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条载着医生一家的诺亚方舟被卷入洪水的旋涡中，处境愈发危险，越陷越深，令人提心吊胆。

        居住在摄政王广场十号的这一家人的思绪愈发沉重和压抑。夫妻俩为孩子和他们的未来忧心忡忡。玛格达担心，如果东家有朝一日离开德国，她就不得不回父亲的农场过那种麻木不仁的生活。奥德丽很少再见到汉斯，担忧他的灵魂能否得到救赎。

        只有厨娘贝塔一如既往，心无旁骛地惦记着厨房与灶台。她已经快七十岁了，因为食欲在不断地下降，原先圆鼓鼓的脸颊变得有些松弛。松动的牙齿间缝隙越来越大，说话漏风。她经常一个人唠唠叨叨，唾沫星子四溅，稀稀落落的牙齿也挡不住。大家都尽量不去想，但肯定有不少唾液落进了汤锅和炒锅。

        伊丽莎白和古斯塔夫都狠不下心辞退贝塔。他们都避免去厨房——贝塔在厨房炒菜和絮叨的样子还是少见为好，否则就会像伊丽莎白说的，“彻底倒了胃口”。

        在厨房为贝塔消愁解闷的只有蜜蜂这只粗毛的雌性猎犬。它可不管食物美味与否。对于蜜蜂的忠诚与陪伴，贝塔也不乏奖赏。不久，蜜蜂就胖得像个矮树墩。

        有一次，贝塔准备了杂烩汤，汤色浑浊而黏稠。这本是医生最喜欢的一道菜，以前他总是毫不迟疑地大快朵颐。这次大家却都没有动勺子。沉默中，医生耸了耸肩。“大家为什么不吃，无知者无畏，对不对？杂烩汤凉了可就不好吃了。”他拿起勺，毫不犹豫地尝了第一口。所有人都学着一家之长的样子吃了起来，味道的确不错，香味十足。

        古斯塔夫一直试着教育聪明伶俐的女儿，培养她宽容仁慈的品格。饭后，他对她说：“听爸爸说，黛博拉，我们对待贝塔的方式，嗯，或者说对待‘厨房里的唾沫’的方式，实际上寓言般地反映了德国民众的现状。他们不看他们不想看到的，不得不将这碗苦涩的汤喝完。”

        说完，他坐在一旁沉默良久。

        医生的每句话，玛格达都照单全收。这一次，同往常一样，她急急跑进藏书室，拿出《布鲁克豪斯百科全书》翻阅起来。她想明白“寓言”是什么。书中将该词解释为“比喻”，下面是不祥的例句——“比如将死亡比作死神”。

        这一夜，玛格达睡得并不安稳，她梦到了死亡。梦中死亡的化身和那个脸色苍白、留着一撇小胡子的男人一模一样。

        直到一九三六年底，几经反复，伊丽莎白终于恢复健康，一家人能再次尝试离开德国。可偏偏在一九三七年一月，小沃尔夫冈又生了重病。医生诊断为斑疹伤寒。

        在希特勒的帝国里，伤寒和肺结核都被认为是和麻风病一样的疾病，患者会遭到唾弃。没有医院愿意收治小沃尔夫冈，医生只能在家治疗和护理自己的儿子。这又耗费了几乎一整年，直到圣诞节前，古斯塔夫才告诉伊丽莎白，儿子的身体状况已经能够承受旅行了。

        古斯塔夫做了周密的计划，奔波往返于不同的政府部门，等了好几个月的文件和盖章。结果一九三八年三月，奥地利并入希特勒的纳粹帝国，这意味着他们又要重作打算。

        他们首先想到将瑞士作为避身之所。一九三七年，布比·普钦格尔就搬到了那里，他激进又爱骂骂咧咧的风格最终让他失去了纳粹政府的青睐。还有伊丽莎白曾经的资助人，作曲家弗朗兹·雷哈尔，也带着自己的犹太妻子暂居苏黎世的豪华酒店巴尔拉克。

        希特勒日益强壮的手臂越伸越长，夫妻两人担心瑞士离他野心勃勃的扩张版图太近了。

        两个人还在考虑下一步的目的地和各种可能性时，伊丽莎白收到了一个华美的毛边纸信封。信封里装着一封邀请函，上面写着，邀请伊丽莎白到伦敦考文特花园出演《魔笛》中的夜后。这多亏了伊丽莎白曾告诉她那富有生意头脑的经纪人，自己愿意考虑接受新的演出邀请。

        古斯塔夫对此评论：“瞧，亲爱的，只要人等待的时间足够长，有时甚至只是推迟片刻，目标就会自己摆到你面前。”

        主意已定。两人将步古斯塔夫兄弟的后尘，移居伦敦。接下来的问题是：他们是否公然离开？

        尽管对于犹太人离开德国，纳粹党人喜闻乐见，可犹太人的财产却要尽可能留下。办理移民的犹太人会被征收一笔“犹太人财产税”，还要被迫缴纳“逃离帝国税”。

        像任何时代的任何国家一样，财税局对这项工作十分积极。“这简直就是合法盗窃。”古斯塔夫恼怒地骂道。伊丽莎白和英国大使馆取得了联系，和一个使馆随员见了面。此人碰巧是伊丽莎白的超级崇拜者。他私下建议这位著名女歌唱家按照如下步骤行事：伊丽莎白正式将自己的演出安排向帝国音乐协会报备，同时申请许可，带着未成年的黛博拉和沃尔夫冈，以及已经升职为家庭女教师的玛格达同行。申请应在演出前不久提出，给人刚刚决定接受演出邀请的印象。同时，伊丽莎白要表明，她将来愿意在德国演出。

        而她的丈夫，像那个随员讲的，为了“不唤醒沉睡的巨人”，最好在伊丽莎白去伦敦前带着少量行李，从慕尼黑乘火车到苏黎世。因为伊丽莎白一旦出行，就可能让人警惕她丈夫的行踪，而如果他在妻子出行前几天离家，就几乎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然后，古斯塔夫从苏黎世启程前往伦敦。使馆随员另一个私底下的建议是，古斯塔夫在德国境内旅行时最好使用假身份证件。

        古斯塔夫马上意识到，随员提到的证件将花去他一小笔积蓄。他向法律顾问冯·麦尔林克寻求帮助，他们现在已经成了很好的朋友。麦尔林克的律师事务所紧挨着纳粹党总部。麦尔林克还真通过这些邻居的各种关系搞到了证件。古斯塔夫将以彼得·弗里林的名字出行。

        忠实的奥德丽将乘同一列火车前往苏黎世，随身带着医生真实的身份文件。医生入境英国时会需要这些证件。使馆随员十分谨慎，认为医生随身携带这些文件太危险，而一个坐在三等车厢的上了年纪的雅利安女人则不会引人注目。奥德丽刚刚四十一岁，自从纳粹从她手里抢走汉斯，她便显得苍老了许多。

        古斯塔夫让奥德丽自己斟酌决定，因为这件事总归是有风险的。奥德丽立刻毫无保留地同意了：纳粹抢走了她的汉斯，现在又要赶走她的东家！她把帮助东家看作自己神圣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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