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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师朱朱

        我和乔出现在拉各斯机场时,由于连续飞了24小时,双眼连看东西都模糊了。拉各斯机场脏乱嘈杂,世无其二。我们旅行了这么多年,跑过许多地方,还从来没有看见过一个飞机场会有这样的无政府状态。正在我们无可奈何的时候,我们发觉自己被两部分人拦住了:一部分是我们“疾病控制中心”,在拉各斯的同事的代表,另一部分是两个尼日利亚人。我们不知道他们是准,但他们肯定清楚我们的身分,都坚持要我们跟他们走。

        他们已给我们买好机票了,他们说我们必须马上跟他们一起飞往埃努古(Enugu)不可。

        为什么非得去埃努古?这一点我们不清楚,但是我们了解我们之所以最后能搞到尼日利亚政府正式邀请的原因是,有一名与上层有联系的医生帮了我们的忙,而这位医生的所在处所就是埃努古的阿南市拉州医学院(tate),没有他帮助,我们可能永远进不了这个国家。阿兹基韦死亡以后,我们足足花了六个星期的时间想法赴尼日利亚一行,找出阿兹基韦受感染的场所,一直没有下文。所以对这位替我们打通关节的人,我们显然是感激不尽的。现在弄不清楚的是,我们遇上的这两位,同我们那位友好医生有没有联系。

        “再说一句,”两位中的一个说道,“雷巴抗病毒素在哪儿?”

        啊,一下子全明白了。这两位尼日利亚人志在必得的是雷巴抗病毒素。我们不理他们,径直向已经停止转动的行李输送带走去。输送带坏了,正发愁不知怎样才能取得行李,他们却拦住了我们的去路。他们非要我们答应不可。“你们一定跟我们走。”他们坚决说。

        还没有等我的回答,他们又重复问道,“雷巴抗病毒素在哪儿?说,雷巴抗病毒素在哪儿?”

        他们非要雷巴抗病毒素不可。听着,要是不愿意马上同他们一起去埃努古,那么,为什么不现在就把雷巴抗病毒素给了他们?雷巴抗病毒素在哪儿?

        我想我们早该预料到会发生这种欢迎我们去尼日利亚的古怪方式。前两天,这种古怪的要求已经出现了好多次。我们陷入了电话包围中:有在美国颇有身分的尼日利亚人打来的,也有尼日利亚朋友的朋友打来的,还有重要人物的尼日利亚朋友打来的,总之各式各样的人都有,要搞清楚简直不容易。只有一点是肯定的:尼日利亚有人对拉沙热怕得要死。

        我们思忖,为什么都在这个时候一起来要呢?

        这段时间里,我们同沃尔·托莫里联系不断。他肯定了我们最坏的估计:他接到了一例又一例的拉沙热病例报告。传说死亡率不小。这样我们才知道,尼日利亚爆发了拉沙热,可能还不止一处,就是不知道具体在哪里。虽说我们随身带着雷巴抗病毒素,哪能随便就给了这两位欢迎我们的尼日利亚人呢?情况究竟如何,我们不清楚。这两位到底是谁,我们更不清楚。另一方面,为拉沙热处方这一种药物尚未经FDA(美国食物与药品管理局)批准。我们所有的权力不过是应用于临床实验。我们决定由我们“疾病控制中心”的同事陪同从这两个人身边溜走,应诺说我们明天一定带着雷巴抗病毒素去埃努古。

        我们人虽然离开了机场,“雷巴抗病毒素,雷巴抗病毒素,请给我们雷巴抗病毒素”的央求声仍在耳边回响。

        在我们正式着手调查疾病爆发的情况之前,先得坐下来同尼日利亚政府的代表讨论一下情况。同政府方面打交通是件难缠和折磨人的事。想谈成一件事,恐怕全世界都难不过这儿。我们从同卫生部打交道开始,绕圈子。基本上是两种情况:我们想找的人不在;好不容易在了,非得先听他的,说我们该这样做那样做,没完没了。好不容易等他讲完了,他会加一句说,对不起,他刚想起,我们该找的人根本不是他,我们得到另外一个部门去找另外一个人,但是别忘了,先得与那人约好。约好真管用吗?约了也不算数,约好的人不一定按时露面。

        有时候,我们也会碰上几个保证同我们合作的官员,口气之坚决,态度之张扬,反而使我怀疑他是否可靠。

        当然,什么也没兑现。我们等啊等,等不到一个结果。他们的借口和托辞多得是,似乎颇有道理。过不了多久,我们终于明白了,这么说,那么说,都一样。他们真正要说的是:要钱。

        有一位政府官员答应为我们提供一辆车子,并由他们支付现场费用。我们不相信他,后来我再一想,说不定也真有可能。最后我们决定离开拉各斯去内地,自己去看一个究竟。但是,我们首先感兴趣的是找一找同阿兹基韦接触过的人,他的朋友,他的家属,看看有没有感染上拉沙热病的。我们可以从名叫纳西迪的医生、拉各斯首席病毒学专家的实验室里找到这方面的答案。沃尔也在接到我的电话后去找了阿兹基韦的家属打听了一些情况,还采集了若干血样。他把血样带回拉各斯交给了他的好友纳西迪的手里。纳西边原来是个苏联留学生,回国时,不但取得了学位,还带回了一个俄罗斯妻子。他是一个讲求实际的穆斯林,对宗教和生活的态度奉行的是实用主义方针。有强烈的幽默感。他现在所缺乏的是做沃尔所提供的血样试验所需的试剂。一时间动不了手。他得等我们到了他那里以后再说。

        我们顾不得时差劳顿,打开行李,取出试剂,立刻开始试验。大家满怀期望,站在周围等待结论。动手做试验的首先是纳西边。我们站在他旁边做记录,按照阿兹基韦家属成员和朋友的名单的前后顺序逐个记下结果。最后,纳西迪一声不吭,站了起来,也让乔看上一眼,谁也没有比乔见识拉沙热的试验多。此时,纳西迪开始蹦跳起来,兴奋,高兴。

        “就是它!”他大喊道。“凡是同沃尔谈到有得过类似拉沙热一类疾病病史的人全都是阳性。”

        纳西迪高兴的是科学论据上的一致,当然不是有这么多的受苦受难的同胞。

        “这个结果证明,凡是你抽取了血样的都是,”乔说道,连看了我一眼,“因为名单上的人几乎都是阳性。”

        第二天,我们又上路了,把纳西迪也带上,一起去伊巴丹(lbadan),离这里两小时的路程。我们希望能找到沃尔,想当面听听疾病爆发的情况。卡车后备箱里还装着一个液氮容器,好采集我们需要的样本,当然也准备了采血时需要的手套和器材。所有的东西都在这儿了。可是,按照纳西迪的说法,政府答应提供的物资该有一大串。这些话到底算不算数,难说。

