飞走了。但是后来得知：领袖留在了莫斯科。斯捷潘希望，11月7日或者5月1日全校会被带到阅兵式上。他会立刻看到斯大林同志。有史以来各民族最伟大的领袖将比站在列宁墓上的所有人都高。并且这个想象符合实际情况。在列宁墓上，为身高一百六十厘米的斯大林垫上了一个盖着多层地毯的台座，两边有两道不高的小栏杆防止踩空。斯大林比亚古博夫更担心身高，因为他是斯大林。根据不成文的指示，报纸上全世界无产者的领袖与比他高的人站在一起的照片在塔斯社被剪成几块，然后把各部分拼到一起，使斯大林显得稍稍高一些。接缝处经过精心的修描。斯大林不能忍受仆人的身材比他高。因此，从斯大林个人卫队队长拉脱维亚人萨尔彼得（早在1938年就被关押起来）时期开始，保留了一套选拔制度：保镖、秘书、厨师、服务员、澡堂服务员、园丁、司机以及所有其他人员的身高不得超过一百五十五厘米。该怎么处理比自己身材更高的战友们，斯大林自己决定。

        此时，亚古博夫的老师中出现了一位永远微笑且穿着无可挑剔的人，他留着尖细的，沿表面修刮过的小胡子，打着蝴蝶领结。

        “假定，你们管我叫库德烈瓦特赫……”

        学员们笑了起来：库德烈瓦特赫是秃顶。他们听说了，他是我们情报部门驻柏林的前站长。他曾在餐厅当服务员，帝国官员经常去那里，他暴露了，但成功地把他送了回来。库德烈瓦特赫讲授关于良好的举止，教如何摆“三个水晶器皿”和“七个水晶器皿”的饭桌。顺便还演示，如何侧身站着并装出独特的不感兴趣的表情，更方便地听客人们在说什么。学员们只能猜测，要培训他们去哪里，干什么。

        突然宣读了提升他们为少尉的命令并发了新的制服：黑色的坎肩与黑色的裤子，雪白的胸襟和蝴蝶领结。当学员们换了衣服并重新列队时，向他们介绍了新任务：在政府招待会上服务外国人。应该微笑并做出什么也不明白的样子。遇到困难叫领班来帮忙，他翻译后就再度离开。任务包括听外国人之间在谈什么，不放过细节，然后走到厨房里，迅速并准确地转述给领班——中校，服务员小组的领导人。应该按号码称呼客人。

        车窗上挂着禁止拉开的窗帘的大客车开进了莫斯科。当大客车刹车而窗帘随之摇晃时，还是可以看到一些东西。房子的玻璃上糊着一层十字形的纸，可以看见橱窗前的沙袋以及高射炮连队。客车开到了大门前，于是窗帘晃动了一下。斯捷潘一瞬间明白了，是在送他们去克里姆林宫。学员们的心脏兴奋地剧烈跳动起来：你看你高飞到哪儿了，亚古博夫！镇子里的姑娘们现在看见你该多好。斯捷潘斜视了旁边的人们一眼。那些人表情严肃地坐着，并按队列条令规定的那样直视前面。亚古博夫也开始向前看。

        招待会开始了。斯捷潘认真完成自己的工作，站在一个胖英国人的后面，他是14号，新任的新闻专员，更像亚古博夫小时候在马戏剧院见过的手技演员。英国人和一旁的美国人闲扯着关于女人的各种废话，并不急于透露国家机密。突然大厅里一阵骚动，于是所有人站了起来。没有预先告诉亚古博夫，在这种情况下该怎么行事，于是他悄悄地问服务15号美国人的同学：

        “别佳，为什么都站起来了？”

        “笨蛋！你没看见，是斯大林？！”

        那个人在战友们的陪同下走着，把右手插进扣子之间并把大拇指竖起来。他的左手不时舒展开新制服胸前的勋章，金色的肩章发出光芒。斯捷潘只在相片上见过斯大林，所以让他惊讶的是，真实的他穿的是裤子，而不是马裤和靴子。的确，斯大林从幼年起就一直穿靴子，从不穿其他鞋子。因此，靴子占了国家所有鞋厂计划产鞋量的很大百分比。领袖的双脚习惯了被奴役并且多年忍耐了过来。可后来突然一下子就受不了了。生来就长在一起的左脚的第二根和第三根指头尤其疼痛。医生们长时间讨论了疼痛的原因并且为了避免血栓静脉炎，谨慎地建议穿更轻的鞋，以便肢端能够透气。

