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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中国,少了一味药第二十七章

第二十七章

        赶到南昌已是下午三点,肚子饿得难受,当时馋肉都快馋疯了,我找了家肯德基,要了四块吮指原味鸡、一个嫩牛五方、一个老北京鸡肉卷,不一会儿全吃光了,留下好大一堆垃圾,旁边的人纷纷侧目。吃完后肚子很胀,可嘴巴还想吃,在柜台前转了一圈,一直琢磨要不要再买个汉堡包或玉米棒,犹豫半天还是放弃。到凯莱酒店开了一间房,已经十几天没洗过澡了,身上无处不痒,我放了一盆滚烫的水,跳进泡了二十分钟,幸福得连连叹气。刚爬出浴盆,小琳的短信来了:郝哥,你到了没有?我回了一条:刚住进酒店,史法可一会儿就来接我。等了半天没见回复,我暗暗警惕起来,想这帮家伙机警得很,不会是发现了什么吧?

        二○一○年一月二十二日,周五。我把十七个传销窝点的地址全部抄在纸上,然后打电话报案。那时快到下班时间了,一切都不太顺利。我先向工商局报案,对方说没有执法能力,让我找公安厅。我不死心,继续追问:“请问哪个部门负责打击传销?”对方极不情愿,支吾了半天才告诉我是公平交易处,又拨到公平交易处,一个男人接的,声音十分粗鲁:“什么事?找谁?”

        我说我要报案。

        “报什么案?”

        我说是传销。

        对方极不耐烦:“我们没有执法能力,找公安厅!”我刚想解释,对方“砰”的一声把电话挂了。

        没办法,只能找公安厅,对方说离得太远,建议我找上饶市局。说实话,我对此真有点害怕,此前我们天天都在上饶市局门口转悠,可从来没人干涉我们的行动。传销团伙中还有许多传言,说当地政府多么支持我们的行业,各位老总跟当地领导的关系多么密切……这些当然都是假话,可身处其中,根本没有能力仔细分析,听得多了,心里自然就有阴影,犹豫半天,还是硬着头皮打过去,没想到白担心了,我从114查到两个号码,一个无人应答,另一个接的是自动传真机,我听着那长长的刺耳的嘀嘀声,心里一阵沮丧,脑袋也迷糊起来,想难道传销者说的都是真的?

        晚上出版社的陈社长请吃饭,还有建国老师和小倪老师,陈社长是我的前辈,为人渊博风趣,多年前我就读过他那本著名的书。另外几位也都是见多识广的聪明人,对于刚出传销窝的我来说,能跟他们聊天,简直就是莫大的享受,我们谈天说地,从国际政治聊到社会民生,从文学艺术聊到历史掌故,说到书法,我大发谬论,说我从来都不喜欢苏东坡的字,墨猪嘛,有什么好看的?还有郑板桥的六分半,那叫什么字?

        陈社长笑眯眯地教育我:“艺术鉴赏有两个要点:一是专业素养,二是人文精神,苏东坡和郑板桥的书法也许不如颜柳欧赵,可价值不见得就比他们低,因为他们的作品中有浓郁的人文精神,说得通俗点,就是他们矫矫不群的个性。”这话大有道理,我心悦诚服:“说得好!长见识了,唉,自由世界就是好啊。”满座人哈哈大笑。

        我不厌其烦地描述这些细节,主要就是因为那异常强烈的饥饿感,经过那二十三天的黑暗生涯,再吃正常的饭、说正常的话,竟然会有难以名状的幸福之感,每一句话都如甘露,每一丝空气都如美酒,座中妙语连珠,议论风生,我渐渐有了一股醺醺之意,但心里依然明白,这就是自由的味道。

        接下来两天是公休日,办不了什么事,我用建国老师的电脑打了一份《报案材料》,他又给我引荐了《江南都市报》的杨总,在杨总的安排下,涂永晖和邹晓华两位记者带着我正式向经侦大队报案。经过一番周折,我于一月二十五日重返上饶,《江南都市报》派了一辆车,同行的还有邹晓华和摄影记者李伟。到上饶时天已经黑了,经侦队的程队长在高速路口接到我们,去他的办公室坐了一会儿,按我的意思,最好当天夜里就开始抓捕,可部署不及,约定在第二天中午十二点统一行动。

