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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结论

        李鸿章一定是数千年中国历史上一个响当当的人物,这个是毫无疑问的;李鸿章一定是十九世纪世界史上的一个人物,这也没有什么疑问。既然这样,这个人物在历史上占据的是什么位置呢?他和中外人物相比较,又有什么自己的价值呢?在这里我试着一一论述,列举出来。

        第一,李鸿章和霍光。史家评论霍光说“不学无术”,我评价李鸿章也是“不学无术”。那么李鸿章和霍光果真是同类人吗?我说:李鸿章没有霍光的权力和地位,没有霍光的魄力。李鸿章是严谨遵守规矩的人,并不是能够利用时势,跟随自己内心做事,有非同寻常的举动的人。他一生都没有大肆实现自己的志向,这样的他,怎么能和霍光相提并论?虽然,他在普通的学问和学识方面,也许会稍稍超过霍光一些。

        第二,李鸿章和诸葛亮。李鸿章是忠臣,是儒臣,是军事家,是政治家,是外交家。中国历史上,具备这五个资格,而且永远被后世所钦佩,最值得说的就是诸葛武侯。李鸿章所凭借的东西,远远超过了诸葛武侯,但是诸葛武侯取得的君主的信任要远远超过他。李鸿章一开始在上海起兵,用区区三城的支持,就能在江南地区立了大功,他们起初创立功业的艰难也都是相似的。后来他在用兵打仗方面的成就,又远远超过了诸葛武侯。然而诸葛武侯治理崎岖的四川,能使官员们不心怀奸诈,百姓们慰勉警诫自己,而李鸿章数十年的朝廷重臣,都不能和国家百姓团结和睦,使他们被自己所用;诸葛武侯去世后,仅仅有成都八百株桑树的家产,而李鸿章以豪富闻名于天下,这一比较差距还不大吗?至于他们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臣下眷怀君上的忠诚,这倒是很像。

        第三,李鸿章和郭子仪。李鸿章振兴国家、平息祸乱的功劳,和郭汾阳非常像,他俩的命运也不相上下。然而郭汾阳除了平定战乱之外,就再也没有其他的成就了;李鸿章的军事生涯,只不过是他一生的诸多事业中的一部分而已。如果把他们的位置调换来比较的话,那么郭汾阳未必能够比得过李合肥。

        第四,李鸿章和王安石。王荆公因为推行新法而被世人诟病。李鸿章因为洋务运动而被世人诟病。王荆公的新法和李鸿章的洋务运动,虽然都不是能称得上特别完善的政策,但是他们的见识和政策推行的规模,绝对不是那些诟病别人的人能够赶得上的。那些号称贤良士大夫的人,都不愿意去帮助他们,而是在后边跟着大家起哄,阻挠他们,在后面议论他们,他们才不得不任用那些小人来辅佐自己。王安石、李鸿章的处境都是一样的。但是王安石得到了君主的信任,被赐予很大的权力,他所兢兢业业在民事方面规划的内容,局面非常宏大,有远见,这一点要超过李鸿章。

        第五,李鸿章和秦桧。中国比较庸俗的文人唾骂“李鸿章是秦桧”的最多了,法越、中日两场战争中,说这个言论的人非常多。如果都是出自市井那些没有文化的人之嘴,尚且就允许这些人说一说,士大夫和君子还要这样说,我对他们没有什么好说的了,只能叫他们这是狂吠而已。

        第六,李鸿章和曾国藩。李鸿章和曾国藩的关系,就像是管仲跟鲍叔牙、韩信跟萧何一样。不但如此,他一生的学问、见识、事业,没有一样不是由曾国藩提携后,才有了今天的。所以,李鸿章实际是曾文正手底下的一个人物。曾国藩不是李鸿章所能够比得上的,世上的人已经有了确定的评价。不过,曾文正这个儒者,要是让他在外交事业方面担当重任,他的手段、智慧、机警,或许比不上李鸿章,这也未可知。而且曾文正总是遵守着要知道停止、知道知足的戒备之心,常常把急流勇退当作做事方法,但是李鸿章却血气方刚,无论面对什么样的大灾难,都能够挺身而出,自己去面对,从来没有过畏惧困难和想要后退躲避的心情,这也是他非常值得肯定的地方。