        用从斯瓦涅季亚运来的皮子给斯大林缝制了特殊的半高豄皮鞋。皮鞋是在靴子的楦头上缝制的，照常带高鞋跟，只有鞋面是皮鞋形状，没有鞋带，两边是可拉长的松紧带。斯大林要求拍一部他的纪录片，为的是看到，他穿裤子和皮鞋的样子如何。电影得到了喜欢，然后命令销毁了胶片。1943年1月17日发布了军队实行新制服的命令——制服和裤子。

        今天是斯大林第一次穿着皮鞋在招待会上露面。他觉着，不穿皮靴他失去了对每一步伐绝对正确性的信心。他明白，只有自己感觉到这点；战友们猜想不到他内心的创伤。他们以为，领袖只不过是率先做出表率。没有人能像他那样巧妙地颠倒因果的位置。

        从这一天开始，塔斯社在全世界传播的数以百万计的照片和肖像上，斯大林将穿着弗伦奇式军上衣和裤子站立。自然，民警、铁路工作者、检察官、飞行员、矿工都将把皮靴和马裤换成皮鞋和裤子。全国都向领袖的外表看齐。这一切都发生在以后，而今天斯大林在祷告上帝，不要让世界上的任何人猜到皮靴换成皮鞋的原因。敌人们等的就是他有什么地方痛起来。他不能允许自己放松。他想的是需要拯救的人民。他需要从西方得到食品、军事装备，说服他们开辟第二战场，吓唬一下，一旦胜利我们会占领欧洲。

        斯大林如此近地走了过去，以至于斯捷潘可以用手触摸一下。他发现，他的躯干短小，狭窄，而胳膊过分长。牙齿不齐，也不好。斯大林害怕牙痛，所以没有治疗它们。战争前他的肚子变大了——他吃得多，但活动少。头发开始稀疏，面颊松弛，这是夜间坐办公室造成的克里姆林宫面色。亚古博夫欣喜若狂。原来，斯大林比他高得不多！伟大领袖坐在了亚古博夫负责的14号新闻专员的斜对面。一个不认识的服务员站在斯大林椅子的后面。斯大林用手指了指自己的酒杯，于是酒杯瞬间盛满了干葡萄酒。

        “Cold er, please.”14号英国人说道。

        亚古博夫站着，对斯大林入了迷。

        “水！倒水！”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领班小声说道。

        这时亚古博夫才明白过来。他抓起一瓶博尔若米矿泉水，用白色餐巾裹住它并给英国人倒了半杯。那个人一口气喝干了。

        “您注意到了吗，朋友？”14号英国人对15号美国人悄悄说道，“看到斯大林时，俄国人都变成哑巴了！他靠自己染过的小胡子让他们入迷。您看看这个笨蛋服务员！”

        “真是坏蛋，该死的帝国主义者，”斯捷潘生气地想道，“他以为我不懂英语。等着瞧，混蛋！”

        斯大林清了清嗓子，略微弯下腰（由于不幸的事故左手和肩膀从童年起就不听使唤），手里端着酒杯站了起来。亚古博夫以立正姿势挺直了身子。但是领班碰了碰他的胳膊肘并吩咐跟着到厨房去。

        “说，什么内容？”他途中问道。

        亚古博夫决定稍微夸大一点，以报复英帝国主义者。

        “14号批判性地评论了斯大林同志……”

        “这些情报不需要，”领班看着一边，冷淡地反应道。“他没有说数字和事实吗？”

        “暂时没有，”亚古博夫回答说，感到自己疏忽了，于是为了改正，他问道，“有什么新指示？”

        “把盛热菜的盘子放到托盘上！”

        他回到了大厅，这时人们在鼓掌。斯大林平静地听着外国人说话，不时抽一口自己的登喜路烟斗。突然他用锐利的小眼睛看了看英国新闻专员并问道：

        “先生，您喝什么呢？”

        “博尔若米，”14号英国人用俄语回答道。“可现在，我大概要尝尝白兰地了……”

        “白兰地？……”斯大林想了想。“是亚美尼亚的还是格鲁吉亚的？”

