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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白鹤峰新居

        苏轼流寓惠州,上无盖顶之茅,下无立锥之地,幸叼程之才的面子,再度迁入合江楼,但楼在三司行衙内,决非外人所能久居。

        绍圣三年(1096)正月,程之才将被朝廷召还,则合江楼就寄住不下去了;何况苏迈方在活动指派粤中的差遣,假使事情成功,儿孙皆至,合江楼也住不够。自朝廷公开诏告“元祐臣僚,一律不赦”以来,苏轼已经断了北归的希望,决心就在惠州落籍,又岂可不弄个房子,以蔽风雨。所以,致程之才书说:

        兄去此后,恐寓行衙,亦非久安之计,意欲结茅水东山,但未有佳处,当徐择尔。令长子迈来此指射差遣,因挈小儿子一房来,次子迨且令设法赴举也。

        二月间,苏轼找到了归善县城东面的白鹤峰上一块数亩大的空地,面临东江,景色甚美,就将它买下来了。

        白鹤峰紧靠江滨,沿江筑城,就利用此山深入水中的石脚及山壁峭拔之地,筑为城址。当筑城时取用山土,刨平了一段峰顶,苏轼买的就是这方空地。故老传闻该地旧有白鹤观,现在已废。

        白鹤峰头,只此一方平地,四面山势陡下,山上只有一两户人家,房子都低于该地。地形左右稍广,而前后则较狭隘。

        苏轼按地形,打算造屋两进;前面小屋三间,作为门房,中间隔个庭院,可以种植花木;第二进为堂三间,拟题为“德有邻堂”;宅地左侧较为宽阔,拟造居室、庖厨、厕所等;在此后面,造为书室,拟题名为“思无邪斋”;周以廊庑,共计为屋二十间。

        建造图样粗定,就托人到河源去找木匠作头王皋来,估计斫木陶瓦的数量,仍叫一个姓蒋的工头在河源购买木料。当时在惠州,要找木匠,似乎也不甚易,因为苏轼有一封给博罗县令林抃(天和)的信说:“丰陆数木匠,请假暂归,多日不至,敢烦指挥与押送来,为幸。”木匠弃工不顾,居然要劳动县太爷拘送,其难可知。

        后来,他又派苏过到河源去,亲访县令冯祖仁,督促蒋亲斫木,忙了一个多月。

        其时,与南华重辩书说:“行馆僧舍,皆非久居地,已置圃筑室,为苟完之计。方斫木陶瓦,其成,当在冬中也。”

        六月间,苏迈已经得授韶州的仁化县令,即将挈家南来。其时,苏轼从前在湖州时的僚友陈师锡,又派遣专差前来探望,复书中述说他的近况道:

        ……轼谪居粗遣,长子已授仁化令,今挈家来矣。已买地结茅,为终焉之计。独未甃墓耳,行亦当作。杜门绝念,犹治少饮食,欲于适口。近又丧一庖婢,乃悟此事,亦有定分,遂不复择,脱粟连毛,遇辄尽之尔。……

        苏轼是绍圣元年(1094)十月初二到惠州的,被招待暂寓合江楼,住了六天,就搬到嘉祐寺去了。在嘉祐寺住到二年的三月十九,因程之才的好意,复迁于合江楼,住了一年零一个月。至三年四月二十日,他们又不得不再搬回嘉祐寺去住,与重辩书说:“不欲久留,占行衙,法不得久居。”这是一个原因,次则苏轼既欲水东造屋,每日要去监工,中隔大江,其时船桥尚未造好,往来甚为不便,所以程之才去后两个月,他就搬回嘉祐寺。这样搬来搬去,不得定居,竟如水上的飘蓬一样,只望白鹤峰的新居早日落成,则可“庶几其少安乎”!作《迁居》诗曰:

        此诗眼界澄明,意境超脱,实则于虚无中透着悲怆。

        佛说念念成劫。时光过得那么快,俯仰之间,就过完一辈子。人也不过是这个世界中的万物之一,物虽各有分际,但人如超越世界万有之上,下观生物之以息相吹,则人在这个世界里呼吸,与春天田野中移动的气流(野马)、大地上飞扬的尘埃、蚊蚋之生息于世,还不都是一样。

