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年以后，活动在中原地区的各支义军经历了一个时分时合的过程。后来，一部分集中在湖北郧阳、襄阳附近，形成了以张献忠、罗汝才为核心的集团；另一部分活动于安徽、河南、湖北三省的交界地区，最后形成了以老回回马守应、革里眼贺一龙、左金王贺锦、治世王刘希尧、争世王蔺养成五营联合作战的比较稳定的集团，这就是所谓“革、左五营”。

        革、左五营的实力相当可观，当时任明朝安、庐、池，太巡抚（简称皖抚）的郑二阳在奏疏中说过，“革、左之狡横不下于献、操，善战者不止数万。”他们主要是依托大别山脉（史称英霍山区）开展斗争。这里形势险要，且在战略上占有重要地位：东面对明王朝的陪都南京构成威胁，东北方向则是凤阳皇陵，西面同张献忠、罗汝才等部义军相距不远，可以收到相互呼应的效果。五营作战机动灵活，使官军常常处于被动。史载：“回、革善购土人为间谍，星卜市贩之流多为所用。官兵多则窜伏，少则迎敌。搜山清野则突出郊关，及列阵平原又负险深箐。贼为主，兵反为客，是以多败。”明廷为了保卫南京和凤阳、泗州祖陵，指定朱大典、史可法等人集结军队加意防守。这就牵制了官军的力量，客观上对其他各支义军是个有力的支援。

        崇祯十三年冬，当杨嗣昌集中兵力追击张献忠、罗汝才等部义军的时候，朝廷拿不出足够的兵力来对付革、左五营。明监军道杨卓然就亲自跑到潜山、太湖山区，面见五营领袖，企图以口舌之功诱使他们接受朝廷的招降。五营领袖回答说：“吾等皆有绝世之才，朝廷无所用，余故皆因饥荒为盗。若国家处置得宜，焉知不可为忠义之士乎？且吾闻刘国能、李万庆十余营前后归诚，为国家效死，戮力行间，顾余独不能乎？但吾众且十万余，置之何地？而主之何人？饷从何出？而以何等官爵待吾也？”杨卓然答应一面转报朝廷，一面指定黄州府属山区为革、左五营的安插地，以蕲水（今湖北省浠水县）、广济、蕲州加派的新饷给之，号曰“新民”。双方一度暂时停止了军事行动。

        到崇祯十四年，明廷因种种顾忌，在招安问题上犹豫不决；李自成和张献忠部义军又在这年初取得了攻克洛阳、襄阳的惊人战果，农民战争业已转入高潮。革、左五营领袖才又重整旗鼓，开始了主动出击。《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十四说：“革、左称降，劫掠自如。杨卓然每掩覆之以自解。及襄阳、洛阳皆破，闯、献并横，革、左大肆攻剽。诏谕兵部：革、左肆毒，扫荡无期，必分地责成，庶克底定。今命刘元斌扼光山、固始，卢九德控潜山、太湖，宋一鹤截蕲州、黄州，郑二阳驻庐州，牟文绶防凤阳、泗州，钱中选护承天，张懋爵往来颍州、寿州、亳州、宿州稽核功罪，杨卓然赞画搜剿，朱大典进总督，节制各路抚镇等官进兵英山、霍山，专理督剿。”

        崇祯十五年，革、左五营一度向东进军，连克巢县、含山、全椒等县，兵锋直指南京。后来又同张献忠部义军配合，攻取六安、霍丘、无为、庐州等府州县。明安庐巡抚郑二阳、凤阳总督高斗光因此被革职逮问。这年十月，李自成和罗汝才联军粉碎了孙传庭的进攻之后，已经在河南站稳了脚跟。革、左五营乃决定离开安徽，北上河南同李自成、罗汝才联营。史籍中保存了五营移往河南时的一些情况，如《新蔡县志》记载：革里眼“引兵数万来投闯贼，经蔡城北，甲兵精骁，自卯至酉，行营未尽。”《沈丘县志》也说：“十月初三日，流寇老回回、左髻王、格料雁、一斗谷等由固始、新蔡而来，如风雨骤至。”这些描述说明五营的兵力是相当雄厚的。他们来到河南同李自成、罗汝才部汇合，是明末农民战争中各支义军由分散作战，走向统一的一个重要标志。

