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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治六井·开西湖

        古代社会缺乏公共卫生设施,任何地方水旱灾荒之后,一定会发生瘟疫,瘟疫蔓延,也必有大批大批的人死亡。

        果然,杭州于干旱之后,翌(五)年三月间,气候转暖,疫病随即大作,照苏轼说:“杭州是水陆交通之区,因疫病死者,比他处常多。”

        苏轼立即实行两项救济措施:一是设置病坊,一是施药。

        他拨出结余官钱两千贯,自捐私款黄金五十两,在城中众安桥设置病坊一所,取名“安乐”,遴选僧人主持施医的工作。规定每年从钱粮(即田赋)中留出病坊的常年经费,三年内医逾千人者,对主持僧人,呈由朝廷赐与紫衣。

        既设病坊,他又自费修合药剂——圣散子,施送贫病。这圣散子的功效,苏轼自记:

        昔尝览千金方三建散云:风冷痰饮,症癖痎疟,无所不治。而孙思邈特为著论,以谓此方用药节度,不近人情,至于救急,其验特异。乃知神物效灵,不拘常制,至理开惑,智不能知。今仆所蓄圣散子,殆此类耶?

        据他说,此药表里虚实,一切不问,凡阴阳二毒状至危急者,连续饮服数剂,立即汗出气通。如遇时疫流行,于天明时用大釜煎煮,不问老少良贱,各服一大盏,就能使疫气不入其门;如是平常疾病,空腹一服,也能饮食倍常,百病不生,真是“济世之具,卫家之宝”。

        这圣散子药效如此神奇,简直就是万应灵丹;而且所用都是中下品的药科,每服成本只要一钱。所以苏轼劝人施药,必曰“千钱可救千命”。四年春间杭州这场时疫中,苏轼自费修合此药,广事施舍,据说,“得此药全活者,不可胜数”。

        这个秘方,苏轼得来不易:

        其方不知所从出,得之于眉山人巢君谷。谷多学,好方秘,惜此方不传其子,余苦求得之。谪居黄州,比年时疫,合此药散之,所活不可胜数。巢初与余约不传人,指江水为盟。余窃隘之,乃以传蕲水人庞君安时。安时以善医闻于世,又善著书,欲以传后,故以授之,亦使巢君之名与此方同不朽也。

        一千多年前的苏轼,就反对家传秘方,认为应将验方公开,博施济众。

        苏轼初从巢谷手上得到这个秘方的时候,他在黄州贬所,经济情况很不宽裕,然而还是合这个药,施舍别人。

        疫病期间,失时旷业,饥民必然骤增,苏轼又命人设厂煮粥,普施贫病。

        苏轼去任后,所设病坊,改名“安济”,从城中众安桥迁至西湖上,办了没有几年,就停废了。南宋周煇言:四十年前见到祥符寺一老僧,称其先师曾隶安济坊,现在杭州虽为陪都,却不见官府再办这种拯民疾苦的社会事业。

        饮水,与人们的健康和防止疾病传布,关系非常密切。苏轼为解救杭州旱灾,费了半年功夫,浚治了茆河、盐桥两道运河,疏通了航运,供给了居民洗濯用的水,但还不能解决人民日常饮水的问题。

        杭州,本在水底,由沧海变成桑田,故虽渐为城市,而水泉咸苦,居民还甚稀少。唐李泌始造六井,汲引西湖群山所出的淡水,供应民饮;白居易继复治湖浚井,筑石函隔绝江水,饮水问题才获充分解决。

        至熙宁五年(1072),钱塘六井年久失修,居民又苦水不够饮。时陈襄来知杭州,苏轼为通判,命僧人仲文、子珪、如正、思坦等负责修整,自擘划以至工程的点验,苏轼亦均参与其事。钱塘六井对于杭州居民饮水的关系,苏轼有极深的了解,当时并应陈襄之请,为撰《钱塘六井记》一文,石刻于相国井之亭上。

        十六年后,沈公井又告淤塞了,时又灾旱,军民皆苦无水。苏轼想起前事,就各处寻觅熙宁年间负责修井的这几个和尚。四人中只剩下子珪一僧尚在人间,虽然已七十,但幸精力未衰。苏轼问他:“沈公井何以又坏了?”他说:“熙宁中虽已修好,但当时系用毛竹来做水管,所以容易腐坏。”于是改用瓦筒作管,又将瓦筒盛在石槽中,两边以砖石培瓷固护,底盖力求坚厚,锢捍周密,费时不过一二月,即已完工。井既修复,则西湖淡水,几乎遍于全城,家家都有可饮之水了。

