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表面看，和平已姗姗来到，但世界并没有因此风平浪静。随之而来的，就是列强各国为角逐海上霸权所掀起的军备竞赛。美、英、日三国在这场如火如荼的竞赛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美国在巴黎和会上憋了一肚子火，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军事实力还没有达到“会当凌绝顶”的地步。美洲大陆有大西洋和太平洋东西拱卫，在美洲又没有谁敢打美国的坏主意，因此美国决定率先发展海军，其仰仗的就是自己急速膨胀的工业和金融实力。早在1916年8月，美国威尔逊总统就宣布，在3年内建造10艘超级无畏舰和6艘战列巡洋舰，打造一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海军”，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大最快的造舰计划。此举也等于向世界海军霸主大英帝国发出了挑战书。威尔逊曾经这样说：“我想再去参加和平会议时，往口袋里塞进所有能装下的武器以赢得公正。”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受到重大消耗的大英帝国，此时已经是力不从心。面对咄咄逼人的美国，世界老大当然丢不起面子，英国立即不甘示弱地提出，要建造4艘超级战列舰。英国首相劳合·乔治表示：“大不列颠宁愿花尽最后一分钱，也要保持海军对美国或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的优势。”话说得似乎铿锵有力，但底气已明显不足。此时的英国已经开始走下坡路，昔日的日不落帝国辉煌不再，再也不敢提保持海军的“两强”（即海军力量要超过排名第二、第三之和）优势了。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同样发了横财的日本为了与美、英一争高下，也雄心勃勃地大力推进早已制订的“八八舰队”计划，即建立以八艘战列舰和八艘装甲巡洋舰（后改为战列巡洋舰）为核心的强大舰队，还提出主力舰每八年要更新一次。

        有红花也就会有绿叶，紧接着法国和意大利也兴致勃勃地加入了竞赛行列。一时间，各大海军强国的造船厂内叮叮当当、人声鼎沸，好一派繁忙景象。大家你造一艘，我造两艘，从大西洋、地中海到太平洋，一场看不见硝烟的军备大战悄然兴起并愈演愈烈。

        牛好吹，活难干。海军不像陆军那样发杆枪就能上阵，水兵的脚下是甲板不是陆地。一定程度上说，打造海军跟烧钱差不多。时隔不久，大家都逐渐尝到了军备竞赛的苦头。伴随着一艘艘战舰的下水，各国的军费开支陡然大增，财政纷纷捉襟见肘。

        被第一次世界大战折腾得财力匮乏的英国首先就奉陪不起，现在硬撑着加入军备竞赛真是苦不堪言。虽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发了横财，但国力最弱的日本也逐渐感到力不从心。为了实施“八八舰队”计划，对海军的拨款已占到了整个国家预算的1/3以上。美国虽然财大气粗一点，但要真正压倒英、日也绝非易事。况且作为民主国家，来自国内民众的反军备压力巨大。列强的军备竞赛逐渐陷入了困境。

        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1921年7月，美国总统沃伦·哈定正式向英、日、法、意、比、荷、葡、中等国发出了召开华盛顿会议的邀请，会议主要议题有两个：一是限制海军军备；二是讨论远东和太平洋的秩序问题。为此，除由九国代表参加的大会外，还设立了由美、英、日、法、意五国组成的“缩减军备委员会”和由九国组成的“远东和太平洋问题委员会”。看上去，来的国家不少，真正说了算的不多。会议实际上是在美、英、日三国的操纵下进行的。

        参会各国为了在会议上争得对己有利的条件，可谓煞费苦心。前文提到，日本1907年出台的“帝国国防方针”中，除了将美国作为假想敌和打造“八八舰队”两项主要内容，还有一项就是：在战略上按照美国海军70％的标准保持实力。

        有关日本海军必须保持在美国水平70％这一数据，是1907年由日本海军两大战略家秋山真之和佐藤铁太郎经过多年潜心研究得出的结论。这一计算的前提是，入侵的敌军舰队需要比日军的防守舰队拥有至少50％的优势，才有可能打赢战争。如果日本海军有美国70％的实力，相应地也就是美国有日本143％的实力，美国就不能确保对日本进行一次成功的进攻。如果日本只有美国60％的实力，则相应地，美国就有对日本166％的优势。日军如果按照70％的比例和美国开战，秋山认为日军获胜的概率在50％左右。佐藤则稍稍乐观一些，他认为日军稍占上风。综合结论是没有70％就没有绝对的安全。也就是说，60％和70％之间，仅仅是10％的差异将决定未来战争的最后胜负。