        然后他又专注地看了一眼英国人，洞察他的心思。对方不知道回答什么，所以抱歉地笑了笑。

        “尽管我是格鲁吉亚人，”斯大林说道，“亚美尼亚的白兰地更好。您看，对共产主义者来说不存在民族特权。例如，我们所有苏联人都喜欢在克里米亚装瓶的苏联香槟酒。”

        新闻专员想道，他太相信英国报纸了。现实中斯大林要民主得多，并且他的脸绝不像西方报道的那样被麻子弄得很难看。应该要告诉记者们这一点。

        而斯大林此时继续说道：

        “我们认为，最好的香槟酒来自克里米亚的酒窖，是上世纪末希腊酿酒师为俄罗斯贵族装瓶的那种。现在我们这里喝它的是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您也喝吧，不要拘谨！……”

        斯大林用目光示意酒瓶并弹了一下手指。斯捷潘和其他两个服务员急忙开始执行指示。亚古博夫更麻利，他第一个抓起了酒瓶并已经想要给斯大林同志的杯子倒酒。但是斯大林指了指英国人的酒杯。当斯捷潘倒完酒后再转过身时，斯大林的服务员手里已经拿着另一只同样的酒瓶了，他从里面往一只小高脚杯里倒了一口，尝了尝，然后给斯大林倒上了。

        香槟酒让英国人的鼻孔微微感到发痒，酒不太甜，并且很淡。他没有把杯子放回桌子上，而是看也不看就递给了亚古博夫，让他再倒一点。斯捷潘像教他的那样侧身站着，以便更好地听到酒席上的谈话。醒悟过来后，他拿住了杯子，但不知是他拿得不紧，还是英国人过早松开了手指。酒杯掉到了地毯上。

        亚古博夫瞥了一眼坐着的人们，看是否有人发现了他的疏忽，然后用鞋尖把杯子踢到了桌子底下。他迅速从托盘上拿了一只干净的酒杯并倒上了香槟。英国人喝了点，然后转向了斯大林，夸奖了克里米亚的葡萄酒以及苏联人民的口味，夸奖他们懂得喝什么。

        “我说过的！”斯大林满意地指出并用大拇指捋了捋小胡子。

        当第二天贝利亚向斯大林汇报外交官之间的谈话内容时，对方在自己的便条本上画着什么。贝利亚伸长了脖子才看到，斯大林在画足球。他突然用格鲁吉亚语打断了贝利亚：

        “对了，拉弗连季，那个足球运动员姓什么？”

        “哪个队的，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

        没有人按名字和父称称呼斯大林。他不能忍受这个。所有人跟他说话时都称呼“斯大林同志”。他只对贝利亚例外。

        “别转过脸去，看着我的眼睛。是你的球队的足球运动员，拉弗连季！”

        “迪纳摩？”

        “为什么是迪纳摩？你最近变得心不在焉……”斯大林从桌上拿起了烟斗，用手指拨了拨烟灰，划着了火柴，吱吱地抽起来。“那个把酒杯传到桌子底下的足球运动员姓什么？……”

        原来，谁也没有发现。而斯大林喜欢显示自己的观察力来让人惊讶。稍后贝利亚通过电话报告了姓氏。

        “我应该指出，这个亚古博夫是个不中用的服务员，”斯大林说道，“有点像神经质……也许，对这项工作来说他的才能过剩了，啊？”

        “我们清除他。”

        “真让我意外！不用你说我也知道，你们会除掉的。早就让我担忧的是，你们如何轻易地除掉人们……人们——这是我们的干部。”

        贝利亚听到，斯大林在电话线的另一头吧嗒吧嗒地抽着烟斗。

        “这样办，”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建议道，“根据这个足球运动员的专长交给他工作。”

        拉弗连季·帕夫洛维奇皱了一阵眉，他想起了残暴的矮子叶若夫，斯大林亲自在外省找到并提拔了他。他向来喜欢按“让小人物一步得势”这句俗语行动。这么说，这个亚古博夫现在让他感兴趣不是偶然的。因此对这个小子要小心。拉弗连季·帕夫洛维奇办公室主任切尔诺夫将军得到了指示，于是让斯捷潘当了内务人民委员会迪纳摩体育场经理。第二天他已经接收了工作，于是老经理站在坐在椅子中的亚古博夫面前向他介绍，斯捷潘将要干什么。老经理被派往了前线。新经理的工作不多。体育场主席台下的体育馆和更衣室被占用了。那里安置的是派往敌人后方从事破坏活动人员的培训学校。指挥学校的是其他人。