        至少我们算有了一辆车子,还挂着外交牌照。车子是约翰·纳尔逊(John Nelson)借给我们的,他是儿童生存规划项目的主任。实际上,我们来到这个国家之后,在当地的一切活动全靠他了。没有他和美国大使馆的帮助,我们休想取得任何进展。又一次,美国国务院工作的高效率,得到了证实。当地警察的陋规是每隔一段路面就设置路障,任意阻断交通,从而索取钱财。他们全副武装,谁也不敢与之抗争。我们汽车的外交牌照相当起作用,每到一处,挥手放行,他们丝毫不敢滋生事端。

        我们一到伊巴丹,立刻去找沃尔。他气色不错,神采飞扬。他说他过的日子可要比在尼日利亚好得多。

        “这个国家算是完了,”他说道。“多美丽的一个国家,一个富庶的国家,可是那些管事的人非把它全毁了不可。”

        尼日利亚部落纷争。部落主义山头林立。腐败成了生活方式。石油资源不知哪里去了,据说都进了瑞士和开曼群岛(Cavman island)上银行的秘密帐户。许多尼日利亚人在全世界名声很不好,贩毒和兜售假艺术品,事态确实不佳。

        回想沃尔当年同我们一起在“疾病控制中心”工作的日子里,他身穿宇航服,尽情放声歌唱,歌声充满活力,而我们有些人恰恰有时需要能做好工作的安静环境,因此他在我们的印象里成了一个忘不掉的有名人物。虽说实验室的工艺流程不允许吵闹,既然同处在一个空气通道中,不管愿意与否,谁都听惯了沃尔的尼日利亚歌声。

        沃尔没有马上向我们透底,不说清我们真正的目的地,而是先向我们介绍他第一次去访问埃克波马的情况。那就在伊山附近,也就是阿兹基韦的老家。

        “我一听到乔给我说了死在芝加哥的工程师的情况。我就想去埃克波马跑一趟,就地查一查,”他说道。“到那里一看,一片败落的景象惨不忍睹。两位老人家死了不说,好多亲属也相继去世。情况糟糕得令人可怕。所以我就尽可能的多找几位家庭成员,采集血样。看来他们都在丧葬前后受到感染,也许就在葬礼的当天。这一阵爆发现在似乎已经过去。有一部分亲属害怕得逃往南边海岸哈科特港(Port )去了。我一想,我也得跟过去看看,可能他们也会出什么问题。不过我们还得先去埃努古。”

        埃努古。就是飞机场两个尼日利亚人想把我们带去的地方。为什么要去埃努古?我们想要知道。“依我看,”沃尔说道,“那就是拉沙热疫病传出来的地方。”

        他凭什么这样有把握?我们向他询问。沃尔于是给我们说开了。在他进行乡村调查期间,他正好参加过一次在毗邻阿南布拉州的埃努古大学里的一次会议。会议主题是艾滋病病毒。当时艾滋病在尼日利亚尚未形成声势。估计今后会蔓延扩展,是不无理由的。艾滋病病例已经露头,阿南市拉州当地就有。与会的一位医生告诉沃尔说,本地医院就收容了两名艾滋病患者。那位医生说,要是沃尔有意,不妨去看看。

        两个病人,一个男的,是伊克基医生(Dr Ikeji),还有一个女的,是阿南巴医生(Dr Anamba)。两人都发着高烧,病情严重,既出血又休克。那位医生告诉沃尔说,两位患者同在一个医院工作,都是外科医生。沃尔学的是兽医,但还是仔细查看了两位垂死的外科医生。得出了自己的诊断结论。

        “我毫无办法,”他说道。“他们是死定了。可是我一眼就发现了问题。他们不是得了艾滋病。艾滋病不是这样的。我看,像是拉沙热。”

        他就去找医院人员对他们说,他们诊断有误,还告诉他们必须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保证自己不受任何感染。接着他从两个病人身上抽取血样,带着它们开车直奔拉各斯。

        “我把血样放在车底板上。我不想发生意外,譬如从车座椅上滚下去,摔破了。这就是我放在底板上的原因。一共是满满的两小瓶。一路上我不住地察看它们,怕它们滚来滚去碰碎了。”

        我们化验了这些血样。每毫升里分离出10亿个拉沙热病毒粒子。这些血样病毒浓度之高是我们历来见过的人血之最。

        沃尔现在给我们实话实说,埃努古盼着我们去。不仅仅是去,那里地方当局还自作主张给我们安排了一次大型会议。那就对头了,我想,我现在总算明白了飞机场那两个人的真正目的。

        我们决定先去埃努古,设法从那儿开始对拉沙热患者的感染根源跟踪追索。而后还可以返回埃克波马,那座城市离阿兹基韦老家的村子最近。

        于是我们来到埃努古医院,沃尔见到的两名外科医生已经死去。努科洛教授(Prof.Nwokolo)接待我们。在死者入院之前,他作为私人诊所的医生,一直为他们治疗。现在他十分担心。其实,医院里又有哪个医生不担心呢?准都以为不知道什么时候自己也会突然倒下,因拉沙热而丧命。同努科洛教授刚谈上不多几句话,我心中豁然一亮,正是此人同当权派有交情,正是此人帮我们解决了入境邀请书的问题,也正是此人派出两名礼宾特使去飞机场拦截我们,缠着我们给他们雷巴抗病毒素。

        他原来是为自己要的。

        我们尽量同每个人都谈了话,仔细记录前后经过,或者已得病的病史,当然也采集了血样。接着就迫不及待地给每个人做思想工作,解释说,拉沙热病的潜伏期早已过去,谁要是真的感染上了病毒,该发病的早就躺下了。我们能这样作出结论说:埃努克医院里不会再出现拉沙热病例了。

        大家都如释重负。谁知不久又传来了第三位外科医生死亡的消息。

        他是哪里人?有人说是南方,是伊莫州(Imo State)的伊博(Ibo)地区。两位先死的外科医生也是同一个州的人,不过不是同一地区。搞到了他的血样了没有?没有。但是有人知道他和另外两个外科医生工作的医院。事情曲折了些,得多费工夫。我们既然想多弄到些情况和信息,那怕多跑上一趟。就往南去伊莫看看。

        伊莫州的首府是奥韦里(Owerri)。我们在那儿拜访了州的卫生厅长。在非洲不能随便进入政府办公楼,随便问问题。先得来上一大套迎近问候寒暄致意等等,还得事事按规定,处处守礼节。像我们这种卫生部和“疾病控制中心”的高规格联合代表团,拜访节目中必有盛大仪式。

        在伊博地区,凡有盛大仪式必有可乐果。可乐果含大量咖啡因,在过去年代里,驿站信使和远途旅客正因为可乐果提神有力,有益于他们长途跋涉,消除舟马劳顿,为此特加青睐。今天,可乐果尤为重要的一方面是人们通过它来表达友谊、交流情感。伊博地区老百姓敬重可乐果,是重大仪式上为表示双方友好关系而奉献的贵重物品。既然敬重,因而有了对着可乐果说心里话的习惯。但凡有关可乐果的规定和礼仪,都属男性特权,妇女既无享用它的资格,也不允许同它对话,这对我说来,根本无所谓。