        那段时间我莫名紧张,到和平酒店开了两间房,刚出电梯,走廊尽头有人忽然探出头来,与我对视一眼,倏地缩了回去,看模样好像就是刘庆松,我心里一惊,赶紧溜进房间,心中忐忑不定,邹晓华问我怎么回事,我低声告诉他:“刚才那人好像就是团伙中的头目。”他也紧张起来,出去转了一圈,说没看到人。我越想越不安,倒不是担心自身安危,而是怕走漏了风声,这帮家伙狡猾得很,说不定一夜之间就跑没影了。跟两位记者商量了一会儿,我又给小琳发了一条短信:刚到广州,满城灯火,心情真好。半天没见回复,我们三个面面相觑,正焦躁时,手机响了,小琳回复:到了就好,保重。我如释重负,慢慢地躺到床上,心情很奇怪,有点兴奋,还有点难过,自己也不明白出了什么问题。

        第二天九点多赶到经侦队,以前我经常在那转悠,怕被传销者认出,我头上扣了一个李伟的帽兜,鼻子上架了一副茶色眼镜,遮挡得十分严实,可还是紧张,一直伏在车里不敢露头。上饶警方对这次活动非常重视,连工商、民政,一共出动了四百多人,分为六支队伍,我们跟着北门派出所一起行动,在那里吃了顿工作餐,还没吃完,程队长的电话来了,说根据手机定位,现在小琳就在步行街上。

        我们大为振奋,开着车就往步行街赶,刚开出不远,对面两男一女慢慢地游荡过来,我眼尖,一眼就认出来了,狠狠地给了邹晓华一拳:“看,就是那个,穿白裤子的!”他也很高兴:“没看错?”我说绝对没看错,李伟忙不迭地提醒我趴下:“快,趴下趴下!别让他们看见!”我赶紧伏低,他举起相机嚓嚓拍照。

        小琳他们走得慢,我们开得也慢,一直不远不近地跟着。那两个男的中有一个我认识,就是那位便秘的厨师杨正龙,另外那个肯定是他骗来的新人。转过几条街,他们走进了一栋小楼,正是那位瓜菜哥的住处,这时已经快十二点了,楼下的干警早已部署到位,我让司机把车开到隐蔽处,一直在那里等着,很快干警们冲上楼,开始很安静,一会儿就响起了乒乒乓乓的声音,估计是在抓捕和搜查。

        根据我的了解,全国各地打击传销办法都差不多:没收他们的学习资料,砸烂他们的生活用品,往被子上、床上泼上几盆凉水,最后再把房门锁死,防止他们再回来作案。我跟一些地方官员聊过,他们都赞同:这不是什么好办法,可事实上也没有什么好办法。唯一的效果就是把他们暂时驱离,从一个城市搬到另一个城市,相当于驱蝗入邻县,可蝗灾终不可免。在这过程中确实会有人退出,可大部分都会留下来继续骗人。传销屡打不绝,这正是原因之一。

        过了大约二十分钟,人陆陆续续地下来了,有小琳、杨正龙、瓜菜哥,还有那位长得很帅的张总,每个人都拿着一张《共建和谐,远离传销》的传单,另一只手搭着前边人的肩头,他们低着头,唉声叹气地走过长街。我们的车远远跟着,看着他们步履蹒跚的样子,我心里忽然有种无端的伤感,好像做错了什么事,可怎么都想不出错在哪里。

        到下午两点,抓捕行动结束,光北门派出所院里就站了近四十号人,我悄悄上楼,程队长希望我能够下去指认廖东、王浩和刘庆松,我还是有点紧张,他也看出来了,给我找来一件警服,我穿上后勇气倍增,堂堂正正地走到他们面前,所有人都有点吃惊,龙师父愕然瞪眼,罗老汉黯然低头,瓜菜哥不敢与我对视,悄悄地扭过头去,只有小琳最勇敢,一直目不转睛地盯着我,表情十分轻蔑,嘴角还挂着一丝冷冷的笑,像是女英雄在刑场上斥责叛徒。我转了两圈,没发现那三个大头目,只能怅怅地回去复命,心想大鱼都跑了,只抓些小虾有什么用?

        按我原来的想法,最好能给这些传销者开个学习班,我甚至还准备了一份讲课提纲,希望能给他们解释清楚这个骗局,可那天抓的人实在太多了,根据《江南都市报》第二天的报道,那天一共端掉二十三个窝点(其中有六个是当地警方自己掌握的线索),抓了一百五十七个人,这些人大多都是受害者,既不能抓,也不能关,更重要的是警力不足,实在没有能力处置如此庞大的传销队伍。程队长告诉我,最晚下班之前就要把这些人遣散,因为那三个大的没抓住,他担心我遭到报复,要求我必须在那之前离开上饶。

        我只有两个小时,集中上课是不可能了,只能单独谈话,先把小琳叫上来,她十分镇静,见到我满面嘲讽:“哟,挺威风嘛。”我问她:“你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她瞪眼回答:“我没做坏事!”我说如果你没做坏事,警察为什么要抓你?她哧地一笑:“这还不简单?国家的宏观调控嘛。”旁边邹晓华忍不住了:“什么宏观调控?你以为这么多人陪你过家家呢?”小琳冷冷地瞥他一眼,闭上嘴不说话,其意甚是倔强。我劝了半天,可她一句都听不进去,也坚决不肯跟我回南昌,反而推心置腹地问我:“郝哥,我问你,我们这些人会怎么样?会坐牢吗?”