        子珪僧从前已获朝廷赐予紫衣,这次苏轼又上状为他请得“惠迁”师号,用以酬谢他两次修井的营干劳苦。

        然而问题是一个接着一个发生的,钱塘六井虽然修好了,但是六井的水源则在西湖;若是西湖的水源不足,不但六井归于无用,即辛苦浚治的运河,不得不取给于江水,江满必挟泥沙以俱来,仍将三年一浚,劳民伤财事小,为患闾里之害更大。

        西湖湖水不但供给居民饮用而已,白乐天治湖,做石函泄水,湖水灌溉附近的田亩,达千顷之巨。吴越王时代,特置撩湖兵士千人,日夜开浚。自入宋朝以后,西湖被定为皇家放生池,就疏忽了浚湖的工作,每年干旱时节,水草丛生,横长蔓出,在湖面上出现了一块一块的葑田,葑田占据了湖面,湖水无所容纳,便越来越少了。苏轼说,他做本州通判时,湖上葑田还只占十之二三,到现在相距不过十五六年,湖面已经堙塞了将近一半。

        开浚西湖工程,先由杭州父老农民一百一十五人到帅府来请愿,他们说:“西湖之利,上自运河,下及民田,亿万生聚饮食所资,非止为游观之美。而近年以来,水面日减,茭葑日滋,更二十年无西湖矣。”苏轼奋然道:“使杭州而无西湖,如人去其眉目,岂复为人乎!”

        钱塘县尉许敦仁也建议“西湖可开”,他说:“议者欲开西湖久矣,自太守郑公戬以来,苟有志于民者,莫不以此为急,然皆用工灭裂,又无以善其后。……”

        所以始终无人办好。但看西湖形势,三面环山,一角通江,虽以风景名胜腾誉天下,其实却是杭州城的一大蓄水潭,群山所受的雨水,流注西湖,干旱时期的农田灌溉和全城居民的饮水,莫不取给于此。西湖堙塞了,山水无所容蓄,稍遇干旱,即成灾害。所以开湖是民生乐利的水利工程,并非只为“游观之美”。

        苏轼和各方面商议决定,既是为民兴利的事,必须克服任何困难,说到做到。苏轼遂于元祐五年四月二十九日,上《乞开杭州西湖状》,请再赐度牒五十道,配合本州赈饥余款,就可将湖面葑草二十五万丈清除干净,使西湖复唐之旧。照宋朝立法,本州节余款项,知州有权动用。苏轼就利用手头现有一万贯钱、一万石米的节余,足够支应十万人工。以每工开葑一丈计算,就可添得十万丈的水面,全湖积葑二十五万丈,已可消除十分之四。所以拜发奏状前一日——元祐五年四月二十八日,他已差派捍江船务等兵士五百名,先已动手铲除葑草,搬载湖泥;一面再分派民工参加作业,这些民工都是仰赖救济的灾民,以工代赈,减少政府的负担。

        自开工之日起,苏轼闲日一至湖上,亲自督察工事的进行,奔走于砾石泥淖之中,甚至忘记回家吃饭,好在他生活习惯简率,就便与堤工同吃。施德操《北窗炙輠录》说:“筑新堤,坡日往视之。一日,饥令具食,食未至,遂于堤上取筑堤人饭器,满贮其陈仓米一器,尽之。”

        他借钱塘门外大佛头山,即石佛院的十三间楼,作他的临时办公处。这石佛头山旧称始皇缆船石,僧人思净刻山为佛,筑院,与寿星院为邻,都在万松岭山麓。开工后七日即是端午假日,游人都出钱塘门到十三间楼来玩,苏轼也在那里督工,看到湖上游人如织,那样热闹,心里好不高兴。作《南歌子》词,题为“杭州端午”:

        山与歌眉敛,波同醉眼流。游人都上十三楼,不羡竹西歌吹古扬州。

        菰黍连昌歜,琼彝倒玉舟。谁家水调唱歌头,声绕碧山飞去晚云留。

        辅佐苏轼主持开湖工程最力的,一是驻杭州的两浙兵马都监刘季孙,所用的兵工,完全靠他调度和督率,他每日由万松岭以至新堤,往来奔走,不辞劳怨;第二个是监杭州商税的苏坚,他娴习水道工程,故能担当这个非常重要的角色;第三个是钱塘县尉许敦仁,他首先建议西湖可开,且又是他所辖属地区的分内公事。所以此一工程中,这三个人的贡献都很大。

        治湖所需最重要的条件:一是人力,二是船只。

        人力方面,工兵自有常业,调拨有一定的限度,加上以工代赈的夫役,还是不够,船只缺乏的情形更严重,等到奉准全面开湖之日,这两项短缺,就成了非常困扰的问题。苏轼亲自写信给秀州的章致平求救,要他集合秀州人船前来助役,语气迫切,可见当时工程紧张的情况:

        公见劝开西湖,已动手成伦理矣,想不惜见助。赃罚船子,告为尽数刬刷,多多益佳。……仍告差人驾来,本州诸般,全然阙兵也。至恳!至恳!