        这一理念逐渐成为日本海军的共识：70％是最低安全指标，攻不足则守有余。为了验证这一数据，日本在随后的几十年里进行了无数次的兵棋推演和海上操练。我们之后多次要提到兵棋推演。1902年，秋山真之到海军大学任教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引入美国先进的“兵棋推演”。可以说，70％这个数字折磨了日本海军足足30年之久，直至珍珠港事件爆发。

        但这个70％有一个前提，那就是美军的进攻必须从珍珠港出发。如果美国在关岛和菲律宾建成了大型海军基地的话，这个70％对于日本就变得毫无实际意义。

        真可谓英雄所见略同。大洋彼岸那个最伟大的海军战略家、秋山真之的恩师马汉也认为，菲律宾距离珍珠港是3000英里，如果美国舰队从珍珠港出发，途中受到磨损、船底污泥、沿途敌人的侵扰、官兵士气不断下降等因素的影响，每前进1000英里，战斗力就会下降10％。等到了西太平洋，美国海军就只剩下70％的战斗力和日本交锋，只能有“成败参半的机会”。高手不愧为高手，师徒也可谓是心灵相通，隔那么远都能想到一起。

        日本对于华盛顿会议的准备，从1919年6月就已经开始，其主导者就是海军大臣加藤友三郎海军大将。大家可能还有印象，他就是日俄战争时联合舰队的参谋长，关键时候曾经带领参谋把受伤的东乡平八郎抬进司令塔内。我们之后称为“大加藤”。从第二次大隈重信内阁开始，直到他担任首相的5届内阁，共7年10个月的时间里，他一直担任或兼任海军大臣，时间之长，在历史上居第二位，仅次于斋藤实海军大将。难得的是，大加藤被誉为日本海军中最杰出的“将军政治家”，后来甚至被日本史学家称为海军中唯一的政治家。英国人也称他为“一个领先于世界的政治家”。

        大加藤深知日本国力与美国的巨大差距。作为“八八舰队”的主要倡导者，视野开阔的大加藤综合考虑了经济、政治、外交关系等诸多因素以及与美国改善关系的现实需要，希望能够停止危险的军备竞赛，以此避免将来可能与美国的战争。作为一名温和派的海军官员，在接到美国邀请参加华盛顿会议的通知时，头脑清醒的大加藤认为这不啻一个“天赐良机”。

        大加藤是幸运的，他得到了内阁首相的全力支持。当时任首相的就是日本历史上第一位正式政党内阁的“平民首相”原敬。原敬成功地以政党政治取代之前的藩阀政治，他主政的年代成为日本“大正民主”的象征。原敬认为在战后国际社会中，与英、美特别是美国建立良好关系，对日本来说至关重要。他甚至在日记中写道，“日、美、英三国进行合作对国家的将来极为有利。反之，如果日本与美国关系疏远那将是十分危险的”。为了减少与欧美各国间的摩擦，他把日中友好作为对华的基本政策，甚至表露出归还山东权益的意愿。考虑到日本的财政状况，始终坚持“政治应高于军事”的原敬认为大规模扩军是无益的，美国总统哈定呼吁召开裁军会议，正好给了原敬一个很好的台阶。

        原敬当即对美国提出的裁军提案表示欢迎，同时认为，只有从海军实力派人物加藤友三郎出马才能说服海军方面接受可能签订的条约。由于具有相同或类似的观点，原敬首相肯定会无条件地支持大加藤。会前，原敬曾经向大加藤承诺，让他不要受任何国内政治派别的影响。可惜的是，在华盛顿会议召开前一周的11月4日下午19点多，原敬在东京火车站被铁路搬岔工中冈艮一刺杀，成为明治维新之后第一位被暗杀的首相。不辱使命的大加藤最后顶着巨大的压力完成了条约的签订，出色地完成了原敬交给的任务，也算告慰了原敬的在天之灵。