        因此,只有等男人们对着可乐果致词欣赏赞美吹食享用以后,我们才能向厅长先生请问是否听说有过拉沙热病例。

        不错,他说道,他听说过有个名叫埃兹立克(Ezirike)的医生病故于埃努古。他老家在奥韦里附近地区,地名为阿博姆巴依斯(Aboh Mbaise)。这第三位医生的死因,疑团重重,传说纷坛。有人说,他如果不是死于邻近医院同行相好的谋杀,就是死于妖巫的巫法。据说他的确有个在一英里外也开了一所医院的对手,同他抢生意。我们不管人家怎么解释,还是想亲自前去查看打探一番。苦于出租车司机一听去处后,全部拒载。他们把脚始终踩住油门,连一下都不放松地把车驶出医院所在村落后才敢放慢下来。我们后来开了自己的车去。原来医院已经废弃,人去楼空。

        医院是新建的。不,条件也差。两间阴暗的屋子算是病房,总共摆了12张床位。说是手术室,只是一间混凝土房间,什么也没有,谈不到设备。想象它在两三星期以前该会是怎样一幅光景。比方说,不多几个病人躺在铁床上。有少数几个姑娘,算是护士,器械、药物有那么一点儿,少得可怜。良好医务常识和安全护理,没那回事。外科手术全在最简陋的条件下进行。一片死静中,能动而且在动的就是苍蝇、蚊子和墙上爬着追逐它们的壁虎了。

        我们在医院外墙廊檐下的长椅上坐下。埃兹立克的的遗孀从近处一幢房子里走出来。搭拉着脸,一副生气的模样。她拒绝开口。总算死者的老父亲露面了,接着又来了个弟弟。这两人还算健谈。可是谈来谈去全是些阴谋、暗算,耍法术、弄鬼把戏的事,更多的是说起“朱朱”巫师。他们一口咬定说他们一家子是被恶毒之极的邪气给罩住了。

        我们开始分工,乔和纳西迪勘察村子周围,找找有没有病毒爆发的证据。那伯是一例拉沙热也好。我同沃尔重返医院,检查医生的办公室,也找找有没有佑用的内容,室外已经是又闷又潮。屋里更其糟糕。只能开窗透气。只见蚊子成群,所以是虐疾滋生的最佳环境。我一忙起来,一切都顾不得了,甘心为蚊虫作奉献吧。我们想找病人登记册,查查记录在案的名单,没找到。门诊记录,没有;住院记录,没有;手术记录,也没有。每个病人却都有一套单据,那是用药记录。我们开始从头翻起,确是病人何年何月何日用什么药的详细清单。等我们仔仔细细全部查完,这才恍然大悟。这些单据所以得以妥为保存,而别的方面,全无记录的原因,是这些收款凭证。药单开得越多,医院可以向病人收取的费用也越大。

        不管怎么说,这些总还是一种记录。其中自有可供收集的信息。我们决定以它们为根据,为每个病人重新编组出一套门诊医案来。出入院的日期全有,死亡的日期也有。从记录上看,埃兹立克备药品种不全,抗生素总共才四五种。很清楚,他有一套对付病人的所谓搭配治疗法。一个发烧病人先服用一组药物,如果发烧不退,换用第二组抗生素药物,或者,在偶然染上虐疾的时候,添加氯奎宁。病人呕吐,给止吐药;疼痛,给止痛药。他手上存药虽不多,但处方量却大得惊人,搭配也多。一次多到6种针剂,6种内服药,包括维生素及各种可有可无,起不了实际作用的药物。可以说是赚钱的好办法。

        我们还发现处方中有补铁质的药物,也有输血项目。这就是说病人从一开始就出血。这就值得我们琢磨了。药物中还有用于解痉挛和抗惊厥的种类,这是拉沙热晚期选用的对症药,因为那时病人定会出现这类现象。在以上种种药物都不管用的情况下,埃兹立克会用类固醇最后一搏,企图使休克和挣扎在死亡线上的病人血压回升。

        我们这些估计并非虚妄,从他在处方中注明的病情看,他处理的就是拉沙热病毒,如“直肠出血”之类,或者干脆只“抽搐”一词。

        我们边查边觉得自己在进行一种翻译罗塞塔·斯通(Rosetta Stone)的文学工作,想通过破译这种古代文学,达到弄清另外一些难解之谜的目的。

        这些病情注脚后来逐渐就没了。而帐单却是越积越厚。基本情况如此。

        另外有些纸边记录是表明帐目未清。显然,病人本人已故,欠帐由家属偿还。

        在这间小小的屋子里,我们一坐就是两天,脚都叫蚊虫叮肿了。我们一心扑在查这些单据上。等全部翻过一遍,这家小医院的庐山真面目已是一览无遗了。

        死于休克、痉挛、出血等急性症状的病人一共17名。好多病人都有严重喉痛症状。对从这一个病人传染给另一个病人的线索,尚能理出头绪。大概在阿兹基韦在芝加哥临终前后的那个2月份中,有一次疾病发作得特别历害,几小时内会出现好几个病人相继死亡的惨状。就是在这时候,这些清单上的笔迹像是换了别人。决非一直负责管药的那个护士的笔迹,埃兹立克拿起笔来自己动手了。按我们根据所发生的情况推想,埃兹立克想必是慌乱了,急于挽回颓势,无奈实在回天无力。从药单上看,他把剩下的那点药全部拿出来了胡乱搭配一起,好似买彩券、撞大运,祈求能出现一个奇迹!

        当然不会有奇迹,也不像会出现什么奇迹。他一个病人也没救活。最后,甚至连他自己也未能保全。

        我们循着线索往上推,推到1月份。埃兹立克一个在埃努古大学里上学的本家侄子回老家呆过几天。小伙于大约19岁。不知怎的得了镰状细胞贫血症。此症在西非十分普遍。他的老家也就是埃兹立克死亡的地方,也就是我们正在查访的城镇。

        镰状细胞贫血症得名于患者红血球的外形。红血球在显微镜下的常态形状是一顶顶红边小圆帽似的,一旦得了病,却变成镰刀或者新月模样。就近求医,孩子住进了叔叔的医院。跟每个其他病人一样,叔叔给侄子打了好多针。跟大多数别的病人不同,孩子很快痊愈出了院。

        然而出院刚一周,又病倒了,发烧,嗓子痛。只能再次住进医院,这次注射的针剂还要多,而且多得多。其他的病友,不管是不是得的一样的病,也同样是拼命打针。从这里的所有具体情况看,像针筒,甚至可能还有点滴用的针头,都是给大家共用。毕竟这些都是价格很昂贵的。