        斯大林再也没有想起自己的这个玩笑，尽管他一向喜欢时不时检查结果。地下隧道工程转移了领袖的注意力，沿着这条隧道他可以乘车从孔策沃的家来到克里姆林宫。地下铁道建设工程局结束了隧道的开掘。斯大林视察了道路，但是他觉着，如果偶然或蓄意发生崩塌，隧道里可以憋死人。他又稍加考虑后下达了让地铁通过隧道的指示。报纸开始报道伟大领袖对人民福利的新关怀。

        亚古博夫到底永远也没得知，是谁稍微支配了一下他的命运。安排他就业的其他所有人后来都被枪决了，当然不是因为亚古博夫。在体育场经理的职务上斯捷潘感到了对不仅是让别人服从的兴趣。他成了上级任命的干部。很快他认识了尼娜，中央某部部长托皮林的女儿。尼娜来到迪纳摩体育场打网球。她比斯捷潘稍高一点。亚古博夫给她创造了特殊的条件，安排了最好的个人教练。他亲自来观察尼娜的训练情况，并且在观察过程中喜欢上了尼娜·托皮林娜。一段时间后他成功地把尼娜搞到手，这减少了结婚的困难。

        在解决了贝利亚和中央宣传部的问题后，岳父有了能力，把此时已经从高级党校毕业的斯捷潘从体育场经理调到《苏维埃体育报》加强工作。这样亚古博夫成了记者。现在他得到了机会向广大群众解释，体育是革命事业，是政治工作，是培养苏联爱国主义的强大手段。体育同样从思想上锻炼千百万体育爱好者大军。亚古博夫的岳父被打发退了休。他试图给亚古博夫出主意，在上面或对下属该如何表现自己，但是亚古博夫打断了他，带着微笑拍打着他的肩头。

        “你们的老办法，老爷子，不中用。需要的不是善于不多嘴的人，而是善于工作的人。您看看，你们犯了多少错误，现在就别吱声了！”

        但是斯捷潘本人也岌岌可危。在以防万一被打发离莫斯科远些的其他人中，亚古博夫受贝利亚的派遣到了匈牙利工作。贝利亚利用这个决定一举两得。他安排斯大林时期受到赏识的人退居次要地位，目的是表明，他本人反对斯大林。但是安排的方式是，只要局面发生有利于他的变化，可以迅速让这些老干部回来。

        三十四岁的健壮的小个子亚古博夫抵达了苏联驻匈牙利大使馆并以使馆二秘的身份出现在大使克格尔巴诺夫的眼前。妻子和父母留在了莫斯科。

        “我和您是老乡，叶戈尔·安德罗诺维奇。”亚古博夫赶忙让克格尔巴诺夫高兴。

        克格尔巴诺夫已经熟悉了新工作人员的个人档案。他不能不肯定地评价二秘的精明能干和他善于执行的能力。亚古博夫监视使馆的工作人员以及来出差的苏联公民：工程师、运动员、演员、党和共青团工作人员。在这方面他有小小的经验：他善于侧着身子听。克格尔巴诺夫大使对亚古博夫极为和蔼可亲，原因不是他们出生在一个镇子里。他知道：同乡也在监视他，而且同乡能够比其他人知道得更多。斯捷潘明白这一点，他努力用行动向大使证明，恰恰相反，他善于珍惜对自己的关怀并且不会出卖自己人。

        当贝利亚被枪决后，斯捷潘已经感到自己是克格尔巴诺夫的干部了。他也没有看错：在因内行地领导镇压1956年布达佩斯革命而秘密受到勋章嘉奖的国家安全人员名单中，克格尔巴诺夫排在第一位，而亚古博夫是最后一名。很快不得不把克格尔巴诺夫大使从匈牙利调走，关于他西方报纸报道说，他双手沾满了鲜血。亚古博夫负责的是较小的事并且是在夜里。他指挥清理街道上的尸体。西方报纸没有报道他。他留下来在使馆工作，但是也向往回到莫斯科。

        亚古博夫退休的岳父尽管也在别墅散步，但是这幢别墅离赫鲁晓夫的别墅不太远，所以他们一直是朋友。他告诉赫鲁晓夫说，他的女儿因丈夫不在感到寂寞。而此时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非常需要的对党的干部的清洗进行得很不顺利。需要有自己的人。赫鲁晓夫打电话给克格尔巴诺夫查问亚古博夫是什么人，姓似乎熟悉。克格尔巴诺夫这时已经在中央的一个部当了部长，于是他提醒了匈牙利事件受嘉奖人员名单。