        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并不是所有人都有原敬和大加藤那样的觉悟。日本代表团的首席海军顾问就是海军大学校长加藤宽治海军中将，我们之后称之为“小加藤”。小加藤是“海兵”第十六期的首席，日本海军中首屈一指的炮术专家。作为一个纯粹的海军军官，小加藤强烈反对缩减军备。尽管当时职位并不太高，但小加藤代表的却是海军内部人数众多的反裁军队伍。在随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大加藤、小加藤分别代表了日本海军内部的两大派别。

        纯粹从军事角度看待日本国防问题的小加藤素以强硬著称。曾经有人这样形容他，“他不是那种会耐心等柿子熟透掉下来，而是等不到柿子成熟就会一竿子打下来的人，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海上武士”。与大加藤的理性和冷静相比，小加藤可谓是性情中人。明治时代唯一的元老西园寺公望的秘书原田熊雄说小加藤是一个“头脑简单和冲动的人”，铃木贯太郎对小加藤的评价更绝，“任性、冲动、很难对付”。小加藤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军人干政”的危害性。后来的历史证实，正是这个莽夫用20多年的不懈努力，把日本海军一步一步地带到了珍珠港。

        能有如此“作为”的小加藤当然不会是等闲之辈。他认为：“日美海军为争夺太平洋的支配权，以及日美两国围绕‘中国宝库’引发的经济战，必然最后导致日美海军之间的争霸战，而持久战对日本是不利的。美国工业实力雄厚，平时没必要保持庞大的军备，即使使用与日本同等或劣等的常备兵力，仍能在战争爆发后及时扩大生产扩充舰队来保持安全。而像日本这样在资源和工业上都居于绝对劣势的国家，平时不拥有强大的常备兵力，一旦危急就会无所依靠。”小加藤对70％立场的坚持已经超越了军事层面，其根源在于其“军备平等”和“国家荣誉”的概念。他声称，日本作为主权国家本应享有与美国同等的军备，保持70％已是最大的让步，这已经损害了日本的“国格”。

        1921年11月12日，参加会议的各国代表齐聚美国华盛顿独立纪念馆，继巴黎和会之后又一次规范国际秩序的华盛顿会议胜利召开。近千名来宾济济一堂，各国代表、顾问、外国使节太太、国会议员和其他客人挤满了包厢。这是迄今为止在美国举行的最大规格的外交会议。

        为了渲染和平气氛，会场内装饰了许多棕榈叶，摆设了“U”字形的会议桌，桌上覆盖着绿色的台布。大会选举美国首席代表、国务卿休斯为大会主席，美国海军的首席顾问就是当时只有39岁的海军部长助理，后来的总统罗斯福。此时的罗斯福并不显山露水。

        会议开幕第一天，美国就先发制人，国务卿休斯率先抛出了一个早已谋划好的有利于美国的限制海军军备方案：

        一、一个为期10年的“海军假日”，所有国家停止建造主力舰；

        二、以主力舰总吨位为标准计算海军实力，确定各国的比例，美、英两国的主力舰各为50万吨，日本30万吨，即5∶5∶3，辅助舰则参照主力舰的规定比例；

        三、按照立即停建的原则，列出拆除舰只的详细名单和计划。

        美国的意图很明显，就是用这个方案确立对日本的海军优势，同时分享英国的海上霸主地位。

        休斯的发言“一石激起千重浪”。据英国记者沙利文报道，当休斯提到英国应停止建造“乔治五世号”主力舰时，英国代表、海军上将贝蒂勋爵“在靠椅上向前一趴，活像一只躺在门口太阳下打盹儿的猛犬被一个粗鲁的过路人狠踢了一脚似的”。伦敦《泰晤士报》记者科洛内尔·雷平顿写道：“休斯先生在35分钟内击沉的军舰，要比全世界的海军将领几个世纪中所击沉的军舰还要多。”

        美国海军部长助理小罗斯福一直在悄悄观察大加藤的表情。他后来在日记中写道，大加藤“直视前方，脸上一动不动”。

        脸不动不一定表明就赞成，美国的方案立即遭到日本的强烈反对。11月28日，日本政府提出三个方案，密电指示日方代表在会上讨价还价。首先提出第一案，争取英、美同日本的主力舰比例为10∶10∶7，也就是前面提到的70％。如不行，则提出10∶10∶6.5的第二案，倘必须退至10∶10∶6第三案时，则要求各国保持“维持太平洋防务现状”。