        我说不会。

        她又问:“那会拘留吗?”

        我说也不会。

        “那是不是还要把我们放了?”

        我点点头。她哼了一声:“我就知道!如果我们真犯了法,为什么不抓我们去坐牢?这不是宏观调控又是什么?”

        我无言以对,邹晓华赶紧解释,说警力不足,你们大多数也是受害者……她无动于衷,一直冷冷地看着。我想这事急不得,先让她下去冷静冷静再说。接着把龙师父和罗老汉夫妇叫上来,跟他们逐一谈话,其实全是白费口舌,经过长期的洗脑,这些人早已心如铁石,那些愚蠢的概念在他们的脑海中深深地扎下了根,要想在十几分钟之内劝得他们回心转意,简直就是痴心妄想。

        我重回上饶有两个目的:一是端掉这个团伙;二是把小琳救出来,早在去上饶之前,我和小庞就定下一个目标:力争把小琳劝回三亚。在最初的几天,我一直试图做她的思想工作,一条条批驳那些荒谬的理论,她一直敷衍,有时也会假装赞成,可转过身就会向团伙头目报告。我那时常常奇怪:为什么我前一天说过的话,第二天就会有“对面老总”提及?慢慢地发现了这个秘密,真是惊出了一身冷汗。

        我相信,如果那时真的发生了什么极端事件,她一定不会帮我说话,只会站在一边鼓掌叫好,因为行业的敌人就是她的敌人。在后来的日子里,她一直是我的领导,命令我干活,禁止我外出,这也不行,那也不准,连基本的人身自由都被剥夺了,按说我应该恨她,可经过了二十三天的相处,却怎么也恨不起来,甚至还有点喜欢她,我必须承认,这不是什么正常的情感。

        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三日,两名歹徒在斯德哥尔摩持枪劫持了四名银行职员,与警方周旋了一百三十个小时之后,两名歹徒释放了人质,缴枪投降。然而几个月后,这四名银行职员却对劫匪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情感,不仅不恨他们,反而给予怜悯和同情,甚至会筹钱帮两名劫匪请律师,其中一名女职员居然还爱上了劫匪。这就是现在耳熟能详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起源。

        说别人容易,分析自己就要困难得多,在后来的几个月,我渐渐省悟:原来我也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患者。我之所以对小琳产生好感,并不是因为她身上具有某种打动我的品质,而是因为奴役本身。她管我很严,可是又允许我每天早上吃两个包子;她不准我看书,可是又会偶尔带我去书店翻上两页。我自问可以算得上铁石心肠,可还是会为这点小小恩惠心怀感激,并且渐渐地产生了依赖感,把她当作是自己在传销团伙中的唯一亲人。而这正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典型症状。

        这是我在传销团伙中的重要体验:每个人都可能爱上奴役自己的人,只要他稍微表现出一点善意,跪着的人就会感激涕零。斯德哥尔摩并不遥远。

        天快黑了,我们都很着急,再一次把小琳叫上来,七嘴八舌地劝她,她还是听不进去,一定要留下来继续干行业。我几乎要放弃了,突然想到一个主意:这姑娘比较重视面子,干脆就用面子之事来吓吓她。我清清嗓子:“我们马上就要回南昌,你想走就跟我们一起上车;要是不想走,我也不会看着你继续害人,”我指指李伟,“他拍了你的照片,我跟你发誓:只要你还在这里骗人,我一定会把你的照片登在《南国都市报》上,到时你的亲戚朋友都会知道你在这儿做传销,你看着办吧。”

        这办法果然有效,她犹豫半天,勉勉强强地答应了。走出派出所的大门,她依依不舍地跟她的事业伙伴们挥手,眼泪都快下来了。李伟给我递了一支烟,说这女孩真是不怎么聪明,被人骗了还帮人数钱呢。邹晓华大笑:“咳,要真是聪明人就不会被人洗脑了,你看看,这都是些什么人啊?”我叹口气,心想这话只说对了一半,真正的聪明人不会上他们的当,可只要进了传销窝,再聪明的人也难免会变成白痴。