        “我记得，”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说道，“这个人怎么样？”

        “在工作中经受了考验。是我们的人！”克格尔巴诺夫作出了结论，他也需要有自己的人。

        三天后，亚古博夫“因调任另一项工作”被召回并在莫斯科着陆。这里，组建了新闻社取代新闻局。赫鲁晓夫安排自己的女婿阿朱别伊进入了管理委员会，顺便捎带上了托皮林的女婿亚古博夫。在新闻社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得以表现出自己组织者的经验。新闻社出版社开始无偿地把宣传书籍分别寄到所有国家。在苏联大使馆的领导下，在当地设立了新闻社站点，干部由国家安全委员会派遣前往并且从当地的共产党员中选拔。

        在国外的居住经历，尽管只是在匈牙利而已，以及领导工作，不可能不改变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的外貌和视野。些许的傻头傻脑气质消失了。对生活的理解变得更意味深长了。他穿戴朴素又好看，是个令人愉快的谈话者，有幽默感，一切都讲分寸。他从来不会搞错，给谁要亲自打电话，而给谁要通过女秘书，并且用什么口气说话。他成了一个人物，在其中，对自己的看法与实际的成就尽管没有完全相等，但是接近了。他明白，他进一步的成长间接地取决于宣传的成果，直接地取决于和领导的相互关系。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也有了忠于他的下属。孩子们成长得健康、听话并且学习好。妻子从体育学院毕业后工作得很少，但是很愿意和孩子们打网球。他喜欢孩子们，晚上和他们玩，夏天送他们和妻子到库班去看老人，好让他们从小养成劳动的习惯。总之，亚古博夫完全有理由可以认为，他生活中的一切好得不能再好了。

        唯一让他伤心的就是匆忙性，这大概源于他矮小的身材。他说话和走路太快了。匆忙有损稳重。他不得不让自己停下来，停顿一下，然后慢一些说话和移动，不慌不忙，与他现在的地位相称。并且他越来越频繁地思考到，该是他完成新的跳跃的时候了。是不是忘记他了？

        当捷克斯洛伐克露出苗头后，最合适的是紧急派克格尔巴诺夫去那里当大使，他有在匈牙利类似局面下丰富的工作经验。但这会引起不良的反应。政治局任命克格尔巴诺夫为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随后在他的指挥下开始从莫斯科组织在布拉格的预防性措施。叶戈尔·安德罗诺维奇需要额外的干部。匈牙利事件获勋章嘉奖人员的名单放在他面前的桌子上。克格尔巴诺夫考虑的不仅是在匈牙利的工作经验，还有同志们以后的工作——要知道过去了十二年了。

        克格尔巴诺夫的助手沙马耶夫给亚古博夫打了电话，他和他在匈牙利以“你”相称，并通知说，可能用得上他。

        “时刻准备着！”亚古博夫稍微地欠起身，用少先队式的敬礼干脆、甚至是高兴地回答道。

        “您准备去休假吗？”

        “这将取决于指示。”

        “不得不暂时推迟休假了。”

        “遵命。”他回答道，猜不出来需要他干什么。

        事态在发展，可卢比扬卡没有用他，而是在应付。其实，亚古博夫不喜欢“卢比扬卡”这个词。他通常说“机关”——持重并且切合工作。8月21日早晨，亚古博夫从广播里听到了塔斯社关于向兄弟的捷克斯洛伐克人民提供紧急帮助的报道。

        沙马耶夫又给他打来了电话，说让他乘车到诺金广场，停在中国城城墙附近。亚古博夫乘车刚刚到了跟前，一个人走到他跟前并请他坐到另一辆带窗帘的车中。五分钟后车子钻进了“机关”的主楼，开进了食品商店对面的大门。他们默默地坐电梯上到了第三层并沿着两面是浅绿色墙壁的长长的空旷走廊走去。角落里站着警卫。亚古博夫什么也没有问。当他们走进门里时，他看到了“主席”的牌子。