        小伙子这一次可没有上一次走运了,情况越来越糟。在他的帐单上写着,干巴巴的,硬绷绷的,别的啥也没有,一大堆一大堆全是各种抗生素的药名。剂量越多,欠的药款也越多,让死人在坟墓里也不得安宁。从这些单子里可以看出痛苦越来越大的程度和所作的一切徒然努力的程度。为了阻止这一种病毒的进展,已经竭尽所能,也到了走投无路的程度。一种药物用之无效,埃兹立克再试另外一种,之后又是一种,又是一种。病毒从未停止攻击。小伙子先是开始呕吐,后是出血,然后是休克。后来又是一次一次地痉挛。最后,死亡。

        大约过了一周,同那个送了命的小伙子同时住院的另一个病人,在全愈出院以后,也是因为发烧,再次住了进来。同样的发病过程就这样一遍一遍地重复着。究竟是怎么会事,虽然说不好,想必埃兹立克总以为自有力量控制事态。也许是骄做,也许是害怕,更可能是无知。他就是不明白,这一股邪恶凶猛的力量现在正在他这小小的医院里爆发出来。不管他是出于哪种动机,他犹豫不决,拖延了三个星期,没有向外界求援。17个病人在他这种做法下,必然死亡。而他本人终于也感染上了致命的病毒,在他自己助长的、控制不了的危机之中倒下了。

        查阅了所有这些资料之后,我们有了结论。这个倒霉的侄子本来得的不是致命的拉沙热,拉沙热是在后来住院期间感染上的。感染的渠道可能是注射,也可能是点滴。这些在他第一次注院期间都有过。至于第一病例究竟是谁,我们永远说不清了。手头的材料不足,参与其事的每个人都害怕得不能把整个病情完整地记清楚。

        在这所倒运的医院之外,别的地方也可能存在同样的感染,为了进一步弄清这个问题,我们转遍了附近的医疗和保健单位,同所有的医生护士谈了话,查看了病案、表格、记录和处方等等,还想进一步查出同样病例的证据来。我们打听最近去世的病人,翻阅了他们的病历,想明确肯定他们最后的死因。我们对医务人员进行了抽血检验,就是为了查明他们是否受到了感染。

        然而,这所小医院里的病毒在杀害了大部分的患者并吓跑了其余可能的染患者惭之后,竟然自己也灭绝了。

        线索断了,改弦更张,我们决定到奥韦里地区中其他一些地方的医院里继续调查。我们去过一家规模不大、管理良好的私人诊所。医生就是老板。他曾在美国中西部行医多年。听说我们的来意后,立刻坐直了身子。“好啊,”他说道,“我想我知道你们要找什么。跟我来吧。你们应该看看我楼上的一个病人。”

        我们沿着狭窄的楼梯上去。医生领我们走进独间病房,房里床上躺着一个年近40岁模样的男子。身上裹得严严实实。看来十分虚弱,据说还没出血。他的咽喉十分疼痛。我们在检查中发现扁桃体已经化脓。全是拉沙热的症状。他还埋怨说肚腹部和背部疼得非常厉害。这又和拉沙热的症状吻合。病人自述他是跑运输的,来往于各地,也许因此而受到感染。我们给他抽了血。离开之前,还给医务人员讲述了安全护理方法,以免自己受了感染。他的血样经我们带回亚特兰大放入培植营养基后才得出这人确实是感染了拉沙热的结论。幸运的是,此人平安康复,护理他的人也没有一个因此而得病。

        我们在奥韦里总医院还发现过另外一例病情。一位年轻妇女刚流产了一个死胎。怀孕妇女染上了拉沙热,病情尤其严重,通常保不住孩子。未出生就成死胎。孕妇本人如果怀孕不足6个月,或者流产胎儿,尚有存活的机会。如果是孕期最后三个月,胎儿尚在腹中,母体的死亡率就会猛增。

        我们探视的那位妇女病得很重,显得十分孤独、恐惧,不愿同我们讲话。

        护士们知道我们的来意后,顿时一片慌乱。现在他们明白过来了,少妇可能得的是什么病,准也不愿意继续护理她,甚至连走近她都感到害怕。病人家属想必已经抛弃了她,跑得连一个人影都不见。她在这个世界上成了孤独的弃儿。她就在地板上的床垫上躺着。我们建议把她移入大病房,以便得到较好的护理,谁也不想动手。我和乔自告奋勇把她送了过去。但是想找护士照顾她,就是找不到。

        我们费尽力气说服护士们,只要他们注意采取保护措施,十分简单易行,譬如说不要直接接触病人的血液等等,就可以确保安全,决不会有任何危险。他们仔细听了,总算表示说听明白了。但是我仍然怀疑他们是否真心诚意、心悦诚服地愿意继续承担任务,恐怕我们刚一走,他们又撒手不管,把少妇孤零零地扔在那儿,听之任之。

        我们也采集了血样,也把它送往亚特兰大,放入营养基试验。

        我们正忙着进行这些工作的时候,好事情来了。我们在拉各斯时政府曾经答应拨给的汽车真个在我们面前出现了。我们有点得寸进尺,还想问问答应给我们的活动经费是不是也同时拨下来了。钱却是没有的。

        钱在哪儿呢?

        谁也不知道。

        开车的司机发誓说没听说过。

        沃尔一再追问,逼他也无用。只得让他回拉各斯去。

        下一步我们把注意力转到两位丧了命的外科医生身上,伊克基和阿南巴医生。要弄清楚他们是怎样受了感染的。他们都来自本州南部一个繁忙的集散地城市,阿巴(Aba)。我们驱车前往阿巴,找到了当地卫生部门的领导。他一看见我们,显得特别高兴,但是听说我们要去医院的来意之后,马上表示说,那不行。据他说,我们还得首先找他的上级。虽说我们并没兴趣去见那上级,也只好同意了。我们被引见给那位上级时,他同他的医务官员热烈讨论着怎样欢迎我们,决定这个中午一定要大大宴请我们一顿。我们推辞再三,强烈表示我们决不吃这一顿午饭,只想直接就去医院。为此,双方又热烈地邀请和辞谢了一番。我们终于推却了。我们实在辜负了这位医药官员的好意。他对我们此行任务的唯一兴趣,似乎尽在这

        我们坐车在阿巴四面转了转。开始,就是没法打通关节,找到能让我们访问两位外科医生生前所在医院的门路。为了不耽搁时间,我们分头进行。纳西迪自去进行没完没了的协商讨论,我们则去找我们所需要去的医院和诊所。我们转遍了全城,同护士和医生们逐个谈话,采集他们的血样,搜寻拉沙热的迹象。我们理应发现的拉沙热可疑病例并没有发现,而原以为不可能发现的雷巴抗病毒素倒叫我们发现了。这一点说明老百姓已经对拉沙热有了警觉意识。

        我们问拿着雷巴抗病毒素的一位外科医生,这药是从哪里弄来的。

        “当然是市场上买的,”他不经意他说道。“还能是别的地方?”