        日本这一密电被美国情报部门破译。李鸿章在日本马关谈判时的尴尬角色，这次落到了大加藤头上。由于已经对日本的企图和底线了如指掌，11月30日，大加藤正式向大会提出10∶10∶7的要求时，立即遭到美国的断然拒绝。美国代表声称，如果日本坚持自己的主张，不愿妥协的话，那么日本每造一艘军舰，美国就用造四艘来回答，反正老子有的是钱。美国甚至威胁日本，如果会议达不成一致意见，美国将开始大规模的造舰计划，在五年之内日本海军力量将会远远低于美国的60％。

        作为反击，12月2日，大加藤向休斯提出在夏威夷、关岛、菲律宾停止建设海军基地。休斯立即排除了夏威夷，这是美国绝对不能放弃的，同时认为“保持关岛和菲律宾的现状没有问题”。12月6日，英国首席代表亚瑟·贝尔福向日本提出了妥协案：日本接受10∶10∶6的比例，英国则不在西太平洋建设和加强海军基地，如香港等。对于英国的提议，美国随后也表示接受。

        大加藤认为，英国是支持美国的，自己原来的盟友已经倒向了美国人。如果把同人种同语言的英、美算作亲兄弟的话，那黄种人的日本最多只能算是远房表弟而已。这样日本在与英、美的对抗中完全陷入了孤立。正是在这种情况下，12月15日，美、英、日三方达成了有关主力舰的协定，确定日本与英、美的主力舰比例为6∶10∶10。

        美、英达到了限制日本海军力量的目的。作为对日本的让步，大家规定了美、英、日三国要维持太平洋西部区域海军基地现状，美、英承诺在该区域不再建设新的海军基地。每个国家对这条禁令都有例外。美国能加强它的本土基地、夏威夷和巴拿马运河区，包括阿留申群岛、菲律宾群岛和关岛被禁止加强或扩大超出签字日现存的规模。英国被允许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建造基地设防，但不包括香港。日本也同意在千岛群岛、小笠原群岛、奄美大岛、琉球群岛、台湾和澎湖列岛上不设防。这一举措实质上承认了日本帝国海军在西平洋的区域统治地位。

        关于不设防的条款意味着美、英不能在距日本本土5000公里以内新建或加强海军基地，特别是限制了美国在菲律宾和关岛加强防务，导致菲律宾和关岛在太平洋战争开战之初就被日军占领。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布雷斯特德曾经这样说，“从华盛顿会议之后，美国海军在心理和物质上都出现了累累伤痕”。

        红花唱完了戏，轮到绿叶登场。美、英、日三强主力舰比例刚刚敲定，法国和意大利又开始漫天要起价来，要求拥有超过日本标准的35万吨主力舰。经过一番激烈的讨价还价，最后总算是打了个对折，可以拥有17.5万吨。

        摆平了主力舰，海军五强又在限制潜艇问题上吵得不可开交。英国最忌怕别人的潜艇，英伦三岛所需的大量物资全靠海外供应，仅粮食一项就有超过60％依靠进口，保证海运的畅通极为重要。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神出鬼没的德国潜艇已经成为英国人刻骨铭心的痛苦记忆，因此英国主张完全禁止潜艇。法国人针锋相对地提出了截然相反的建议，声称如果不准海军弱国使用潜艇，就等于是把它们交给海军强国任意宰割，要求不应对潜艇做任何限制。

        一方要求完全限制，一方要求全部放开，于是争吵再次展开。最怕法国独霸欧洲的英国代表气势汹汹地说：“英国决不能允许拥有80万陆军的法国再拥有头等的潜艇舰队！”法国代表反将一军：“如果英国愿意取消主力舰，那法国就同意立即取消潜艇。”这话基本相当于“你如果保证不吃饭，我绝对保证不吃肉”。

        英国代表立即回击：“基地遍布世界各地的法国如果再拥有大量的潜艇，那对英国的威胁可能要比德国对英国的威胁大许多倍。”法国代表反唇相讥：“英国建造主力舰想必是为了打捞沙丁鱼？那么何不让可怜的法国也造几艘潜艇来研究研究海底植物呢？”美国见英、法“潜艇战”陷入僵局，赶紧出来打圆场。但由于双方分歧太大，限制潜艇问题最终没有达成任何协议，只好暂时搁置，以后再说。

