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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朱元璋传三、建都和北边防御

三、建都和北边防御

        朱元璋在称帝建国之后,摆在面前的问题是,第一怎样建立一个有效能的政治中心地区,即首都建在何处?第二用什么方法来维持朱家皇朝子子孙孙的统治?

        远在初渡江攻克太平时,陶安便建议先取金陵,据形势以临四方。冯国用劝定都金陵,以为根本。叶兑上书请定都金陵,然后拓地江广,进则越两淮以北征,退则画长江以自守。谋臣策士一致主张定都应天。经过长期考虑之后,龙凤十二年六月,扩大应天旧城,建筑新宫于钟山之南,到次年九月完工,这是吴王时代的都城。

        洪武元年元璋称帝,北伐南征,到洪武二十年辽东全定,南北统一。在这二十年中,元璋的地位由王而帝,所统治的版图由南方一部分地区扩大为全国,吴王时代的都城如何适应这扩大以后的局面,便成为问题了。因为元顺帝及其子孙虽然北走沙漠,却仍然称为北元,保有政府机构和强大的军事力量,时时有南下复辟,卷土重来的企图;同时沿海一带倭寇侵扰,也是国防上的重大问题。国都的确定和国防计划的安排是密切相关的。是当时朝野所最关心的两件大事。

        自然环境是这样,从辽东半岛直到广州,沿海漫长的海岸线,处处时时都有被倭寇侵掠的危险。东北、北面和西北面,长城以外便是北元的势力,如不在险要处屯重兵,一旦北元铁骑奔驰南下,黄河以北就很不容易守住。防边要用重兵,如把边境军权付托给异姓诸将,邵荣、谢再兴的教训已经够深刻了,而且,即使不出什么问题,边将拥兵过多,尾大不掉,也很可能造成历史上藩镇跋扈的覆辙,如以重兵直隶朝廷,则国都必须设在国防前线,才便于统辖指挥,在应天距离北边前线太远,是指挥不了的。东南地区是全国的经济中心,粮饷所出,北方为了边防安全,又必须建立为军事中心。国都如建设在东南,和经济中心结合,则北边空虚,无力阻止北元的南侵;如建立在北边,和军事中心合一,则粮食仍须依靠东南供应,运输费用太大,极不经济。

        皇朝都城问题之外,还有皇朝制度问题,是郡县制呢?还是封建制呢?就历史上的经验教训说,秦、汉、唐、宋之亡,没有强大的亲藩支持屏卫,是原因之一。可是周代封建子弟,又闹得枝强干弱,天王威令不行。这两种制度的折中方案是西汉前期的郡国制,一面立郡县,设官分治,集大权于皇朝;一面又建藩国,封建子弟,付以精兵,使为皇家捍御。把皇朝建都和制度问题一起解决,设国都于东南财赋之区,封子弟于北边边防据点,这样,在经济上,在军事上,在皇家统治权的永久维持上,都可以圆满地解决了。

        明初定都于应天的重要理由是从经济上出发的:第一因为江浙富庶,不但有长江三角洲大谷仓,而且还是纺织工业、盐业的中心,应天是这些物资的集散地,所谓“财赋出于东南,而金陵为其会”。第二是吴王时代所奠定的宫阙,也不愿轻易放弃,而且如另建都城,则又得再加一番劳费。第三是朱元璋的左右文武重臣都是江淮子弟,也不愿意远离乡土。第一个理由是主要的,后两个是次要的。虽然如此,朝廷上下又觉得不是十分妥当,因为从照应北方军事的观点来说,这个都城的地理位置偏在东南,显然是不合适的。洪武元年取下汴梁以后,朱元璋曾亲自去视察,认为这地方虽然地位适中,但是在军事上却无险可守,四面受敌,论形势还不如应天。只是为了西北未定,要运送粮饷和补充军力,不能不设置一个军事上的补给基地,于是模仿古代两京之制,八月以应天为南京,开封(汴梁)为北京。次年八月,陕西平定,北方全入版图,形势改变了,国都重建问题又再次提出。廷臣中有人主张关中险固,金城天府之国;有人建议洛阳为全国中心,四方朝贡距离相等;也有人提出开封是宋朝旧都,漕运方便,又有人以为北平(元大都)宫室完备,建都可省营造费用。各种各样的意见都引史论今,提出讨论。朱元璋批评这些建议都有片面的理由,但都不全面,都不能够适应当前局势。长安、洛阳、开封过去周、秦、汉、魏、唐、宋都曾经建过都,但从今天的情况说,打了几十年仗,人民还未休息过来,如在这些地方新建都城,供给力役都出于江南,百姓负担不了。即使是北平吧,虽然有元朝的旧宫室,总得有些改变,还是费事。还不如仍旧在南京,据形势之地,长江天堑,龙蟠虎踞,可以立国。次之,临濠(濠州)前长江,后淮水,地势险要。运输方便,也是一个可以建都的地方。就决定以临濠为中都,动工修造城池宫殿,从洪武二年九月起手,到八年九月,修建工程还在进行。刘基坚决反对,以为临濠虽然是皇帝乡里,但就种种条件说,都不适宜于建都,方才停工。洪武十一年下诏改南京为京师,踌躇了十年的建都问题,到这时才下了决心。