        我们把包装盒翻过来看创,上面写着中国制造。

        阿巴的市场真热闹得可以,熙往攘来。买的卖的好像都热衷于讨价还价。你想要买什么,这里应有尽有,只要肯出钱。像塑料锅盆、炊具、草席、乐鼓、稻米、葱蒜和苍蝇糜集在上的新鲜肉类。当然还有我们刚才提到的雷巴抗病毒素。谁要是找不到他们想要的东西,只要同卖货的人打声招呼,他就会约你,譬如说过半个小时来取。简直叫人不可思议,他们怎能在如此短的时间里把你想买而到处找不到的东西,像变戏法似地变了出来。就拿像雷巴抗病毒素药物来说吧,那儿一些热诚为你效劳的勤快的买卖人,一眨眼工夫就可以拿出你想要的具体东西来,冒牌包装绝对可以乱真。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假药成了一大产业。

        我们看准阿巴城里有一家医院是感染的病源。医院位于一条十分狭窄胡同的尽头,路面坑坑洼洼,四周堆满了位极、脏土和砖块泥巴。我们设法获得前往调查的许可。好不容易来到门前时,只见医院大门上了锁,里面空空如也。像这样的钉子,我们碰过不止一处。

        沃尔和纳西迪分头拉关系、找门路,第二天总算找着了一位死去的外科医生的弟弟。他的看法同阿博一姆巴依斯(AbohMbaise)那里的人们一致,认为全是同行对手策划的阴谋,买通“朱朱”巫师暗中兴妖作怪,使医院关门并害了他哥哥的生命。

        不出所料,死者外科医生的家属拒不允许任何人进医院,卫生部官员来,也不行。他们以为:一旦打开医院大门,搞阴谋的对手,肯定要乘机而入,为所欲为。沃尔和纳西迪能说会道,竟然把这位兄弟和其他亲属说通了。他们相信了我们绝无损害他们之意。外科医生的弟弟迟疑了半天,拿下了门上的大锁。

        这所医院同阿博一姆巴依斯其他医院都不同。开业至今,刚满两年。来院求治的病人大多来自附近集市地区,其中大部分是穷人。医院收费标准低,应接不暇,总是人满。整个医院造得如同监狱似的。正中央是一口盖着盖子的水井,混凝土预制块结构的房间围绕着向四周辐射开去,房门的阳台一概面向水井。医院里面。一共是两间小型手术室,每间面积不过8到10英尺。其中一间安放着一把妇科用的折叠式躺椅,打开来可用作手术台。一边角落里安装着一架瓷质的洗碗池。从天花板上搭拉下来的电线上,挂着一盏萤光条灯,就此一盏,它就是照明的全部光源。地板上放着两只瓦斯炉,上面搁着煮锅。估计这是用来消毒的,架子上挂着几副外科用的手套。一切都呈现出久未使用、陈旧破烂的模样。

        真的让我们走进医院看,这位弟弟反而跟随左右,处处关照,表现得十分友好合作,还把本来在医院工作的两位医生找来,以备咨询。好在他们既已开口,就什么话也留不住了。他们一开头就承认;对了,这里死过几个病人……

        第一个倒霉的是本院的护士长。去世刚几个星期,是一月份开初的时候。她生前是个抢活干的健壮妇女,没有什么病史。谁知竟会毫无预兆地突然发起烧来,还喉痛,一般的正常治疗对她的病不起作用。死亡也来得快。我们听来觉得像是拉沙热。

        类似她情况的,还有几个,包括一个护士,一个病人。

        我们要调查的两位外科医生的死亡又是怎么回事呢?我一开头找到阿巴来为的就是解决他们的死因的。在这儿,至少总还有档案记录之类可以查查。于是,就动手翻查材料,先是外科手术医案,也把最近几个月中住院病人的表格全翻了一遍。我们想查清的虽只是两个外科医生的单一病例,却可能扯出两人病前10到20天前的一些重要情况。两人死于同一天,而且也是同一天送进埃努古医院,猜情度理,也有可能一起得的感染。

        据说,大多数手术都是那个女外科医生阿南巴做的。这情况合乎情理,手术多,得感染的机会也多。

        第三个外科医生,也就是医院老板,又是怎么搞的,他也动手术,也是手术时感染的吗?

        “不是,”有个医生回答说,还摇摇头。“他不爱上手术台。手术室也不去。他只查房,负责照料病房的病人。”

        其他职工情况怎样?两位医生死亡前后,有谁发病了吗?“还有,”起先说话的医生答道。“护士中有一个病得特别厉害,不过她已回她自己村里去了。没人知道她老家在哪儿。”这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她在医院里是干什么的?”“是手术室护士,”医生作了解释。“她叫皮斯·乌巴(PeaceUh)。”

        线索有了。这个护士可能同外科医生有关系。我们就查记录,记录里看不出什么,就查看手术室登记本,先是想找找皮斯和阿南巴之间的关系。找到了2月中,距两位外科医生死亡正好20天,登记本上有一例急诊手术。再想找出些更具体详细的情况,文字记录没有了。现在活着的人证就在面前,都记得清清楚楚,谈起来也滔滔不绝。

        对了,他们说,他们还记得那个病人。是个男子,大小伙子。在医院里已经住了一阵子了。原本住别的医院,转院过来时,登记的是“盲肠造疹术”失败。没有经过什么特殊处置,病情开始好转。平时只注射抗生素一类针剂或服用些其它药物。后来过了一星期左右,发起高烧来。情况一天比一天糟糕。负责主治他的医生以为,大概还是肚腹部的问题没根治,出现反应,决定立刻动手术,打开来看创再说。

        就这样,我们一桩桩、一件件,越问得多,越详细#####越问得多。好像谁都还记得那一次手术室的事情。因为小伙子在手术台上出血特多,多得怎么控制都控制不住。谁来帮忙都不解决问题,那血就是一个劲儿往外冒,流淌得哪儿都是。阿南巴实在没有办法了,才跑去把医院头头伊克基医生找了来。

        我们又查了一下登记本。那一次是伊克基那个月份里进手术室的唯一一次。

        现在我们明白他得感染的原由了。当时伊克基医生使尽了办法,终未能把小伙子的一条命救回来。小伙子挨到晚上就断了气,死在病房里。

        我们继续追问,手术室那次当班护士是谁。说是皮斯·乌巴。

        问题全清楚了。把这例手术前后经过理了理,可以作出两个结论。小伙子得的是拉沙热。这个拉沙热却是在医院里住院期间得的;感染途径是共用的针头之类。我们还得进一步往下追查。我们的决定是把医院全体人员都找来,逐一问话,依次抽取血样,务必弄清楚他们是否也感染了。

        次日一早,我们刚进医院,就觉得眼前景象,大不相同。院区中央本来声息全无,最为死气沉沉。一下子热闹嘈杂得令人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两百多个女孩子。少则十六七岁,多也不过20刚出头。嘻笑打闹,到处响彻一片咯咯之声。

        医院里的人说她们是护士,她们自己说是学生。由我和乔一起同这些姑娘们谈话。主要由乔问。我做记录。纳西迪给她们抽血,抽完交沃尔分类贮存。

        这些女孩子的答话,大同小异。坦率说,她们总共没念过几年书,更谈不上什么专业训练。就这样,也只得把正规护士平日干的活硬着头皮全干下来。人人都说自己18岁。她们打针、配药、护理病人和给病人擦身拾掇。我们问起我们重点注意的对象,那个小伙子时,却是谁也记不得他了。

        我感到乏力,真累。炎热又搞得我口干舌燥,不好受。

        接着我问另一个女孩子。先问些老问题,像四周以来得过病吗?得过,得的是什么病?