        经过近三个月的明争暗斗，1922年2月6日，美、英、法、意、日五国签订了历史上著名的《五国海军条约》（《美英法意日五国关于限制海军军备条约》）。

        条约规定：美、英、日、法、意五强主力舰吨位比例为10∶10∶6∶3.5∶3.5。各国航空母舰吨位总量的限制是：英、美135000吨，日本81000吨，法、意各为60000吨。缔约各国不得建造排水量超过35000吨的主力舰、排水量超过27000吨的航空母舰、排水量超过10000吨的巡洋舰及其他舰艇。主力舰主炮口径不得超过406毫米，航空母舰、巡洋舰及其他舰艇主炮口径不得超过203毫米。在西太平洋特定区域，美、英、日不能修建新的海军基地。

        条约最后强调，十年内各缔约国不得动工建造新的主力舰，这就是史称的“海军十年假期”。

        《五国海军条约》使得美国在未来和日本的战争中只能以夏威夷作为基地，在西太平洋向日本发起进攻变得十分困难。日本有足够的力量来保护自己，但显然也没有力量对美国进行跨洋攻击。之前签订的《四国条约》预先防止了英、美海军成为日本的对立面，这两个条约一道让日本海军成了远东水域的主宰者，这也算一个巨大的成功。

        原敬被刺杀后，继任者是搞财务出身的高桥是清，高桥内阁批准缔结了华盛顿裁军协议。不过相比原敬而言，高桥的结局也好不了多少。曾经八次出任大藏大臣的高桥，由于竭力抑制军费开支，引起了军方的强烈不满，在1935年的“二二六事件”中被刺杀。此乃后话，后文详叙。

        华盛顿会议美国坐镇主场可谓取得了一次胜利。日本原来要求的比例在美、英的压力下只得屈从，肯定不那么舒服。英国也是失意者之一，被迫承认了美国与英国海军实力的平等地位，原来的一枝独秀变成了并驾齐驱。可以说，华盛顿会议对战后美国在全球势力的迅速膨胀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美国的收获还远不止于此。除《五国海军条约》外，会议还签署了其他两个协议，分别是《四国条约》和《九国公约》。

        《四国条约》由美、英、日、法四国于1921年12月13日正式签署。这一条约的关键点，在于拆散了自日俄战争开始之前就签订的《英日同盟》。对于日本来说，原来的“哥俩好”变成了“四季发财”，日本人吃了一个说都说不出来的哑巴亏。华盛顿会议之后，名义上日本似乎朋友多了，但是真正盟友英国的疏远，导致日本随后在国际关系上逐渐陷入了孤立的不利局面。

        《九国公约》由与会国于1922年2月6日签署，其实质是确认各国在中国实行“门户开放，机会均等”原则。在美、英斡旋下，中、日两国就山东问题于1922年2月4日在会外签订了《解决山东悬案的条约》，在尊重日本在该区域内既得利益前提下，恢复了中国对山东的主权。日军撤出山东，胶济铁路及其支线由中国向日本赎回，前属德国人的煤矿由中、日合办，否定了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所取得的在华优越地位。这样，在巴黎没办成的事，美国在家门口办成了。

        事实上，就国力而言，日本接受6∶10∶10的比例也属于现实的选择，日本政府包括军界一些头脑还算清醒的人士均持此观点。自1920年实施建造“八八舰队”计划以来，经济尚不发达的日本已暴露出国力难以承受的迹象。仅1921年度，政府拨给海军的费用就占国家总预算的1/3。如果再加上陆军的费用，总军费开支达到了国家预算的六成以上。日本代表团成员堀悌吉认为，“这一比例无论是从国际角度还是从国内经济角度上来说对日本都是合适的”。

        这一比较现实的选择却遭到日本海军内部强硬派的激烈反对。以海军首席顾问身份列席华盛顿会议的小加藤，在会议期间就与大加藤有过无数次激烈的争吵，有时候，大小两加藤的辩论甚至通宵达旦。大加藤曾经回忆说，在一次激烈的争吵之后，他不时悄悄地留心小加藤所住的房间——他担心情绪激动的小加藤想不开而自杀。后来的历史证明，如果小加藤真自杀了，对于日本倒真是一件大大的幸事。