        开到半路,我接到了李新英的电话:“哟,郝哥,你回来了,枕(怎)么不跟我们打个招呼啊?”我说打过了,我招呼的声音还挺大。她讽刺我:“你这翅(次)立了大功了,恭喜你啊。”我说你清醒点吧,这不是什么连锁销售,就是传销,你不要再害人了!她不淡定了,声嘶力竭地嚷嚷:“我不跟你说!你把手机给小琳,我要跟她说话!”我不肯给,她急了,在电话里声声怒吼,连斥带骂,旁边邹晓华火了:“他妈的,这是什么人啊?害人还敢这么嚣张!我这就给程队长打电话,抓起来再说!”

        小琳最终还是接了那个电话,可她一直不肯告诉我李新英说了什么。但我相信,所有的传销者都没受什么损失,他们见惯了,听多了,丝毫不会在意,绝对动摇不了他们干行业的信心。

        在接下来的三天里,我给小琳安排了多场阵容豪华的反洗脑课程,在大学、寺庙、风景名胜、豪华餐厅,出场的有记者、编辑、报社主编,还有陈社长这样的高人,可谁都没能把她劝服,她那小小的脑袋里好像灌满了铅汁,炮打不动,雷劈不开,一句话都听不进去。最后还是建国老师的电脑帮了大忙,有天我在网络上搜到了中央电视台的一段视频,讲的是吉林四平的传销窝点,警察前去解救时,一个中年妇女披头散发地抱着一根栏杆号叫:“我不回去!我死也不回去!”小琳对此颇有感触,沉默了半晌,幽幽地告诉我:“这个人好像就是我哦。”我心中狂喜,还以为她真的想通了,第二天就把她送回了三亚,后来才知道,原来她并不认为自己做了什么坏事,只是觉得那女人的形象比较难看。或许在将来的某一天,她还会走进某个传销窝点,继续被骗,继续骗人,然后毁掉自己的青春,毁掉自己的一生。

        她本来是个单纯善良的好姑娘,她妈妈很早就过世了,父亲再娶,她和继母相处得不太好。她们家开了个经营烟酒糖茶的小店,她从六岁开始就帮着料理一切:进货、卖货、记账,我甚至能想到那个六岁的小姑娘站在柜台后娇羞可爱的样子。她很坚强,从不在别人面前流泪。她告诉我:她只想多赚点钱,给妹妹交学费,给弟弟买新衣服,让父亲不至于那么累。

        她只有二十岁,还是个孩子。

        我的事迹见报之后,有位叫“王舒天下”的朋友给我留言,语中不乏讽刺:恭喜你制造了一个“假新闻”,你那个传销窝点根本没有被端掉,不信你再去上饶看,说不定还在原来那屋里,如果不在,你在那个城市里逛,还能碰到那些人的。

        我不愿意承认,可必须承认:他说的是真的。我自以为做了一件好事,自以为帮了很多人,可事实证明,我只是做了一场可耻的秀,不仅没有让他们脱离苦难,反而在他们的伤口上撒了一层盐。就在我离开不久,他们重又聚到了一起,继续做传销,继续洗脑,继续欺骗自己的家人和朋友。几个月后,这个团伙搬到了湖南邵阳,有几个人离开了,可大多数都还在,我相信他们还在吃三毛五的菜,睡着一扯就烂的棉絮,却依然抱着那个五百万的绝望之梦。

        他们的房门被钉死,他们的生活用品被砸烂。可是没关系,当他们重新聚拢,他们会再买新的。他们很穷,可是他们满怀信心。他们无知,可是他们满怀信心。他们倾家荡产、家破人亡,可是没关系,他们满怀信心。

        我不能责怪警方,是的,警力有限,对付不了数以千万计的传销者;我也无权责怪政府,是的,资金有限,不能把每位传销者都遣送回家;我谁都不能责怪,最后只能责怪自己:对不起,是我多事。

        那些善良而单纯的人们,那些连袜子都买不起的人们,那些一生受苦、一生不曾作恶的人们,我一直想大声问你;那令人窒息的二十多天里,我想大声问你;在电视访谈中,我想大声问你,可我始终没能问出声。现在,在这里,我大声问你:你如此朴实,如此善良,可你怎能如此无知?

        我在云碧峰上见过一只小小的蜥蜴,它躲在石头下面,一直仰望着树叶上的一滴水,像是在等待它滴落下来。太阳落山时,那滴水已经干了,而蜥蜴还在那里。

        本书提到的各个公司及人物,如果有不尽不实之处,或事涉诽谤,作者愿承担全部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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