        “得过。”女孩子不好意思地回答说。“我得的是心脏病。”

        可是,她才18岁。

        “你说的是什么病?”

        我有点惊呆了。18岁犯心脏病、从我目测印象,她健康情况极好。

        “你给我说说看,怎么回事?”

        “在这儿痛,”她举起拳头放到胸口上。我疑惑起来。拉沙热的症状中也有胸口痛。起因于心脏周围外包层的炎症,学名是心色炎。我让她接着往下说,譬如有没有让她住院等等。

        “是这样的,”她说道。“我睡的是皮斯·乌巴睡过的同一张床。”

        我不禁倒吸一口凉气。

        她这是什么意思?同一张床?我没弄明白她的意思究竟想说在同一个病房里,还是想说,病房太挤,她们俩个得挤在一张单人床上?我还没来得及把这个问题追问下去,一下子又冒出了另一个想法。

        “那天给那个后来大出血的小伙子动手术,你掺合进去了吗?”

        “是的,”她说道。“我收拾和涤洗布块块来着。”

        听完她的叙述,我冲着纳西迪一点头。纳西迪把针头扎进静脉,抽血给她作抗体试验。

        当天临睡前,我们坐在奥韦里饭店大堂休息厅里吸凉啤酒。

        大家心里都翻腾着一个问题:皮斯·鸟巴在哪儿?

        纳西迪说非把她找到不可。第二天一早他就着手找。他有办法。没花他多少时间。午饭前,他就凯旋回来了。

        “我知道该去哪儿找她,”他说道。“我们走。”

        怎么找到的,不说也罢。反正,事实证明他的消息可靠。

        皮斯的老家是普通老百姓,耕作为生,种什么吃什么,纳西迪说道。全家把希望全寄托在皮斯身上。皮斯上过学。在得上这场拉沙热病之前,她的护士工作前途很广,能有出息。说到这里,纳西迪说漏了嘴,说这姑娘长得漂亮秀气!

        这一趟路程可不近,开了不知多少英里,一直开到尼日利亚南部灌木地段。这真叫我佩服纳西迪的本领,这种犄角旯旮的地方亏他能找得到。

        我们来到一些不起眼的庄户人家附近,卡车停住。大家沿着杂草丛生的河岸来到一户人家。纳西迪敲门,站在那里好一会儿不动。又把耳朵凑在门板上听。从他的神情看,他相信里面有人,大门终于开了,走出来几个人,同纳西迪好一阵子商量。像是达成了某些协议似的。

        “皮斯在里面。”他说道。“她家里刚才全同意了,保证同我们合作。”

        皮斯·乌巴并没有立刻露面。由她家里另外好几个人一起接待我们,很是亲切。我们先问了些必须问的例行问题,给他们抽了血。依我看,这么些年来,还恐怕很少有过像今天这样让这家人兴奋激动、热闹新鲜的场合。

        未了,我们此行追逐的对象本人登场了。她是个身材娇小、怕事的姑娘,长得确是俊悄。出来之前,她已精心修饰打扮了一番,因此才姗姗来迟。她步履似乎不稳,款款地先向代们这边走了几步,然后腼腆地在纳西迪旁边找了个位子坐下。

        这一下直乐得纳西迪咧开大嘴。他没法管住自己。他就是喜欢漂亮的姑娘们。

        然而,坐下没多久,事情全清楚了。确实是出了问题。纳西迪扭过头去同皮斯说话,她没有反应。甚至也没有转过头去望他一眼。她只是瞪直眼睛望我们。纳西迪很不好意思,难道自己还不够帅气?

        他又对她说话,轻轻碰了碰她臂膀,她猛然一惊,脸上露出紧张神色。才不久我们看到的如此动人的笑容一下子换成了一片迷惆。

        纳西迪向我们解释说,有人告诉他皮斯已经双耳失聪。现在看来此说属实。

        双耳失聪是拉沙热的并发症,往往成为全聋而且终生不治。我们请她起来走几步看看。只见她从椅子上起身,极其缓慢,向前迈了几步,就开始蹒跚起来,举步艰难。一看就是典型的运动失调症状,意味着双腿失去了大脑的指挥,结果是无法控制自己的平衡。这也是拉沙热的并发症,而且是性质更为严重的一种。她的丧失听力问题也许已经无法挽救,只能成为一辈子残疾,而这种运动失调的行走困难将会在一段时间以后恢复正常。我们给皮斯抽了血。做完该做的记录。余下来就剩了好言好语宽慰皮斯全家的任务了。

        情况是悲惨的。拉沙热怎样来到阿巴城,怎样感染了三位外科医生,两位护士,袭击了他们所在工作的医院的前后经过终于整理出来了。虽说我们确立了诊断的若干条文,却始终未能成功地揭穿疾病之所以存在的谜底。在世界上的这一部分地区里倒底存在着多少病根?从目前我们所采集到的当地人的血样来看,相对来说此病的蔓延似乎尚不普遍,但是,它是怎么传播的,根源在哪儿?最后还有一个问题,什么时候它还会卷土重来,灾难下一次又将落在谁的头上?

        我们在拉沙热后面跟踪追击,绕了好大一个圈子。开头的第一站是埃努古,正是在这个地方拉沙热来无踪去无影,闹了一场。接下来就是奥韦里。同作官当老爷的人兴高采烈地饱餐了一顿可乐果。再到阿博一姆巴依斯,继续调查,在这里,仅仅一所医院就死去一个外科医生和十六个病人。再往前来到阿巴。病毒杀害了两名外科医生,把另一所好好的医院彻底搞跨,人去楼空,最后在皮斯·乌巴所在的小村子里结束了这一番追踪调查。

        再剩下来就是弄清楚有关阿兹基韦这一家人远近所有的亲属的情况的时候了。这一点恰恰是促成此番行动的起因。我们寻找阿兹基韦家属的第一站是南部沿岸的哈考特港市。据沃尔听到的传闻,阿兹基韦家的好几位亲戚在葬礼完毕后就逃来此地居住,没料到,空跑一场。一个也没找到。也许他们都藏起来了。反正,他们不想被人找到。我们考虑的结果,决定去埃克波马,也去依山。这一趟是往北,朝贝宁市方向。走着走着,在几条主要公路的汇合处看到一座相当大的城镇,一查方知是奥尼沙(Onitsha)。