        在签署协议的那一天，痛苦万分的小加藤痛不欲生，掩面而泣，振臂高呼：“对美国的战争自今天开始，日本一定要对此进行报复！”即使回到国内，小加藤在见到东乡平八郎海军元帅时，又禁不住失声痛哭。他沮丧地向元帅道歉，为自己没有完成70％的比例而羞愧难当。此时东乡应该还属于“条约派”，60％之所以能够被接受，是因为大加藤事先得到了东乡的支持。看着哭得梨花带雨的小加藤，东乡只好安慰道：“该条约没有限制演习，对吧？”

        小加藤回国后，发表了坚决反对会议决议的观点，得到了海军中众多少壮派军官的支持。很多日本年轻军官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把日本当作忠实的看门狗对待，战后在华盛顿会议上很快抛弃日本，投入了美国的怀抱，简直是猪狗不如，美、英那就是狼狈为奸。在他们的心目中，仇恨英、美的情绪开始逐渐滋生，蔓延。

        这样，华盛顿会议就产生了一个副产品，日本海军内部出现了两大对立的派别：反对扩军备战赞成华盛顿条约的“条约派”，以及赞成扩军反对条约的“舰队派”。

        大加藤是“条约派”的总瓢把子，他的支持者大部分在海军省，也就是被称为擅长行政工作，掌握着海军省要职的“案头官吏”。他们是赞同停止军备竞赛的稳健派，这一派别最后的思想变成了反对和美军开战。按照通俗的解释，他们属于“军政派”“鸽派”“亲英美派”或者“理智派”，后文按照通常的说法，称为“条约派”。在华盛顿条约签订之后的一段时期，“条约派”稍占上风。但随着大加藤的去世以及日本军国主义思想的不断深入，“条约派”日渐式微，在海军中沦落为绝对孤立的少数派。大加藤的思想遗产传承到战前，已经变成了屈指可数的几个斗士在苦苦支撑，其中最杰出的，就是号称反对对美开战的“三驾马车”——米内光政、山本五十六和井上成美。他们处境险恶，连高为海军次官的山本五十六都时刻面临被刺杀的危险。无奈之下，米内光政只好让他到联合舰队任职，这才有了之后的奇袭珍珠港之役。

        以小加藤为首的反对华盛顿条约的一帮人，被统称为“舰队派”，大部分是军令部和联合舰队的少壮派军官。与“条约派”相反，他们认为日本迟早要和英、美作战，反对限制军备条约。相对应的解释就是“军令派”“鹰派”“反英美派”“激进派”，后文统称为“舰队派”。当时还是年轻少壮军官的南云忠一、山口多闻等，都属于这一派别。

        并不是所有海军省的官员都属于“条约派”。曾经的海军大臣大角岑生就是地地道道的“舰队派”，还组织了对“条约派”的大清洗。曾经的军令部部长、联合舰队司令长官铃木贯太郎，军令部次长、后来开战前美日谈判的“和平大使”野村吉三郎，就是不折不扣的“条约派”。对于某一个人，在不同的时期也会发生变化。华盛顿会议之时，东乡平八郎就是赞成签约的“条约派”，之后由于受到小加藤和小笠原长生的影响，逐渐成为“舰队派”的幕后中坚人物。还有一位大家更熟悉的，伦敦会议之前的山本五十六就是坚定的“舰队派”，为此差点打了赞成签约的大藏省官员、理财圣手贺屋兴宣耳光。但之后受到好友“条约派”的堀悌吉的影响，深具战略眼光的山本逐渐转变为铁杆的“条约派”。

        可以说，目前日本海军内部的两大派别才刚刚形成。在1930年的伦敦会议之时，两派之间开始变得界限分明，两派的决战将因为伦敦条约而爆发。

        原敬遇刺身亡后，接任的高桥是清首相很快辞职，多年担任海军大臣并在海军内享有很高威望的大加藤接任了首相并继续兼任海军大臣。大加藤立即按照华盛顿条约的约定，大幅度削减海军预算。日本海军预算占国家预算的比例，1921年是31.6％，1922年降为26.5％，到1923年更降至20.01％，1924年就到了15.8％。此后一直在15％左右的水平徘徊，一直到1933年才攀升至17.4％，1934年之后都超过了20％。预算减少使得国家财政避免了破产。