        第七,李鸿章和左宗棠。左宗棠和李鸿章在当时是齐名的,但是左宗棠凭借的是张扬,李鸿章凭借的是忍耐。要说他们的气度,那么李鸿章的气度不是左宗棠能够比得上的。那些骄傲的湘军曾经想要推举左宗棠为守旧党的首领,来和李鸿章对抗,实际上两个人在洋务运动上的见识不相上下,左宗棠不是那么守旧,李鸿章也不是能够维新的人。幸好左宗棠比李鸿章早去世十几年,所以才能保住自己当时在世俗里的名声,而此后任务的艰巨、世人的诽谤诟病,就都附着在李鸿章一个人身上,左文襄的福气和命也太好了。

        第八,李鸿章和李秀成。两个姓李的人都是近世的人中豪杰。李秀成对太平天国非常忠诚,李鸿章对大清王朝非常忠诚,一个被封为忠王,一个死后被称作文忠,两个人都可以算得上是当之无愧。李秀成在用兵方面,在政治方面,在外交方面,都不输给李鸿章,他们一个失败、一个成功,都是天意。所以我翻遍近代史,想要把两个人合在一起作传,最合适而不留而遗憾的,难道不是只有这两个姓李的吗?然而李秀成不杀赵景贤,用礼数来厚葬王有龄,李鸿章却一并杀了那八个投降王将,这件事李鸿章还是应该要在心中愧疚一下的。

        第九,李鸿章和张之洞。十年以来,能够和李鸿章齐名的人,那就是张之洞了。虽然这样说,可是张之洞有什么是比得上李鸿章的呢?李鸿章是一个注重实践的人,张之洞是一个浮华的人。李鸿章最不追求名声,张之洞最喜欢追求名声,不追求名声所以才肯任劳任怨,喜欢名声的人所以常常追求投机取巧的利益。张之洞对于外交问题,常常给李鸿章找麻烦,看他所想要实行的那些主意,都是只能说一说,但是没有办法实际实行的。李鸿章曾经对别人说:“没想到张之洞做官几十年了,仍然持有像年轻书生那样不成熟的见解。”这一句话可以概括张之洞的一生了。至于他的骄傲和狭隘、残忍苛刻,和李鸿章的有常识、度量大相比,就好像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了。

        第十,李鸿章和袁世凯。今后能继承李鸿章发展的人,就只有袁世凯了。袁世凯是李鸿章所提拔的人,他在壮年的时候,就初次担当大任。他的表现在能看到的著作里都没有写到,到底是怎样,今天也不好判断。但是这个人的功利心太重,他有做出破格事情的气魄,比李鸿章强一些。至于他的心术如何,他的毅力怎么样,就不是今天所能够说得出来的了。但是今天那么多的官员里面,论资望和才干,可以成为李鸿章之后的继承者的,除了袁世凯还能有谁呢?

        第十一,李鸿章和梅特涅。奥地利宰相梅特涅(Metternich),是十九世纪的第一大奸雄。在他掌握国家权力的四十年里,专门使用狡猾的外交手段,对外指挥左右全欧洲的行动,对内压制民党。十九世纪的前半叶,欧洲大陆的腐败,实际上是这个人的罪过居多。有的人说李鸿章和他有一些相似的地方。但是,李鸿章的心术不如梅特涅阴险,他的才能也不如梅特涅厉害。梅特涅知晓民众的力量并压制他们;李鸿章不知道民众的力量,也不去利用他们;梅特涅的外交政策能够操纵群雄,李鸿章的外交政策甚至连一个朝鲜都不能安顿,这是他所以比不上的原因。

        第十二,李鸿章和比斯麦。有的人称李鸿章是“东方的比斯麦”,这么说不是为了讨好他人而说的奉承话,就是谬说了。李鸿章怎么能比得上比斯麦呢?就拿军事来说,比斯麦所战胜的是敌人的国家,李鸿章所杀的都是同胞;拿内政来说,比斯麦向来能够联合那些散漫的国家而成为一个大的联邦,李鸿章却让一个庞然硕大的中国降为一个二等国;就拿外交来说,比斯麦联合奥地利、意大利而为自己使用,李鸿章联合俄国,反而被他们算计。这三者相比较,都算得上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了!这也并不是用成功和失败来论英雄,李鸿章的学问、智术、胆力,没有一样是能比得上比斯麦的,他的成就不能像比斯麦一样,实在是优胜劣汰的例子。虽然李鸿章的好运或许比不上比斯麦,但是他的资本却比比斯麦多。人各有自己的难处,如果不能战胜自己的困难,那么就算不上英雄,李鸿章只知道诉说自己困难的地方,却不知道比斯麦也有比斯麦的难处,这不是李鸿章能明白的。如果让两个人换地方生活,我知道他们的成功失败的情况也还是会这样。所以持着东李西比这种言论的人,实在是不了解这两个人。