        忽然听见了丧钟。

        它使我想起这个奥尼沙有过1974年出现三个拉沙热病例的记录。一个是19岁的尼日利亚孩子。另两个是德国教会的医生。其中一个是因为照顾那个得病的尼日利亚孩子而得病的。他大出血,一再抽搐,最后昏厥,死了。第二位传教士也受了感染,给他治病的医院就是那所处置阿博一姆巴依斯的外科医生和另一名阿巴的外科医生的埃努古医院。他治疗得不错,比那些人都强,终于得到了康复。

        神秘得出奇,我们这些调查人员却再也找不到有得了拉沙热而后又康复的第二个病例。难道这是一种罕见的病毒菌株,但凡感染上的人,决难存活,才造成这样不再有幸存者的结局。拉沙热有许多难解之谜,这只是其中的一个。

        由于时间紧迫,没法多作逗留,我们离开奥尼沙,直奔贝宁市,我们已同一名高级卫生官员约好在那里会晤。

        有人把我们领进一间好大的办公室,替我们向那位官员作了引见。他一再说明,要我们务必相信,千万别把他同旁人等量齐观,他绝对与众不同,决非官僚。是个王子。

        对会晤的程序,我们已经很熟悉了。他先是满脸谦恭、客客气气,我们讲完要他解决棘手问题的来意,接着是我们听他讲,满口保证他的政府一定合作。

        然而,什么也没兑现。

        于是只能自己上路,去埃克波马。事后我们听说这位州的首席部长走上电视屏屏向当地老百姓宣称,拉沙热是“朱朱”巫师作法所致。

        这一套我们听惯了。毫不奇怪,巫术盛行于埃克波马。我们走到哪儿,哪儿都感受到人们对巫术的恐惧。

        阿兹基韦父母在伊山的老宅大门锁着。我们不能进入。好在沃尔先我们来到此地,已从幸存的家属中打探了情况并抽取了血样。我们一到这里就听说了化验的结果都是阳性。目前该了解的是,老宅附近出现的这样病例共有多少和发生这么多病例的原因。我们需要捕捉啮齿小动物的资源,还要采集它们的血样。对当地人来说,捉老鼠并不难,谁都能办到。难就难在我们需要抓活的,不仅要活鼠的血样和肝样,更重要的,一定要保证捕捉人的安全,以免自己感染上了拉沙病毒。这些都意味着还得我们亲自动手才行。

        然后我们又在村前村后进行了一番调查,必须弄清楚总共出现过多少拉沙热病例。伊山开始建镇,大部分的居民迁入大街。每户人家配置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英亩的土地,足以自给自足。在挨家挨户访问的过程中,他们如同约好似的,不是不说话,就是语言闪烁,听不到一句确切的回答,连一点表示欢迎、问候的笑容和表情都难见到。终于我们明白了。没有当地头人的同意,休想部问得半句话来。难就难在弄不清楚究竟谁是头人,到哪儿去找这样的头人。在过去,头人身分显赫,一眼就可以看出来,他说的话就是法律。埃克波马的情况就不同了,局势多变,迁徙多,搞现代化,同外部世界的联系逐年增多,这一切改变了当地社团的传统观念。世袭尊号,部族的特权和势力都不再存在。谁想要打听去哪儿找说话算数的头人,还得先弄清楚他管的是哪一片、哪一段,因此有权的人数不但多,还有当权的时限和管辖的范围,甚至他们的说话究竟算不算数,也得走着瞧。如果有谁自己向我们保证说,他就是这一片的头面人物,也无法证明他所说属实。

        我们没有什么可选择的,没有任何官方的准许,只能自行其是,直接挨家挨户找上门去,追着提问题,想方设法取得血样。以往,这里老百姓通常都是很好说话的,对贸然找上门去的不速之客也是优礼有加,问他们任何纯属私人性质的问题,也用不着因为忌讳而难以启齿。但现在的感受完全不同。同他们接待我们的表情中,可以看出他们的恐惧。我们问他们的问题,即使能得到一字半句的回答,也是支支吾吾,言不由衷的搪塞之辞。采集血样更不必提,只要有人拒绝,周围的人全都效尤,实际情况是,我们所到之处,总是有一大堆人围着,我们的处境很不佳。

        此事既可笑又恶劣。我们的一举一动都受到监视:躲在门后窥视的人有,藏身帘后窃听我们谈话的有,倒像是我们在进行非法活动,就像我们是传染性的瘟疫。既然,阿兹基韦和他的家属都像是得病于老父亲的葬礼,我们当然急干要弄清楚,所有一切关于葬礼的活动,而且越清楚越好。我们完全有理由假定这类活动在传播、扩散病毒方面只能有害而无益。目前在到处碰壁的情况下,什么情况都摸不到。对葬礼活动保密如此之严,谁都不露半点口风。还是沃尔有办法,挖出了一点儿端倪,重新点燃了我们即将熄灭的希望。

        他说本地死了人,尸体都得送往专用的太平间,冷冻保存。等亲朋好友、所有族人从四面八方赶来,能到的都到齐以后,葬礼才得以举行。当着众人面,从太平间把尸体运回。从种种迹象推测,葬礼仪式一定有血液接触的部分,否则怎样解释阿兹基韦这位工程师的感染呢。至于怎样接触,我们就说不上了。沃尔说他听到一种传说,死者的心脏都要摘去。这是真的吗?要真是如此,摘除下来的那些心脏怎样了呢?那些动手处理心脏的人,出了什么事没有?

        他们不说话也好,不提供合作也好,事情明摆在那儿,死去的人很多很多,而所有致死的疾病的症状几乎一成不变:嗓子痛、发烧,还有出血。除了拉沙热病毒,或者埃波拉病毒,没有别的病毒导致像这一类的症状。

        我们决定分成两组,这样也许较好一些。沃尔纳西迪一组向指定的一方继续打探。由我同来自贝宁大学的一位微生物学专家协作,另成一组。与此同时,乔原已独自在追踪现在还藏得无影无踪的第一病例。

        我原想沃尔和纳西迪在外总得有一段时间,不料他们很快就回来了,我知道一定出了什么意外了。我一眼就可看出他们真的是吓坏了。难道真有什么可怕的事发生了吗?

        “怎么了?”我问道。“出了什么事?”

        他们两人还在焦急地回头张望,就好像还吃不准后面是不是有人继续跟着他们。

        “大砍刀,”好不容易纳西边才蹦出了这句话。

        “什么?”

        “他们拿起大砍刀赶我们,”沃尔总算把事情说明白了。“他们甚至不等我们把来意说清,就下手。”

        还需要说什么来意,事到如今,埃克波马还有谁不知道我们是来做什么的吗?

