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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浩气不亡

        苏轼生命中,天赋一腔迈往之气,一副热烈心肠,再经后天儒学者的严格训练,两者统合起来,成就为一个抱负非凡、才气纵横的知识分子。他那胸襟浩荡而正气凛然的人格,随时随地发出灼灼的光芒,照耀在人们的眼前。

        人世从无一个完美无缺的社会,所以需要正直而勇敢的批评,带动人类文明不断进步。

        作为一个有自由思想的知识分子,必有勇气为天下先,担起这份艰危的职责。他们必须特立独行,不为世俗所蔽,不与现实妥协,勇于挞伐社会中现存的成见、迷信和一切腐旧的功利思想;更须奋不顾身,向已经建立起来的权威挑战。

        所以,如无这种使命感,而且乐与世俗同化,追求物质或感官享受,心有畏惧的人,不能算是真正的知识分子。

        真正的知识分子,必具强烈的正义感和是非心,不向任何权势低头,只对自己的思想见解负责。要说的话,就痛痛快快说出来;要哭要笑,就大声哭笑。他们是观念的行动人物,所以从来不屑瞻顾,更不稍自掩饰锋芒。

        然而,总是披着虚伪外衣的现实社会,怎能容忍如此认真的异端存在?尤其是最现实的政治社会,更不能听任一个异端的言论散布四方,动摇权势的架构。

        苏轼一生,几与祸患相终始,其故即在于此。

        北宋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文化大帝国,苏轼生在这个知识广被推重、文化达到巅峰的时代,故能以生长于西南偏鄙之地的一个草野青年,一入京朝,立即崭露头角;但是宋代的文化虽然灿烂,而士大夫所操持的现实政治却并不理想,使一个原想出山“求为世用”的“凤凰”,成了被人人厌恶的“乌鸦”。

        苏轼从政以来,与实际政治的当权人物,几乎没有一个不曾发生过冲突。王安石、吕惠卿当权时,他是反对新法的尖兵;司马光做相,本是互相尊重的同道,但只为了差免役问题发生争论,几乎要遭排斥。不过王荆公和司马温公,都还是各有政治原则的伟大人物。及至刘挚为相时代,大家只为权势利禄自谋,他之发动台谏,围剿苏轼,只是怕他夺位而已。苏轼对此只有一片“破琴之梦”中的悲悯而已。

        苏轼的伟大,在于他有与权力社会对立的勇气与决心,一则得之于知识力量的支持,二则出于“虽千万人,吾往矣!”那份天赋的豪气。这两种气质合起来,造成他“薄富贵,藐生死”的大丈夫气概。这气概,虽然使他拥有至高无上的精神财产,然而,自古以来,幸福和伟大,常不两得,自由与安全,亦无法两全,苏轼之必须成为悲剧人物,几乎是必然的命运,但他也和苏格拉底一样:“果是天意如此,我很乐意接受。”

        苏轼在政治上的表现,是以“气”使“志”;而文学上的成就,也得力于善用其气,千年来的文学批评家,几乎公认此是苏轼的特质。苏轼自论作文,有曰:“某平生无快意事,惟作文章,意之所到,则笔力曲折,无不尽意。自谓世间乐事,无逾此者。”明白说是胸中自有一股蓬勃之气,能够役使笔力,尽情发泄,由此得到快意。又曰:“作文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映生。”云之行,水之流,皆是气势之动,动止皆由于气。

        苏轼逝后将七十年,宋孝宗赵眘好其文而追慕其人,赠太师,敕曰:“苏轼养其气以刚大。”御制《苏文忠公集》序并赞,解释“气”和“节”的关联,则曰:

        成一代之文章,必能立天下之大节。立天下之大节,非其气之足以高天下者,未之能焉。……盖存之于身谓之气,见之于事谓之节。节也,气也,合而言之,道也。

        《宋史·苏轼传》承其意,“论”曰:

        ……器识之闳伟,议论之卓荦,文章之雄隽,政事之精明,四者皆能以特立之志为之主,而以迈往之气辅之。故意之所向,言足以达其有猷,行足以遂其有为。至于祸患之来,节义足以固其有守,皆志与气所为也。

        又王称《东都事略》总论曰:

        受之于天,超出乎万物之表,而充塞乎天地之间者,气也。施之于事业,足以消沮金石;形之于文章,足以羽翼元化。惟轼为不可及矣。故置之朝廷之上而不为之,斥之岭海之外而不为之愠,迈往之气,折而不屈,此人中龙也。