        日本海军中止了6艘主力舰的建造。包括1700名中高级军官和超过5800名士兵被裁减，14000名海军相关工人失去了工作。当指定的战舰作为炮术和鱼雷训练的靶子被击沉时，那些曾经在舰上服役的军官和水兵含泪举行了最高规格的葬礼。当时军令部作战课的“舰队派”强硬分子高桥三吉海军大佐这样形容，“看到那些威风凛凛的高大战舰被我们自己动手击沉，广大官兵对英美的刻骨仇恨油然而生”。

        即使作为“舰队派”的井上成美海军少佐也感到委屈，因为他很多的“海大”同学被迫离开了海军。1922年，“海大”的招生人数不到前一年的1/5，学校建议学生重返平民生活，趁回家过暑假的时候和父母商量此事。这对官兵的士气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四名海军青年军官后来参加了1932年刺杀首相犬养毅的“五一五事件”，他们都毕业于受到华盛顿会议影响的那一届，这绝对不是偶然。

        陆军也进行了大规模裁军，从1923年（大正十二年）至1925年（大正十四年）共裁减了60000人，日本陆军著名的“宇垣军缩”就发生在这一时期。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时，日本陆军很多部队还在使用日俄战争时期的老武器。由于军费一再压缩，陆军已经到了捉襟见肘的地步。整个日本陆军的军官坐骑被削减到了10匹，以至于许多将官不得不徒步上下班。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里，日本陆军生产的弹药只能保证当年的训练演习，毫无库存。陆军士兵在演习时必须随手捡起地上的子弹壳，将其统一上交再送回兵工厂。这一习惯在陆军中变得根深蒂固，以至九一八事变时，关东军士兵在进攻中国军队时，仍时不时不由自主停下脚步，弯腰在地上捡起那些弹壳。

        遗憾的是，这一现象并没有持续很久。出任首相的大加藤很快就被检查出患有大肠癌。1923年7月27日，加藤友三郎开完最后一次内阁会议后倒下了，并于8月25日去世。大加藤死后，在重新修订的“帝国国防方针”中，他倡导的不和美国作战的原则很快被否定，代之以小加藤与美国战争不可避免的方针。从此“舰队派”开始逐渐打压、驱逐“条约派”并成为日本海军的主流，最终将国家引向战争，引向毁灭。“条约派”的著名人物山梨胜之进海军大将曾经说：“如果加藤友三郎能够多活几年的话，日本很可能就不会陷入太平洋战争。”

        根据日本帝国海军制订的“八八舰队”计划，日本最初作为“天城级”战列巡洋舰的二号舰已经于1920年12月在吴港海军船厂开工建造。由于华盛顿海军条约的签订，1922年2月5日，这艘舰被迫暂停建造。第二年，日本将这艘停建的战列巡洋舰改建成航空母舰，它就是大名鼎鼎的“赤城”号。1928年12月10日，山本五十六海军大佐登上了这艘名舰，出任该舰第三任舰长。

        同样道理，“加贺”号航空母舰也是华盛顿条约之后改建航空母舰的产物。它的出身比“赤城”号还要高贵，原始设计是一艘战列舰。“加贺”号可谓命运多舛，这艘根据华盛顿条约被迫停工的战列舰本来是准备解体的，1923年，日本关东大地震挽救了它。原来准备改造为航母的“天城”号因地震龙骨扭曲而报废，“加贺”号此死里逃生，被免于解体并顶替了“天城”号，最终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太平洋战场叱咤风云的名舰之一。

        你改我也改。美国同样根据条约，将1920年已经陆续开工的战舰进行改造，两艘进度最快的战列巡洋舰“列克星敦”号和“萨拉托加”号分别改建成航空母舰，舷号为CV-2和CV-3。它们都成为开战之初美国海军的核心打击力量。

        顺便说一下，CV-1的光辉排名并不属于什么名舰。它是美国的第一艘航母“兰利”号，1942年2月27日在支援东南亚盟军作战时受到日机攻击失去动力，后被护航的驱逐舰自行击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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