        第十三,李鸿章和格兰斯顿。有的人把李鸿章、比斯麦、格兰斯顿并称“三雄”。这大概是因为他们掌握国家权力时间长,地位尊贵。李鸿章和格兰斯顿本来就没有一处相似的地方。格兰斯顿所擅长的专门在内治和民政,但是军事和外交并不是他得意的地方。格兰斯顿是一个有深度的人,是民主政治国家的优秀政治家。李鸿章是一个喜欢博取个人功名的人,是传统的东方人物,十八世纪以前的英雄类型。二者相差得还很远。

        第十四,李鸿章和爹亚士。法国总统爹亚士(thiers),是巴黎城下签盟约时议和的全权代表,他当时所处的地位恰好和李鸿章乙未庚子年间差不多。国家存亡危急,忍气吞声,确实是世界上最难以忍受的事情。但是爹亚士不过是偶尔有一次这种情况,李鸿章却是一而再,再而三经历这种时刻;爹亚士所面对的敌国只是一个国家,李鸿章却是好几个国家;相比之下,李鸿章的遭遇更加可悲。然而爹亚士在议和之后,能够组织一场演说,立刻就募集了五十多亿法郎,所以法兰西不超过十年,依然能够重新成为欧洲的第一等强国;但是李鸿章却被赔偿的欠款难住,完全没有补救的办法,于是中国沦陷到危急的情况中,而且一天比一天厉害。他们两个国家的人的爱国之心有差异吗?只不过有机会能够利用民心的李鸿章没有好的方法。

        第十五,李鸿章和井伊直弼。日本幕府大将军执掌政权的时候,有幕府的大臣井伊直弼,首当内政外交的大任,细心观察时势,知道闭关锁国、不和外界通商肯定不行,所以就和欧美的各个国家结盟,而且向西方国家学习,学习它们的优势来实现自立。但是当时的日本民间“尊王攘夷”的言论正是盛行的时候,井伊直弼用强有力的手段镇压他们,来效忠幕府大将军,于是全国上下的怨恨和愤怒,都集中到了他一个人的身上,最终被一个壮士在樱田门外刺杀,而日本的维新运动才开始兴起。井伊直弼是明治政府的敌人,也是明治政府的功臣。他的才能让人敬佩,他的遭遇让人可怜,日本人至今都为他申诉喊冤。李鸿章的境遇和他有些相似,且遇到的困难又远远超过井伊直弼。井伊直弼最后横死,而李鸿章死后办了很隆重的丧事,他的命运福气要比井伊直弼好得多。然而日本兴盛起来,中国却还是衰败的老样子。

        第十六,李鸿章和伊藤博文。李鸿章和日本的宰相伊藤博文,中日战争里的两个首领,要是用成功和失败来评论的话,自然是伊藤要比李鸿章厉害一些。不过,伊藤博文却绝对比不上李鸿章。日本人常常评论“伊藤博文是际遇最好的人”,他们说得非常正确。他在日本维新运动刚开始的时候,没有立过大功,他经历困难和风雨的阅历,也远输于李鸿章。所以伊藤博文对于日本的重要性,不如李鸿章对于中国的重要性,假如让他们交换位置,恐怕他的成就还不如李鸿章。但是,伊藤博文也有超过李鸿章的一件事,那就是他曾经到欧洲游学,知道什么是政治的本原,所以伊藤博文能够制定宪法,作为日本长治久安的计策;李鸿章就只会在出现问题后修补小的漏洞,要不就是模仿他人,学习一些表面的东西,最终也没有什么成就。但是在日本,日本的学者里像伊藤博文这种有才干的有不下百数人;在中国像李鸿章这样的人才连一个类似都没有,那么这又不能只算作李鸿章的错误。

        李鸿章处理政事,桌案上从来没有积压的公文,办理公务非常干练,客厅里也从来没有未会见的宾客,大概做事风格有些模仿曾文正。他的起居和饮食都规定在一个固定的时刻,非常有西方人的作风。他重视纪律,严格自治,中国人里很少有能比得上他的。