        湖中刬下来的葑草,挖出来的湿泥,往哪里放呢?苏轼周视良久,口中喃喃:“今欲去葑田,葑田如云,将安所置之?”后来他从西湖原有自西至东的长堤和白乐天筑堤得到灵感。那两道湖堤是这样的:

        西湖原来有道自西至东的长堤,历史非常久远,长庆年间白居易浚治西湖以前,便已存在。堤岸西边,密植垂柳,自钱塘门至西泠桥止。《临安旧志》说此堤“不知所从来”,又曰堤“径三里余,唐称白沙堤,宋称孤山路”。因为原有白沙堤名,所以后人往往误会这道湖堤为白乐天所筑,其实白诗“谁开湖寺西南路,草绿裙腰一带斜”,连他自己也不知道此堤谁所开筑,则非乐天之功可知。

        不过白居易确也筑过一堤,起自钱塘门水闸,过昭庆寺,沿宝石山麓北行,至松木场止,是《西湖志》所说“白公堤在钱塘门外,由石函桥迤北至余杭门”,即今武林门止的那一条,现已久废。

        湖上葑田面积有二十五万丈之多,一旦刬草剜土,这刬剜出来的大量葑草湖土,除了取之于湖,用之于湖,没有比此更为经济的办法。湖上东西有堤,但是环湖一周,达三十里,南北往来,必须绕湖步行,非常不便,苏轼因此定计,废物利用,增筑一条自南徂北的长堤,则行人便而葑草湖泥都有用了。

        历时四个月,占据一半湖面的葑田大部分被刬除了,南北相通的长堤也将筑成,苏轼续与章致平书云:

        葑脔初无用,近以湖心叠出一路,长八百八十丈,阔五丈,颇消散此物。相次开路西葑田,想有余可为田者,当如教,揭榜示之。

        这条堤,起自南屏,止于曲院。苏轼并未赋予堤名,到他离杭州任,林希来接事后,才榜之曰“苏公堤”。堤上跨筑六座桥梁,本亦无名,旧称第一桥、第二桥……这六桥各通沿岸港埠,目的是疏导诸港之水。后人自南山第一条起,名映波桥者通赤山港(埠),名锁澜桥者通麦岭港,名望山桥者通花家山港,名压堤桥者通茅家埠港,名东浦桥者通曲院港,名跨虹桥者通耿家步港。

        堤工完毕后,两岸遍植芙蓉和杨柳,而不是后来的桃花,利用树根的生长盘曲,巩固堤岸,又建九个凉亭,便于行人歇脚。南宋时代吴自牧的《梦粱录》记曰:“自西迤北,横绝湖面,绵亘数里。夹道杂植花柳,置六桥,建九亭,以为游人玩赏驻足之地。”但这都是苏轼离任后的景色,苏轼和赵德麟诗,他的喜悦,只在湖葑空去,南北路通:

        六桥横接天汉上,北山始与南屏通。

        忽惊二十五万丈,老葑席卷苍烟空。

        前揭致章致平书中,有这样一句话:“相次开路西葑田,想有余可为田者。”后来钱塘县尉许敦仁建议将葑地作田,不如变为菱荡。他看到吴人种菱,每年春天,一定要将水中荇藻杂草芟除涝漉到寸草不遗,然后下种。现在如将路西部分开葑以后的湖面,辟为菱荡,以一定租额放给民户租领种菱,则葑草就无从生长了。

        苏轼接受这个建议,但划定界限,沿界立小石塔做标记,种菱不许侵入界外的湖面,并命钱塘尉司管勾这一公事。苏轼前作《南歌子》词里的理想,完全实现了:

        古岸开青葑,新渠走碧流。会看光满万家楼,记取他年扶病入西州。

        佳节连梅雨,余生寄叶舟。只将菱角与鸡头,更有月明千顷一时留。

        开湖大功告成,苏轼于寄林希诗中说:“卷却西湖千顷葑,笑看鱼尾更莘莘。”只以湖中游鱼之乐,来比拟他胸中充溢着的欢欣和安慰。

        明朝的大名士杨升庵(慎)说:

        宋修六塔河、二股河,费百十万钱谷,溺死数十万丁夫,迄无成功;如东坡杭湖、颍湖之役,不数月间而成不世之功,其政事之才,岂止什伯时流乎?

        苏公堤这名字,是苏轼去后,接他后任的林希题的。杭人在堤上也为苏轼立过生祠。后十年,吕惠卿来守杭州,被他奏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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