        在巨大的外间一位身穿少校制服的上了年纪的秘书坐在一张摆着不同颜色电话的巨大桌子后面。陪同亚古博夫的人消失了。控制台上的红色信号灯亮了起来。秘书默默地站起来打开了门。在宽敞的办公室里，四面是红木墙，墙上是贝利亚时就挂上的东方挂毯，亚古博夫远远地看到桌子后面一张戴着细金丝边眼镜的熟悉面孔。办公室的主人整了整袖口。克格尔巴诺夫头发变白了。头发紧贴着头皮，眼镜遮不住眼睛下的眼袋。叶戈尔·安德罗诺维奇站了起来，不露声色地打了个招呼，问了问自我感觉。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如前所述，永远是健康的。亚古博夫闪过了一个念头，会派他去捷克斯洛伐克做预防性工作，在匈牙利他成功地胜任了这项工作。但随即想到：既然把他直接带到了机关，就不会派去国外的。

        “我推荐了你，亚古博夫同志，”克格尔巴诺夫看着他的眼睛说道，“起草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团、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及国民会议请求帮助的呼吁书。你知道，昨天夜里我们已经提供了帮助。”

        “我了解。”亚古博夫回答道，尽管他不完全了解。“什么时候开始着手？”

        “现在。”

        克格尔巴诺夫摁了摁按钮，当上了年纪的少校出现在门口并挺直身子立正站好时，他又补充道：

        “把材料给他……”

        “有一个小困难，叶戈尔·安德罗诺维奇，”等到少校出去后，亚古博夫愧疚地说了出来。“可是我不懂捷克语……”

        “我知道。”亚古博夫仿佛觉着克格尔巴诺夫的声音中含着讥讽。“翻译嘛，我认为，我们会找到的。坐下工作吧。”

        主席用自己的钥匙打开暗门后离开了。斯捷潘来回转了转，不敢坐在有六部电话的主席的桌子后面。他在旁边长长的铺着绿色呢子的会议桌后凑合着坐了下来。捷尔任斯基从肖像上全神贯注地看着亚古博夫。太阳刺眼，透过巨大的窗户在地板上投下长长的矩形，所以迫使人眯缝起眼来。

        处在兴奋中的亚古博夫没有失去判断的能力。他想的不是，在如此重要的任务中为什么选择偏偏落在了他身上。他不怀疑自己的不可替代性。他善于干练地工作。那时在布达佩斯，他不让士兵们睡觉，把卡车开了过来，因此在黎明前所有的尸体都装车、运走并埋到了坑里。连街道都来得及清洗。亚古博夫自己也没睡觉——开着嘎斯牌吉普车在布达和佩斯之间往返奔驰，尽管还没有人从窗口射击。不，原因不仅在于干练，这里重要的是他还是个记者。可是难道克格尔巴诺夫自己有能力完成这项任务的干部不够吗？这里重要的还有，他，亚古博夫是局外人。是自己人同时又不是自己人。可靠，但不是来自机关。偏偏使用他不仅是有逻辑的，而且是唯一正确的决定。他没有怀疑症，亚古博夫！但优点就在这里：让自己相信后，他更加坚定地完成工作。

        少校拿来了1968年当年7月和8月上半月的《真理报》合订本。亚古博夫把一小沓白纸挪到跟前。让任务困难的是，如果不算中学的听写的话，他一辈子从来没有写过任何东西。甚至都没有尝试过。所有他需要的东西是别人按照他的指示替他写的。他有能力干更大的事，而不是简单写个东西：他知道，应该写好什么并且为什么。他可以同时创作众多的文章，用正文填满整张整张的报纸，出版数十本书。自己写就像打扫自己的办公室一样荒唐。要写东西有奴仆。

        亚古博夫叹了口气，开始翻阅《真理报》。7月份，捷克斯洛伐克从报纸的版面上消失了。他们担心的是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特别代表大会的决议并一直在说服。客气地请杜布切克到莫斯科去，但是他们不得不动身到蒂萨河上的切尔内去。他杜布切克算什么共产党员！如果他心存疑虑的话。捷克人在谈到有人道特点的社会主义时，他们在暗示什么？他们堕落到了开放边境并且可以自由出入境的地步！共产党员，可他们的行为像孩子！而这里就是亚古博夫现在需要的东西：布拉格汽车厂捷克斯洛伐克工人们的来信——九十九人签名的真迹复制。他的信下面不会有真迹复制。在这里——这很重要：“所有共产党员的神圣义务”——理论性文章。是捷克人向我们提出自己恳切请求的根据。