        不管春夏秋冬,五点钟他就会立刻起床,他的家里珍藏着一本宋代拓本《兰亭序》,每天早晨必定会临摹一百字,他的临本从来不会给别人看。这是他养心自律的一个办法。曾文正每天在军营中,必定会下一局围棋,也是这个道理。

        李鸿章每天午饭过后,必定会午休一个小时,从来不会耽误。他在总理衙门任职的时候,每天午睡起床后都会呼喊一声,然后伸出一只脚穿靴子,伸出一只手来穿袍子,服侍的人一刻都不能迟缓。

        李鸿章养生一贯用西医的方法,每顿饭都要吃用两只鸡熬出来的鸡汤,每天都让侍奉的太医来给他检查身体,常常用电气设备检查。

        戈登曾经在天津拜访李鸿章,停留了好几个月。那时候俄国借着伊犁战争,常常来威胁中国,非常有决裂的气势。李鸿章拿这件事来询问戈登,戈登回答说:“中国现在这个情形,最终无法在今后的世界上立足。除非您自己做皇帝,掌握全部的权力,然后大力整顿。您如果有这个意思的话,我们愿意拿着鞭子效犬马之劳。”李鸿章突然变了脸色,舌头好像被人抻住,说不出话来。

        李鸿章接待别人时常常带着傲慢轻侮的神色俯视一切,常用戏弄的态度对待他人,只有和曾国藩相处的时候像对待严亲一样,礼数周到,言辞恭敬,是自然而然就这样做的。

        李鸿章和外国人交涉,态度非常轻侮,在他眼中看待他们像是看一些市侩,他说“那些人都是为了牟利才来到这里,我们也要拿着筹码,好好计算,眼中也要只看利益”。崇拜西方人的那种劣根性,这是李鸿章所不对的地方。

        在外国人当中,李鸿章最敬重的只有两个:一个是戈登;一个是美国的将军格兰德,也就是南美和北美战争中立了大功的人。格兰德到天津参观游玩的时候,李鸿章对他给予厚待;后来接见美国公使,总是询问格兰德的起居情况;等到他自己被聘任派到西方各国访问的时候,经过美国,听说美国人为格兰德建立纪念功德的石碑,李鸿章当场赠予千金表示心中的敬慕之情。

        李鸿章处理事情最讲究精确核实,每遇到一个问题,必定会再三盘问,丝毫不含糊,不轻易对别人许诺,许诺后就一定会实践,实在是言行一致的人。

        李鸿章在欧洲的时候,总是喜欢询问别人的年龄,还有人家的家产有多少。随行人员有人跟他说:“这是西方人最忌讳的,最好不要再这样问人家。”李鸿章对此表示不屑。这是因为他的眼中根本就没有欧洲人,感觉这一切都被他玩弄于股掌之上而已。最可笑的是,他曾经参观英国的某个大工厂,参观完毕后,忽然想出一个奇怪的问题,就问那个工头:“你负责管理一个这么大的工厂,一年从什么地方得到收入?”工头回答说:“除了薪水之外,没有其他的收入。”李鸿章慢慢指着他指环上的钻石,说:“那么这个钻石是从哪儿来的?”欧洲人把这件事传为奇谈。

        世人都竞相传说李鸿章富甲天下,这件事有些不太可信,他大约有几百万两的产业,这是意料当中的事情。招商局、电报局、开平煤矿、中国通商银行,他里面的股份都不少。有人说南京、上海各个地方的当铺银号,也大多属于他掌管的产业。

        李鸿章在京师的时候,常常居住在贤良寺。原来曾国藩平定江南后,初次进入京城觐见陛下,就是住在那里,后来就经常住在那里。将来这个寺庙应当为《春明梦余录》增添一个典故。

        李鸿章生平最遗憾的一件事,就是从来没有担任过科举考试的主考官。戊戌年会试的时候他也在京师,李鸿章觉得这次自己一定能够获得主考官的差使,可最终还是没有当上。即使朝廷大殿上的阅卷大臣,也从来没有派过他一次,李鸿章心里一直耿耿于怀。以他的盖世功勋和名声,还要对这种事情恋恋不舍,由此可见科举的毒害深入人心。

        以上数条,不过是我偶然知道的,不分类别,随便记下来,来帮助读者观察了解这个人物的一些方面而已。著者和李鸿章的交往也不深,无法更多地知道他的一些传闻逸事;又因为这些事情也无关大体,全记也记不过来,索性就不记了。然而李鸿章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呢?我想用两句话来评价他:不学无术,不敢破格,这是他的短处;不躲避劳苦的事情,不畏惧诽谤的话,这是他的长处。呜呼!李鸿章已经去世了,但是国家还有很多苦难,将来的形势还会比李鸿章所处的时代更坏,后世的人要怎么处理呢?