        造屋的工程,进行得还算顺利,将近过年时候,已经计算得出完工的日子。新居之西,有两家近邻:一家是林姓的老媪,以酿酒为业;一家是老秀才翟逢亨,很有一点学问。苏轼有天晚上,走过翟家门口,就进去拜访了他。作诗二首,其一云:

        林行婆家初闭户,翟夫子舍尚留关。

        连娟缺月黄昏后,缥缈新居紫翠间。

        系闷岂无罗带水,割愁还有剑铓山。

        中原北望无归日,邻火村舂自往还。

        山上没有水源,饮水须到江边汲取,甚是不便。苏轼决定在新居里凿井一口,约这两家邻居,可来共享此井。新居的庭院需要种点花木,写信向程天侔要,书曰:

        绍圣三年的下半年间,苏轼在惠州的几个好朋友,纷纷都要走了,如惠州守詹范罢任(方子容来代),章楶也罢了广州任(王古来代),还有循州太守周彦质,在那两年,与苏轼书问无虚日,忽又罢归,依依不舍,特来惠州相伴半个月才走。初是朝云新丧,还赖朋友之乐,聊得排遣;不料一倏时又风流云散,这孤独而又倔强的老人,心情不免落寞,《和陶时运四首》之一说:

        苏轼《和陶贫士七首》诗引说:“余迁惠州一年,衣食渐窘,重九伊迩,樽俎萧然,乃和渊明《贫士》七篇,以寄许下、高安、宜兴诸子侄,并令过同作。”其实这时候,虽说贫穷,还不算真到捉襟见肘的地步,作《和陶乞食诗》时,还说:“幸有余薪米,养此老不才。”但到白鹤新居将要完工,他那一点微薄的积蓄,却已真个用光,到了囊空如洗的地步了。苏轼用钱,向来撒泼,起先一副热心,做慈善事业,毫不顾虑自己。如《寄罗浮重辩书》说:

        近日营一居止,苟完而已。……久忝侍从,囊中薄有余赀,深恐书生薄福,难蓄此物。到此已来,收葬暴骨,助修两桥,施药造屋,务散此物,以消尘障。今则索然,仅存朝暮,渐觉此身轻安矣。

        时间过得快,钱花得更快,一旦生活问题逼来时,苏轼只得动脑筋到他那宁远军节度副使的俸料,欲将政府发给的折支券请领实物,然后变卖。责官俸料,本来不多,经过衙门克扣,市场折价,大概只能换到三成的钱,而且申请了十八个月,还拿不到手。苏轼没办法,写信托广守王古帮忙,书言:“某为起宅子,用六七百千,囊为一空,旦夕之忧也。有一折支券,在市舶许节推处托勘请。自前年五月请,不得,至今云:未有折支物。此在漕司一指挥尔,告为一言于志康也。”志康,孙勰字,是苏轼老友孙介夫之子,也是他省试的门生。

        苏轼的经济情况,非到实在窘迫万分时,他不会在意这点责官俸料的折支券。然而到他在意时,却领不到货,变不了钱。

        得到消息,苏迈已带了自己和小弟过的家眷,到了虔州,预备从虔州换乘小船,由龙南江到方口出陆,至循州溯流而来惠州,苏轼派过前往虔州迎接。

        至是(绍圣四年二月,1097),白鹤峰新居,指日可以落成了。这座山居,虽然限于经济能力,不能算是很好的建筑,但其一砖一瓦,一花一木,都是苏轼自己设计经营的,也着实不同凡俗。

        从白鹤峰下,历级而上,门下有亲种的两株柑橘,此时花犹盛开,屋内所种古荔,绿叶铺满墙头。穿过前庑三间平房,则是一大院落,花木交错,清芬扑鼻。径升石阶,就是“德有邻堂”,这是正厅,它的特点是特别宽阔和高敞,所以惠州新守方子容参观过后,作诗赞美说:“遥瞻广厦惊凡目,自是中台运巧心。”

        左边是一组列的居室,绕以竹篱,以分内外,篱间杂栽花草,颇饶幽趣。右侧为“思无邪斋”,是苏轼的书房。书房的一头,开一大窗,则江山数百里间的景色,朝云夕霭,水光岚翠,都纷纷延入屋中,成为与书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书斋后面,有道后门,开门就是两家贴邻——酿酒的林行婆和老秀才翟逢亨家。