        亚古博夫本来就都记得，但他一直翻阅到了《真理报》的最近一期，直到塔斯社声明。捷克斯洛伐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党务和国务活动家，声明说道，向苏联和其他联盟国家提出了请求……已经都提出来了，可正文没准备好——这是多大的疏漏啊！现在主要的是起头。脑海里突然自动浮现出一句号召：“兄弟姐妹们！”

        这样的开头让他喜欢上了。战争开始时斯大林就是这样号召人民的。后来，当亚古博夫翻开《真理报》时，他看到，他的号召被修改了，写道：“男人女人们！”但他还是保留了自己的看法，斯大林的和他的写得更好。

        而现在他感到：不应该紧抓政治，应该紧抓捷克人的民族自豪感。最好客气地，不使用暴力进行说服，以便让他们似乎是自主决定的。再说，军队已经派入，所以可以不用担心。“尊敬的公民们，我们向你们呼吁。”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接下来写道。对现成的说法他采取了创造性的方法。“全体苏联人民的愤怒和愤慨”，“疯狂的爪牙”，“挑拨者”，“复仇主义者”，“反动派的嚣张”——所有这些他都丢掉了，选择了更为温和的字眼，只保留了党的坚定立场。在一开始痛苦的探索过后，写变得容易些了，笔锋开始迅速轻巧地游走。写完后，亚古博夫叫来少校并说道，他需要一个女打字员。

        “要内行的！”他补充说。

        少校离开了，一分钟后他手里抱着打字机返了回来。他打字果然像机枪哒哒，于是文本很快放在了桌子上。在上面写着：“不得带出办公室传播。”还是那个陪同的人开车把亚古博夫送到了大门外。当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改坐进等候他的伏尔加车中后，司机只是耸了耸肩。

        “大概累了吧？”亚古博夫问道。“没关系！人是有耐力的生物。”

        亚古博夫的心情像过节一样。用报纸的语言表达，他参与拯救了一个国家免遭退出共同体阵营的耻辱。以后捷克人自己也会认识到这一点的。亚古博夫将名垂他们的青史，成为他们的民族英雄。整个进步人类总有一天会知道这个的，暂时连妻子都不知道。

        第二天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又派上了用场。他被任命为捷克爱国者发行的《劳动报》编辑，报纸在德累斯顿出版并在被苏联军队解放的捷克斯洛伐克免费散发。捷克爱国者的报纸是在莫斯科编的，在亚古博夫的本职工作地新闻社内。发行的报纸用军用直升机从德累斯顿运出。记者卡尔·涅颇穆尼亚希坐的直升机坠毁了——他被成捆的报纸压死了。把他安葬在了莫斯科，隐瞒了死因。亚古博夫日夜工作，亲自检查并商讨每一行字。他变得面色苍白，瘦了下去。捷克人不想看这份报纸。

        当使捷克斯洛伐克的局势正常化后，不再需要捷克爱国者的这份业务机关报了。完成了历史使命后，亚古博夫相信，他理应得到嘉奖。但是行动的保密程度是如此之高，以至于不能直接奖励他。他得出了结论，可以等待高升了。等待的时间不长。10月份允许了他去休假。他带着新的任命和妻子出发去了机场：休假结束后着手《劳动真理报》第一副主编的工作。

        亚古博夫在履历表中没有说明，他曾当过岗警。他写的是：曾在内务人民委员会系统任职。所有真正的契卡人员内心对民警都暗含蔑视。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明白，他在生活中走运，但认为，这个运气是合理的并且是他本身素质的结果。因此，他把每一个工作职位看成是临时性的，是一个台阶，从上面可以登上高一层的台阶。他渴望做责任更大的工作，希望比别人更高，并且如果让他领导所有人的话，他会比现在的那些领导人做得更聪明和更正确。亚古博夫也不否认有虚荣心。他可以接受显赫的头衔，看见自己的肖像，开玩笑地想过，人们如何把那古茨卡亚镇改名为亚古博夫市并为他立纪念碑。然而他的心思对未来的兴趣要比对现在的小得多。

        具体的方案是，去当政治局一个委员或中央一个书记的助手，最好是当国际事务负责人的助手，这方面他亚古博夫已经经过了考验。但是担任这种职务不是任命的，而是挑选的。参与选择的是一个选择人。录用助手的用意是，有助手的领导会再添上一根脑筋。亚古博夫有脑筋。妨碍迅速成长的只有一个严重的缺点——出色的健康。政治局委员们不喜欢样子过于健康的人，所以，为了进入上面，亚古博夫还得要生生病并老一老。