        凡此之论,皆言气之为用,而苏轼自论气之本体,认是形象之外,非力而致,超乎生死的一种永恒的力量。他说:

        是气也,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随死而亡。故在天为星辰,在地为河岳;幽则为鬼神,而明则复为人。此理之常,无足怪者。(《韩文公庙碑》)

        苏轼因为自信“生有自来,逝有所为”。所以面临天人生死之际,能说:“生无恶,死不坠。”又深信躯体虽亡,但“不待生而存”的这腔浩然之气永远不死,所以他在给维琳长老的信上说:“死生亦细故尔。”气不恃力而行,所以维琳劝他临终莫忘西方,钱世雄劝他“至此更须着力”,他便回答道:“着力即差。”

        苏轼生平虽好佛学,但不过用以疏解一时的心理痛苦而已,临命却不苛求“外力”。钱世雄问他:“端明平生学佛,此日如何?”苏轼斩钉截铁地回答他道:“此语亦不受。”

        维琳和钱世雄都不足以知苏轼。其实,他于病危中答维琳偈中,已笑鸠摩罗什妄想以西域神咒的法力来挽救生命之举为“浪出”,焉肯自于弥留之际,妄起“往生西方”之念,抛却儒学家的本分——刚大之气,至死不衰。

        苏轼一生与谤毁、诬陷和迫害相纠结,在被侮辱与被压迫的苦难中,自寻种种纾解的方法,像搜寻治病的药方一样勤勉。庄子的齐物哲学给他的影响很大;佛学,特别是禅门的了悟,自喻为得常啖食的猪肉,对他也很受用;不论如何困苦,他都热爱生命,所以对于服食求神仙的玄说,也常寄以幻想;最后发现自己总是一个生于大地上的凡人,所以于歌咏爱情、友谊、佳肴、美酒,欣赏书画艺术之余,更以最大的热忱,尚友陶潜,要以回归自然,做他最后的归宿。

        “人间何处不巉岩”,人生本就充满痛苦。苏轼文字中,充满种种超脱的譬喻,都是他纾解心理压迫的良药,因此使他成为烦恼时代里勇气和乐观的代表,使不幸的人学习他的豁达,度过心灵的黑暗时期;使幸福的人,对在苦难中奋斗的人,生出同情与敬佩。

        苏轼是一个力求精神自由,富有性情的人,所以喜欢和朋友作毫无遮拦的谐谑,恣意说笑,但却绝对容忍不了庸俗,特别厌憎虚伪的做作。他是一个求痛快的人,假使不能怒骂,他就用“嘲讽”来发泄这种情绪。充满机智的嘲讽使旁人称快,却也使受者刻骨仇恨。然而,一千年来,同情他的多数人,从那些讽喻中,领略他的热情,欣赏他的正直。

        每个时代,每一个人,都能从他这面大镜子里,发现自己怀有与他同样的感情,同样的理解,同样的诗情画意,只是我们说不出那些天生的好言语来。所以,他的若干诗句,文章中许多词组,流传在千年众口中,成了妇孺皆知、人人引用的俗谚或成语。

        苏轼说话,喜欢用譬喻,甚至一篇文章开头,接连用七八个譬喻来帮助说明一个事实,使物我之间,物物之间,发生无穷的联系,产生无穷的想象。苏轼的文字,自言“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所以能随物赋形,从心所欲,说一件事,理直气壮,描写一个物,维妙维肖,用最简单最少的字眼,表达人间万象。

        苏轼笔下,元气淋漓,不但波澜壮阔,而且瞬息万变,令人目不暇接,时而把人带到永恒的边缘,蓦地又回到平凡的人世。所以千年来的读者,惊呼:“东坡,其仙乎!”

        古来诗人,被称为仙者,只有李白和苏轼二人。自贺知章称太白为“谪仙”后,“诗仙”几乎成了他的专衔,妇孺皆知。第二个被称仙的诗人,只有苏轼,曰“坡仙”,因他曾梦仇池,又曰“仇仙”。

        现代学人叶嘉莹分析这两大诗仙的不同,以为李白是“仙而人者”,以其恣纵不羁的天才,生此庸懦鄙俗的人间,不为世容,原是命定的悲剧;东坡则是“人而仙者”,所以他和我们一样有做人的烦恼和痛苦,不过他有几分飘忽的仙气,得从超越凡俗的旷观中,获得解脱。

        所以我们总觉得李白天马行空,如在天上;而东坡永远和我们一起生活在这大地上,同其悲欢,同其好恶,像个亲密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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