        绍圣四年二月十四日,老人先自嘉祐寺迁入白鹤峰新居,等待子媳孙儿的到来。陶渊明《时运》诗:“斯晨斯夕,言息其庐。”老人环顾新居,觉得此言似乎为他今日所发,心里很高兴:“长子迈与余别三年矣,挈携诸孙,万里远至,老朽忧患之余,不能无欣然。”拈笔和陶《时运》四首,录一:

        旦朝丁丁,谁款我庐。子孙远至,笑语纷如。

        翦?垂髫,覆此匏壶。三年一梦,乃复见余。

        闰二月初,苏迈、苏过带领两房家小,到了惠州。苏迈的大儿子箪(楚老),已是二十岁的青年了;次子符(仲虎),就是苏轼所谓“梦中时见作诗孙”的孙儿,已十七八岁;还有过的夫人和长子籥都一起来了。白鹤峰上,笑语盈室,一倏时热闹非凡。患难虽然未尽,而家人得以重聚,竟然觉得过往三年,真如一梦。老人久已想望的“明年更有味,怀抱带诸孙”的情味,忽然实现,怎不大为欢畅!

        只是苏迈本来已授仁化令,现在却发生了变故。因为仁化辖属韶州,而韶州与惠州为邻,现行朝廷新制,责官的亲属,不得在责地的邻邑做官,苏迈尚未到任,即已罢去。苏轼与博罗县令林抃(天和)书曰:

        示谕幼累已到,诚流寓中一喜事。然老稚纷纷,口众食贫,向之孤寂,未必不佳也,可以一笑。

        又稍后致王古(敏仲)书,则曰:

        自幼累到后,诸孙患病,纷纷少暇,不若向时之阒然也。小儿授仁化,又碍新制不得赴,盖惠、韶亦邻州也。食口艰多,不知所为计。……

        因为“罪在不赦”,所以悉索敝赋,在白鹤峰头营造一间风雨茅庐,儿媳孙子都来了,一时平添几多食口,纵使手头非常拮据,不知为计,但是想到一室春温、笑语充盈的生活,对于孤独的老人来说,精神上的欢快,几将是无可比拟的收获。

        这屋子从上年(绍圣三年)三月买地、设计构造起算,到本年三月迁入居住,足足费了一年时间,才告落成。其间苏过亲往河源督工斫木(那个时代,似乎还没有木行这个专业,买木料须往林坂现斫),而苏轼则日日上山,监工筑造,一砖一瓦,一花一木,尽是辛苦。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窝巢,老人在新居前后徘徊观瞻,心里非常高兴,三月二十九日,作诗记事道:

        南岭过云开紫翠,北江飞雨送凄凉。

        酒醒梦回春尽日,闭门隐几坐烧香。

        门外橘花犹的皪,墙头荔子已斓斑。

        树暗草深人静处,卷帘欹枕卧看山。

        作过这诗后数日,苏轼被流放海南的大灾祸,就晴天霹雳似的突然爆发了。

        他在这倾囊营造的白鹤峰新居里,住了不过两个月,就须仓皇地抛撇,除出梦中,不再重见。

        陶渊明别无所嗜,就是欢喜喝点酒,他做彭泽令,令公田全都种秫,他说:“吾常得醉于酒,足矣。”他的夫人认为人总不能光喝酒,不吃饭,坚决反对。于是使二顷五十亩种秫,五十亩种秔。渊明在《自叙》一文中说:“公田之秫,足以为酒,故便求之,犹望一稔而逝。”不料他这县官从仲秋做到冬天,在官只有八十天,即自辞去。洪迈在其《容斋随笔》里,代他抱屈:“所谓秫秔,未尝颗粒到口。”苏轼起造白鹤峰新居,与陶渊明的种秫一样,也只住了两个多月。

        苏轼是个怀乡病很重的人,从十年前起,“乡思”在他所作的诗文书简中,随时流露;但至身陷儋耳之日,他已不敢再存这样奢侈的愿望,只盼有一日能够重返白鹤新居,已是脱水火而登衽席的天惠。他在海南,就曾梦归白鹤山居,醒后,作《和陶还旧居诗》,但就只这么一点卑微的愿望,也达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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