        我读日本报纸,读到德富苏峰的一篇著论,他品评李鸿章有一些独到之处,翻译记录如下:

        中国的著名人物李鸿章逝世了,东亚地区的政局从现在之后不免有些寂寞,不仅仅是为大清政府朝廷的顶梁柱倒塌才有感悟。

        总结概括起来,说李鸿章这个人物多么伟大,立的功劳多么大,不如说是他的福气和命运超过常人。他年轻的时候就中进士,点翰林,占据了大清名门望族的地位;在太平天国造反的时候,成为曾国藩的幕僚,出任淮军的统帅,依靠戈登的力量平定了江苏的混乱;他平定捻军,也是秉承着曾国藩的遗留下来的政策,成就大的功业;后来他做直隶总督,分管到天津教案,正当情况危急,处于被法国要挟的狼狈和尴尬的时刻,忽然遇到普法战争,法国、英国、俄国、美国都为西欧的事情奔走忙碌,而这件教案的事情就无声无息地沉寂了下去。后来的二十五年,他总管北洋事务,在天津开设府邸,统筹中国的大政方针,站在世界的舞台上,这确实是李鸿章全面鼎盛的时代。

        不过,李鸿章的地位,他的势力,并不是靠着侥幸而得到的。他在中国文武百官中,的确有卓越超凡的眼界、敏捷的手腕手段,这不是其他人能够达到的。他知道西方发展的大势,了解外国文明,想到利用西方技术来实现自强,这种眼光,即使是前辈曾国藩,恐怕也要让他一步,而左宗棠、曾国荃更无法和他相提并论了。

        他在天津屯聚,操练淮军,教给他们洋人的操练方法;创立北洋水师,在旅顺、威海、大沽设置防线;开设轮船招商局,以此来方便沿海河川的交通;设置机器局,制造兵器;开办开平煤矿;倡议开设铁路。他对于军事、商务、工业,没有一样是不留意的,虽然不知道那些建议是不是他先提出来的,我们暂且不谈论,那些权力是否都由他掌管,我们暂时也先不谈论,他办理的那些洋务最后是否得到成效,我们也暂且先不谈论,然而要说是谁引导大清帝国前进到今天的程度的,我不能不首屈一指,回答说:李鸿章。

        世界上的人,只知道有李鸿章,却不知道有北京朝廷。尽管北京的朝廷对李鸿章并没有深深地信赖。不但如此,他们还常常用猜忌、怀疑、憎恶的眼光来对待他,只不过是因为国家外部的压迫,排除困难,解决纷争,不是他们所能够胜任的,所以不得已才重用他。更何况,各省的总督、巡抚,整个朝廷的百官群僚,与李鸿不和的人多了。因此即使是李鸿章事业的全盛时代,他在朝廷内部的势力也非常单薄,并不像他对待外部那样,享有无限的权力,享有无限的光荣。

        中日那场战争,是李鸿章一生命运的转折点。他是不是一开始就蓄意发动战争呢?这一点我不敢肯定,但是当情况紧急、两国关系就要决裂时,他忽然就和俄国的大使喀希尼协商,请求他干涉并且派兵平息战争,所以他一开始派兵去往朝鲜,可能是想用威胁的手段逼迫日本不战而屈,这也都不确定。大概是他自视过高,觉得中国实力强盛,所以判断敌军情况的时候出现一些偏差。他大概也不知道东南亚局面的发展趋势,所以做出了失误的策略,这不能为他狡辩。用一句话总结来说,那场中日之战,确实是他平生孤注一掷的一场战争。但是这一次他输了,所以把他一辈子积累起的劳苦功高的声名输了个精光。