        决心虽然下了,但是为了防御北元,控扼北方边防,朱元璋还是有迁都西北的打算,选定的地点仍是长安和洛阳。洪武二十四年八月特派皇太子巡视西北,比较两地的形势。太子回来后,献陕西地图,提出意见。不料第二年太子病死,迁都大事只好搁下不谈了。

        京师新宫原来是燕尾湖,填湖建宫,地势南面高,北面低,就堪舆家的说法是不合格的。太子死后,老皇帝很伤心,百无聊赖中把太子之死归咎于新宫风水不好,这年年底亲撰《祭光禄寺灶神文》说:

        六十五岁的白发衰翁,既迷信,又失去勇气,只好求上天保佑,从此不再提迁都的话了。

        分封诸王的制度,决定于洪武二年四月初编《皇明祖训》的时候,三年四月封第二子到第十子为亲王。但是,诸王的就藩,却在洪武十一年决定以南京为京师之后。从封王到诸王就藩前后相隔九年,原因是诸子有的没有成年,和国都未定,牵连到立国制度也不能决定。到京师决定后,第二子秦王建国于西安,第三子晋王建国于太原。十三年第四子燕王建国于北平。出镇在沿长城一线的边防重镇。十四年第五子周王建国于开封,第六子楚王建国于武昌。十五年第七子齐王建国于青州,十八年潭王到长沙,鲁王到兖州。以后其他幼王先后成年就国,星罗棋布,分驻在全国各军略要地,镇压人民的反抗。

        就军事形势而论,诸王国的建立分作第一线和第二线,或者说是前方和后方。第一线诸王的任务是防止北元入侵,凭借天然险要,建立军事重点,有塞王之称。诸塞王沿长城线立国,又可分作外内二线:外线东渡榆关,跨辽东,南接朝鲜。北联开原,控扼东北诸部族,以广宁为中心,建辽国;经渔阳(今河北蓟县)、卢龙,出喜峰口,切断北元南侵道路,以大宁为中心,包括今朝阳、赤峰一带,建宁国;北平地势险要,建燕国;出居庸,蔽雁门,以谷王驻宣府(今河北省宣化),代王驻大同;逾河而西,北保宁夏,倚贺兰山,以庆王守宁夏;又西向控扼河西走廊,扃嘉峪,护西域诸国,建肃国。东从开原,西到瓜、沙,联成一气。内线是太原的晋国和西安的秦国。后方诸王是对内的,开封有周王,武昌有楚王,青州有齐王,长沙有潭王,兖州有鲁王,成都有蜀王,荆州有湘王,桂林有靖江王等国。

        诸王在其封地建立王府,设置官属。亲王的冕服车旗仅下皇帝一等,公侯大臣见亲王都要俯首拜谒,不得钧礼。地位虽然极高极贵,却没有土地,也不能统治人民,不能干预民政。王府之外,便归朝廷所任命的各级官吏治理。另一方面,诸王却有统兵和指挥军事之权,每王府设亲王护卫指挥使司,有三护卫,护卫甲士少者三千人,多的到一万九千人。塞王的兵力尤其雄厚,如宁王所部带甲八万,革车六千,所属朵颜三卫蒙古骑兵,骁勇善战。秦、晋、燕三王的护卫特别经朝廷补充,兵力也最强。《皇明祖训》规定:“凡王国有守镇兵,有护卫兵。其守镇兵有常选指挥掌之。其护卫兵从王调遣。如本国是险要之地,遇有警急,其守镇兵护卫兵并从王调遣。”而且守镇兵的调发,除皇帝的御宝文书以外,并须得亲王令旨,方得发兵。《祖训》规定:“凡朝廷调兵,须有御宝文书与王,并有御宝文书与守镇官。守镇官既得御宝文书,又得王令旨,方许发兵。无王令旨,不得发兵。”这一项规定使亲王成为地方守军的监视人,是皇帝在地方的军权代表。平时以护卫军监视地方守军,单独可以应变;战时指挥两军,独当一面,朱元璋把军权付托给亲生儿子,这样就可以放心了。诸塞王每年秋天勒兵巡边,远到塞外,练兵习武,叫作“肃清沙漠”。凡塞王都参与军务,内中晋、燕二王屡次受命将兵出塞,和筑城、屯田,大将如宋国公冯胜、颍国公傅友德都受其节制,军中小事专决,大事才报告朝廷,二王军权独重,立功也最多。

        以亲王守边,专决军务。内地各大都会,也都以亲王出镇,每一个王国都是军事中心,这样,国都虽然远在东南,也不会有什么问题了。朱元璋以为这样安排,十分妥帖。但是他没有想到,给儿子以过重的军权,会造成皇家的内部矛盾。他死后不久,建文帝就怕诸王过于强大,削夺藩王权力,燕王就起兵反对建文帝,发生内战,燕王做了皇帝,迁都北平。把他的建都和边防两桩计划,打得稀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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