        在粉碎孙传庭部的进剿以后，李自成等人曾经准备乘胜尾追，夺取陕西。革里眼贺一龙却提出，汝宁的兵马还很多，不可轻视。李自成也“恐诸军议其后”，于是决策向汝宁进兵。闰十一月初七日，李自成、罗汝才、革、左五营分道由上蔡、舞阳向汝宁进发。十三日，义军完成了对汝宁的包围，开始攻城。杨文岳以保定兵守西城，监军孔贞会以四川兵守东城。明崇王朱由樻知道起义军势大难守，唯恐落到福王和唐王的下场，主张开门投降，被杨文岳阻止。十四日，起义军战士用门板遮蔽矢石，直逼城下，四面立云梯如墙，一鼓百道并进，攻克了汝宁府城。明保定总督杨文岳、监军孔贞会都当了俘虏。李自成亲自审问杨文岳，杨坚持反动立场，破口大骂。自成大怒，命人缚至城南三里店用火炮轰毙。明崇王朱由樻及他的弟弟河阳王朱由材、世子朱慈辉投降。自成封朱由樻为襄阳伯，不久，连同他的亲属一起处死于河南泌阳。

        这样，从崇祯十三年秋季李自成起义军进入河南到十五年闰十一月，在短短两年多的时间里，义军不仅基本上扫灭了河南境内的官军（明政府所能控制的地方只剩下黄河以北的怀庆、卫辉、彰德三府和豫东少数州县），而且多次粉碎了明廷调来的精锐援军，从而为尔后彻底推翻明王朝的统治奠定了基础，战果是极其辉煌的。

        汝宁战役之后，起义军确立了对河南大面积土地的有效控制，在政策上也有了相应的变化，开始了“守土不流”的新阶段。主要表现在：一、义军对占领地区不再弃而不守，而是留下一部分军队驻守和屯田，同时派设地方行政官员。二、在流动作战阶段，起义军将士的家属随军行动，给作战带来一定困难；这时开始把家属留在某些城镇，从而提高了义军的作战能力，也加强了它的正规化。三、在知识分子的问题上，过去只需要为数不多的文人充当顾问、军师，参与谋划和办理文书事宜；建立地方政权以后则需要大批有文化的人充当官吏。有的史料说，李自成在河南时已举行了科举，“自水渰汴梁，援兵覆没于朱仙镇，乃蓄大志，假仁义愚天下，禁杀掠，谕民归业，选士用人，……先期榜示曰：‘有不预试者屠其家。’不得已皆出。试之日，有愤激为文大骂者，有感伤为文痛哭者，有畏祸勉应故不成章者。自成怒曰：‘我剪尔辈如刈草，但我方施仁义，且杀之不武。只杀其骂与哭者，其故不成章者皆裁去耳鼻，俟一统开科禁锢终身。’”从几个月以后，李自成在湖北襄阳、荆州、承天，德安四府派设的地方官员有许多是河南籍的举人、生员来看，可以证明义军领导人在河南时已经注意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四，随着守土政策的提上日程，许多新的问题都迎面而来，如恢复社会生产和解决农民生活问题，政府和军队的经费与粮饷问题，等等。从有限的材料当中可以看出，李自成等起义军领导人在这些方面都采取了一些措施，只是事属草创，难以划一。“守土不流”局面的出现，是双方军事力量对比改变的结果，不能单纯地归结为义军领导人在政策上的变化。历史早已证明，当客观条件还不具备的时候，即使在理论上设想出最完美的政策，也只能是无济于事的空谈。上面我们已经指，早在崇祯十四年正月，李自成攻克洛阳时就“置官留银”，募兵设守，结果碰了钉子。这以后总结教训，改为破城下邑拆毁城墙的策略，使义军在最大限度内发挥了运动战的威力。军事上的一连串重大胜利，创造了建立地方政权的可能性，义军领导人不失时宜地抓住了这种时机，从崇祯十五年底开始在河南派设地方官员，为此后不久襄阳政权的创立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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