        我们找到了阿兹基韦的直系亲属,即使同他们搭上了话,情况也没有丝毫好转,他们同本地区的其他人一样,没什么好说的。只有一个人例外,那就是阿兹基韦的亲妹妹瓦莱利(valerie)。按照她的说法,最可疑的第一病例是一个表亲。大约十八九岁,最多不过二十出头。大约是去年12月底前后得的病。得病期间,同她的婶,也就是阿兹基韦的妈,和阿兹基韦老家的其他亲属都有过接触,很亲密。今年年初,1月份和2月份里还有两个表亲得病死去。一个是6岁的男孩,还有一个是43岁的妇女。瓦莱利没法说清的是这两个死者生病期间是否同她家其他人有过接触,听瓦莱利说的那些情节,阿兹基韦奔母丧回家后好橡并不知道这些亲戚死亡的消息。

        我们决定要设法找到这位涉嫌第一个病例的人。很快就发现此事有一定的难度。有人告诉我们说,她痊愈之后被人们唾弃鄙视,说她是贱民、是妖女,因为她给家里带来这么多麻烦。家里有些人甚至打她,逼得她逃离在外。

        她现在何处?瓦莱利听说有个好心肠的家中成员收留了她,住在很远很远地方。没人知道那具体地址。

        也许是我们侦探电影看多了,也有一股楔而不舍的精神,还多少学了点儿觅迹寻踪的窍门,竟把她的藏身之处找到了。她就躲在附近村子里她的一个叔叔家,不露面。我们就去寻访这位叔叔。人倒是找到了。一问才知道此叔叔不是那叔叔。那姑娘藏在另外一个叔叔家里,在另外一个村子里,也不远。所以,我们这一个奥德赛式的故事还得继续往下发展。

        找到了下一个村落。这里村庄都无地址名称,也很少有街名,全凭一路上碰到的人指引,说东是东,说西是西。这次我们找对了那位叔叔,那姑娘却未见。叔叔说,姑娘不住在他家里。可以理解,这是姑娘不愿露面,怕送命,至少这是她叔叔给我们说的原话。这位叔叔已是近70岁的人了,倒像是个有知识的长者,还能说上一点英文,显得有点儿老态龙钟。我们猜想他不是说的实后。我们赖着不走。沃尔比我们谁都有耐心,仔仔细细说明来意,保证只同她谈谈她的病情,必要时抽个血样做实验。

        好不容易把老人说服了,有了笑容,请我们进屋。老人家的起居室本来潮湿狭小,人一多显得很挤。老人请大家坐下,过了一会儿,他的妻子出来。老妇人态度生硬,对我们说,她不允许我们同这位年轻妇女见面,看来没有商量余地。

        沃尔还是不愿意罢休,几经曲折,长途跋涉,不能白跑一趟。他不厌其烦地重新把我们此行目的述说一遍,一再强调让姑娘同我们见上一面的重要性。从叔叔的脸色上看,已有回旋的余地。老两口子躲到角落里商量了一会儿。终于妥协。叔叔说,我们可以同姑娘谈一次,但不能抽血。沃尔不愧为外交官出身,同意他们的条件。他认为有点进展总比没有好。

        我们又等了几分钟,老人把姑娘领了进来,显得又瘦又苍白。一看就知道她心怀恐惧,不住地打量房间周围,却又不敢同我们正眼对视。我们让她慢平静下来,开始询问她的病情。根据她说的症状看,属于轻度拉沙热,所以才能保住性命。她同阿兹基韦老家的亲属见过面,至于谁是谁,已记不清了。迟疑了好半天,最后还是把她染病后的遭遇,向我们述说了一番。她能把她家里人殴打她,折磨她的事情和她终于不得不离家逃命的过程讲出来,也算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了。

        伤痕累圹、流血不止的她跑过一个又一个灌木丛林才到达叔叔的家,但她家里有些还不满足于对她的惩罚,仍不想放过这个可怜的姑娘,他们去找了“朱朱”巫师,对姑娘施行魔咒。姑娘整天惶惶然,越来越害怕。成了一个实际的囚犯。她不敢离开屋子一步,也无处可逃。

        经过我们同她的一番谈话,看得出她相信我们,不是她家里派来的,也不是“朱朱”巫师的人。此时,沃尔乘机而入,问她是不是可以为实验拉沙热抗体采集她一点儿血样。她勉勉强强地同意了。可是,当沃尔真要把针头插进她的静脉时,她又退缩了,跑出了屋子。我们不得不从头来起,足足花了一个小时,才把她请回来,平静下来,让沃尔如愿以偿地抽取了一点儿血样。

        血样送回拉各斯实验后,拉沙病毒抗体出现了好几个“十”号。我们所发现的这种类型的抗体是“1gM”,而且表明是相对近期的感染。然而,实验没法告诉我们,她是从哪里受到感染的。这里,啮齿小动物遍地皆是,老百姓甚至普遍地捕而食之。从这一点上看,这种病毒的传播和感染的机会,成千上万。

        我们这次调查行动突然中止,其原因,一是当地村民对我们持刀相向,更主要的还是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在援助问题上变了卦。该机构原来答应提供调查和防治所需的款项和器材。但是从未到位。后来又听说该机构代表,即保证提供资助的本人,改口说不再为拉沙热计划拨款。很明显,在美国对发展中国家拨款资助时,拉沙热项目并非排在前列。对美国国务院来说,这可是很不高明。

        事情过去了两年,我们从来没有停止过打报告、提建议、反映情况,要求继续开展研究,我们认为要想搞清拉沙热在南部尼日利亚传播和扩展的深广度的话,这些研究势在必行。我们也要求继续研究啮齿类动物。我们尤其需要弄清楚拉沙热本来被认为是农村传播性疾病,又是如何进入有一百万人口的阿巴这样的城市的。我们也需要弄清楚像葬礼这样的盛大仪式在传播这类疾病中所起的作用。拉沙热通过自然感染途径得以扩散和通过一些具有危险性质的工作和行为,譬如在出殡时出现直接与血液接触的行为,或者医院里多次使用同一针头等等,而得以感染传播是不同的。所以说,只有在弄清楚拉沙热的传播途径以后,我们才有希望加以控制,保护人民的安全。这就是传染病学者的职责所在。在同病毒的斗争中,我们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我们不得不承认在同迷信和没心没肺没头脑的官老爷们的斗争中,我们并不顺利。这些当官作者爷的人看来对“他们”的钱都另有打算,要比抢救人命重要得多。

        至于沃尔,我们友好弥笃,他现在在津巴布韦的世界卫生组织办事处工作。每年他都会给我们传来同样的信息,“又是拉沙热大流行。拉沙热仍在尼日利亚肆虐。却无人采取应有的行动。”

        拉沙热这类流行性疾病似乎已成司空见惯的平常事,像雷阵雨一般,无人大惊小怪。况且尼日利亚祸不单行,每年的黄热病死亡人数少则成百上干,多则成千上万。实际上,防治黄热病的疫苗本世纪40年代中已经可以有效地应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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