        普通的人遇到这种失意的情况,就算不带着忧愤去死,也基本上差不多了。李鸿章当时七十三岁高龄,在内部被朝廷严厉谴责,在外部还要去处理残局,挺身而出,负责处理相关议和的谈判,在不幸地被凶恶的坏人用枪击中的情况下,仍然能够从容应对,最终不辱使命;后来更是亲自前往俄国,去祝贺俄国皇帝加冕,在欧洲、美洲游历,对于之前的事情就好像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这正是他的长处。

        他晚年的时候,非常萧条、凄惨。他的前半生,和英国非常亲近;他的后半生,和俄国最为亲近,所以英国人认为他是归附于俄国的。他亲近俄国,是因为俄国可怕吗?是因为俄国值得相信吗?我不知道。进一步说,是因为他认为俄国是东方最有势力的大国,所以他宁愿用中国关外的土地贿赂它,拜托它用它的势力来庇护中国,从而可以苟且偷安,这是他亲近俄国的最大原因。因为他处理了《中俄密约》《满洲条约》那些事情,有的人把他看作秦桧那种侍奉金国的人物,都是卖国贼,但是这种言论对于李鸿章来说未免过于残酷。看他的这些举措,是利益和损害得失的问题,并不是正邪或者善恶的品质问题。

        自从李鸿章退出总理衙门之后,被任命远到山东地区治理河流,被任命驻扎在偏僻的两广地区管理商务,直到义和团的事情兴起,才又被任命为直隶总督,和庆亲王一同担任全权议和大臣。事情刚刚定下来,他就溘然长逝。这确实称得上是悲惨的晚年,但是不能说是耻辱的晚年。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的雄心壮志到死也没有被消磨殆尽。

        假如让李鸿章在中日战争之前就去世,那么他就是十九世纪的一代伟人,写世界史的人一定会这样大书特书,而且还毫无疑问。他容貌堂堂,一表人才,他巧言善辩,机锋敏锐,纵横捭阖,战术自由,让人一看见他就知道他是一代伟人。但是,他的血管中,是否有一点点英雄的血液呢?这是我不敢断言的。他不像格兰斯顿那样拥有追求道义的高尚情操,他不像比斯麦那样有倔强的品格和男人血性,他不像康必达那样拥有爱国的热血和火焰,他也不像西乡隆盛那样有推心置腹的至真至诚。他治理世事的见识和度量,都没有能够让我不由自主地感到非常信服。进一步说,他并不是那种可以成为人们心中偶像的英雄人物。

        不过,李鸿章的大手笔确实非常让人惊叹。他是中国人呀!他是伟大的中国人!他无论面对什么样的事情,都不会感到惊恐,内心不会感到恼火。他能够忍受别人所不能忍受的事情,无论遇到什么让人失望的事情,他都把那些看作浮云掠过天空,云淡风轻。他的内心真的没有一点点懊恼吗?没有一丝一毫的悔恨吗?但是从他的表面却看不出一丝一毫痕迹。再看那位铁血宰相比斯麦,面对失意下台,他的胸中就像充满愤怒的火焰,好像都要喷出来了;而李鸿章面对自己身上遭遇的那些事情,从来不会把忧虑挂在自己的身上或者表现在脸上。他容忍力的强大,我们这些人尊敬、膜拜,却没有办法做到。

        如果要让他像诸葛孔明一样为人,那么绝对没有他在这个世界上活得时间长的道理。这是为什么呢?李鸿章的这一生,实际上就是一部中国的衰亡史,就像剥落笋皮一样,一天比一天危急,和他生活在同时代的人基本全部去世。他这个人的一生,也以前面光明、后面黯淡而告终。但是他身处其中的时候,这些都不曾扰动他的内心。有的人说:他应该是没有脑筋的人。即使这样,普天之下能够做到像他一样没有脑筋的人又有几个呢?没有脑筋的人的成绩还能做到这样,不也是值得人感叹赞赏的吗?

        陆奥宗光评论李鸿章说:“与其说他拥有豪杰的胆魄,有出众的才能,有决断力,还不如说他本人聪明伶俐,拥有非常高的智商,能够巧妙地观察事情发展的利害得失。”这句话可以称得上相当准确的。不过,李鸿章从来不会畏惧、逃避责任,这是别人所达不到的,比不上他的。这也是他之所以能够成为数十年来大清朝廷里最为重要的人的原因,一直到死亡之前都还身负重任,身负中外厚望,也和这有非常大的关系。有人说:他觉得自己没有什么责任,所以即使是多么重大的责任,他都去承担,不会推卸。然而这件事,也正好体现了他的长处。