        但目前到《劳动真理报》的任命也是重要的升迁。此前在中央工作过的人才会被任命为主编或者其副手。考虑到亚古博夫的功劳，对他破了例。他也看到了危险：马卡尔采夫以前在中央机关工作过，由此可见，他在那里有关系。亚古博夫可能变成任人宰割的孩子。然而他曾经跳伞好并且能及时地拉开伞环。

        但是年长者也免不了出差错。在调到《劳动真理报》后不久，亚古博夫接到中央来的电话后在记者协会接待了客人——捷克事件后《红色权利报》的新任副主编。他们大致是同龄人，捷克人比他高四分之一米。旅行的线路是去中亚。撒马尔罕的名胜他们是三个人参观的——带着翻译玛丽娜，涂脂抹粉的金发女郎，身材很好并且穿的都是进口货。他们在国际旅行社撒马尔罕宾馆吃的晚饭。对苍蝇皱眉头的捷克人说，他很喜欢这里。他们各喝了两杯酒。玛丽娜一个人不慌不忙地喝完了一瓶伏特加酒。当他们在走廊分手后，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发现：女翻译走进了捷克人的房间，兴奋地和他说了几句话后，走了出来。

        《红色权利报》副主编来到苏联秉承的是自己的信仰，并且他很害怕把这些信仰表现得不够。根据全部情形判断，他谢绝了玛丽娜的进一步服务并祝她晚安。玛丽娜没有料到受到这样的侮辱，于是她走进亚古博夫的房间要了支烟，问道：

        “你想看看吗？”

        “什么？”他没弄明白。

        她脱了衣服并站了一会儿，给他时间深入理解事情的本质。

        “怎么样？”

        亚古博夫想把她推到走廊去，但是她笑着躲闪着，他也没能够迫使她穿上衣服。何况她长得很不错，而他不是大理石做的。原来，高个的女人（他从来都害怕她们）表现得好极了。亚古博夫喜欢干这事，但是他努力克制自己。过了一个半小时，他醒悟了过来，开始劝说玛丽娜离开。

        “你让我喜欢。”她反驳道并枕在他的胳膊上睡着了。

        早晨他向走廊里看了一眼并放她走了出去，然后松了一口气。在莫斯科玛丽娜给亚古博夫单位打了电话。他的责任如此重大，甚至于想不起来一些熟人。可她有新的合作社单间住宅的钥匙，并且她邀请亚古博夫看房子。他冷淡地和她说话并礼貌地谢绝了看房子，理由是工作繁重。这时玛丽娜的桌子上放着关于《红色权利报》副主编中亚之行的汇报。放下听筒后，玛丽娜稍微想了想并最终在对捷克共产党员进行简短的正面评价后补写道：“斯·特·亚古博夫同志在行程中政治上坚定不移，但道德上有动摇。”

        要是知道这个，亚古博夫肯定会去看新房子的。政治上他可的确是无可指摘地坚定不移。当瑞典记者拜访《劳动真理报》编辑部时，由于马卡尔采夫生病，接待他们的是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安娜·谢苗诺芙娜去了一趟内部供应小卖部，拿来了咖啡、甜点心。瑞典记者很关心几个问题。

        “请问，亚古博夫先生，为什么苏联的报纸定期地中伤个别作家？”

        他马上回答说：

        “我们不能禁止报纸表达自己的看法。我们也有新闻自由，先生们！”

        “您说，您曾是普通的农民，亚古博夫先生。您是如何成就仕途的？”

        “在我们国家不可能成就仕途，只可以成长。”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耐心地纠正道。“在我们国家，所有忠于我们理想的人都迅速地成长。”

        随后亚古博夫用自己迷人的微笑笑了起来——一个来自斯塔夫罗波尔地区的普通的、坦率的俄罗斯人。

        “您的父母——他们是什么人？”另一个瑞典人问道。

        “我都说过了，是农民，”亚古博夫笑了起来，“按我们的说法，是集体农庄庄员。我很爱他们。每年春天我都飞过去看他们一两天，带上很多食物，翻松菜园，修补屋顶，老人们干这个困难……只有在一种情况下去不成，如果我5月节日期间值班的话……工作是第一位的，先生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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