        李鸿章算得上中国国民的代表人物。他纯粹是一个冷血动物,这是中国国民的天性;他的那种唯强是从的作风,是中国国民的天性;他的容忍能力的强大,是中国国民的天性;他的坚强个性、厚脸皮,是中国国民的天性;他的辞令的巧妙,是中国国民的天性;他的狡猾、有城府,是中国国民的天性;他的自信以及自大的性格,是中国国民的天性。他没有像管仲一样治理世事的见识和度量,他没有诸葛孔明治理国家的胸襟。不过,他不像王安石那样,古板而有学究气。他能够以逸待劳,凭借机智纵横天下,能够虚心问教,对上百件艰难危险的纠纷,他都能够从容面对,并且解决掉。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我都没有见过能够和他相比的。

        以上这些言论,的确能够描摹书写李鸿章这个人物的真实面目,没有什么遗漏的,褒奖没有言过其实、过于夸大,贬斥也不过分贬低,我没有什么可以多说的了。至于他把李鸿章作为我们国家的代表人物,那么我们国家的四万万人不能不深深地自我反省。我曾经写了《饮冰室自由书》,里面有《二十世纪之新鬼》这一篇,现在摘出其中谈论李鸿章的一些内容,附录在下面:

        呜呼!至于星氏、格氏怎么能不称作旷世的英雄豪杰呢?这五个人(指的是域多利亚、星亨、格里士比、麦坚尼、李鸿章)都是对他们的国家非常重要的人,除了域多利亚是立宪政府国家的君主,君主没有责任,不需要论断外,像格里士比、麦坚尼,都让他们的国家焕然一新,有一个崭新的面貌。像星亨,他就想要改革但是最终都没有完全实现自己的志向。从这个角度来谈论、来看待,那么李鸿章和这三个人相比的话,有一些惭愧和差劲。李鸿章每次都为自己解释,他是这样说的:“我被整个国家所牵制,有很高的志向却没有达到那种程度。”虽然确实是这样,但是,再来看看星亨、格里士比他们冒着千难万险,忍受奇大的侮辱,排除万难,所以最终能够达到自己的目的,这些人怎么样呢?那些真正的英雄,从来不会假借他人的势力,而常常能够自己创造势力。星氏、格氏这些人拥有势力,他们都是自己为自己创造势力的人。而李鸿章只是把自己的荣华富贵、安宁尊荣都寄托到一个政府之下而已,如果他真的是以增强国家实力和便利民众为自己的志向的话,那么怎么能只是靠着自己四十年积累的功勋,以自己的重臣和有名望学问的老年人身份苟活,而不是聚集民望和民心,来战胜旧党顽固势力呢?可惜啊!李鸿章的学问和才识不能像星亨那样,他的热诚也不能像格里士比那样,他能借助的是那些人的十倍,但是最后的成就却远远落后于那些人。实话实说,那李鸿章确实是一个没有学识、没有热忱的人。但是,这么大一个中国,拥有学问和才识,有热忱,能够超过李鸿章的有几个人呢?在十九世纪,各个国家都有英雄,但是我们国家却没有一个英雄,所以我们这些人怎么能不指鹿为马,聊以自慰,自己来嘲讽自己,把李鸿章推出来,向世界展示说:这就是我们国家的英雄。呜呼!他也只是刚好能够称得上是我们国家的英雄而已,也只是刚好能够成为我们国家十九世纪以前的英雄而已。

        进一步来说,李鸿章是一个有才气,但是没有学识的人,是一个有阅历但是没有血性的人。他并不是没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决心,但是他却只是修补一些小问题,苟且偷安来等死。他在去世前承担责任而毫不推辞,然而却从来没有制定百年大计留给后人的志向。有句谚语是这么说的:“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中国朝廷、民间,上上下下所有人,没有不是这样的,而李鸿章只是其中的代表人物。虽然,在今天列举朝廷二品以上的大员、五十岁以上的达官,没有一个能比得上他的,这是我今天能够断言的。嗟呼!李鸿章的败绩,既然已经屡见不鲜,今后这样的内忧外患的风潮,可能会比李鸿章这个时代严重好多倍,所以今天再想要找到一个李鸿章这样的人,也是希望渺茫,可能无法再次看到吧。感慨中国的前途,不禁让人毛发竖起,不知道最终会怎么样,最后会走到哪一步。

        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

        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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