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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试院抡才

        元祐三年(1088)开科省试,苏轼奉诏与吏部侍郎孙觉(莘老)、中书舍人孔文仲(经父)同权知礼部贡举。正月二十一日领事,荐举郑君乘(元舆)、黄庭坚(鲁直)、梅灏(子明)、上官均(彦衡)等为参详官,以单锡、刘安世、李昭玘、廖正一、秦观、晁补之、舒焕、孙敏行、蔡肇、邹浩、张耒、李公麟等为点检试卷官。

        这年大雪,使京畿方数千里地的交通阻塞,四方应试举人能够如期抵京报到者,不及三分之二。苏轼上札请求将考期展延半月,免得孤寒举人,赶路不及,转见失所;又为顾全定例三月内必须发榜,请求照南省条式,御试不分初覆考,聚众考官于一处共定等第,同时增加考官和执事人数,以便赶于限内完成试务,如期发榜。

        二月初三日开试,苏轼率领同官于锁太学前入闱,是年应试举人实到者四千七百三十二人。

        其时,大雪纷飞,朔风凛烈,考场里苦于酷寒,士坐庭中,竟至噤不能言。苏轼酌令宽放若干不必要的禁约,使应考举子得以从容写作。

        宋代防范考试作弊的方法,大体沿用唐制。唐是“棘围截遮”,宋则“锁院”,考官考生进场之后,用一把锁把考场锁起来,关防十分严密。二是禁止挟带,为防范举子夹带,所以要实施解衣搜身,这办法,宋太宗时认为有辱士体,曾经一度废止,但是后来流弊太大,又不得不恢复了,不但禁止携带任何书物入场,甚至连包裹笔砚用的纸张,也一律限用青纸,以防用色纸来做“小抄”。三则考卷上密封姓名,是即所谓糊名弥封制,用以防止考官作弊,真宗时始用于礼部策士。另外还有“誊录”一项,即考官所阅的卷子,只是誊本,使他不能从辨认考生的笔迹发生作弊。凡考生与考官涉有亲嫌的,例须“移试别头”,以资回避。这一类科场防弊的办法,目的固然在于求取考试的公平,但是读书人的人格尊严,却已遭受了严重的损害,尤其是解衣搜身这一项,直接触犯举子身体,最为令人难堪;而且为了郑重其事,搜身的巡铺官都派宫里的内臣充任,骄横凶暴,对待读书举子如小偷,如囚徒。

        这次考场里,因此甚不太平。

        考试第一天,巡铺内臣郑永崇、石君召就抓来两个口传作弊的举人。经执事人将他们所写试卷逐一点对,只有十九个字相同。苏轼说,只有考经学的,不许传义口授;考进士的,须是怀挟代笔,方令扶出。

        “扶出”,就是命令退出考场,实是撵出,那时代在用语上,也还相当尊重士子的体面,即使对作弊的考生亦不例外。

        苏轼认为这显然是巡铺官举察不当,决定不予受理,而巡铺官却坚持要放免这两个举子。苏轼札奏朝廷:“若令巡铺官内臣挟情罗织,即举人无由存济。”请求撤换铺官。

        这班巡铺内官,认为太没面子,后来抓到夹带举子三人,依法“扶出”时,他们命令兵士大声呼喝;至十一日又抓到蒋姓举子时,巡铺内臣陈慥索性指挥三五十个兵丁齐声大叫,使得全院考生考官,莫不惊惶失措。

        苏轼领衔奏说:“朝廷取士之法,动以礼义举人,怀挟自有条法,而内臣陈慥乃敢号令众卒,齐声唱叫,务欲摧辱举人,以立威势,伤动士心,损坏国体。本院无由指约。乞赐行遣。”有旨:送内侍省挞逐之。

        宋朝科场的积弊,本来很深,夹带枪手,非常普遍。夹带的资料,初时还是考生自己用蝇头小楷写成小册,私带进场。后来书店为了牟利,索性印成小书,称为“夹袋册”,高价卖与考生。因此,考完一场,场中“遗编蠹简”,竟至成堆。政府虽曾禁止出版,但无实效,才用解衣搜身的办法来防止夹带,由朝廷特派内臣来担任这监查的任务,因此发生以上种种纠纷。

        另一烦恼是要求“特奏名”的特权分子多得不可胜计,考官一入贡院,四方免解举人前来投状,称今年是“龙飞榜”,要求法外推恩者无计其数;再加经朝省下状,说是已经奉旨核准的“特奏名”者已有四百五十人之多;最后又接尚书的札子,要增添恩额数百人。苏轼和孙、孔等都认为“天下之患,无过官冗”,历来朝廷所放恩榜,已经几千了,何尝见过奋励有闻之人。“不知吏部以有限之官,待无穷之吏;户部以有用之财,禄无用之人。”实在是个极大的弊害。他们责在主试,只能依照近日圣旨遵办,但望殿试考官精加考较,量取一二十人已足,免使官冗积弊,有增无已。偃武修文,是宋太祖所定的国策,太宗御试贡士,采拔很宽,至仁宗朝殿试竟已例不黜落。他们寄望在殿试中将这些恃特权免试的人大量裁黜,谁人肯做这种得罪巨室的事,当然是要失望的。

        根据参详官黄庭坚手写的书帖,这场贡举,应试的考生总数是四千七百三十二人,三月初二上奏礼部中式的进士只有五百人,约为每九个半考生中取一人,录取额为十分之一强。但至皇帝御集英殿策试,赐进士诸科及第出身者,竟达一千一百二十二人之多,超出正式考中名额一倍以上。

        他们在试院中工作,历时四十四天。这次考题,按照元祐新制,诗赋、经义并试。苏轼所出的题目中,有一条是:“出而难任人,蛮夷率服。”(注云:任,佞也。)难的意思,是拒之使不得进,读去声。“难任人”与“忠信昭”为对,苏轼习大科时,曾作《忠信昭而四夷服论》,他这题目是从那里联想出来的。而荆公父子所作新经,恰与原注的意思相同。当时的举子揣摹本届的主考是反对新经有名的,所以把题意解释为“难于任人,则得贤者,可服四夷”。苏轼看到这样的文章,大为生气,骂现在的举子竟然不认识字,以难(去声)为难(平声),全予黜落,只有作难(去声)解者,才得入选。其实,苏轼从来没有读过王氏新经,而举子亦未尝读注。总之,当时的士风已很窳败,举子揣摹考官的好恶,是科场中普遍的现象。

        宋代试官,大抵派由两制三馆的人担任,他们对文章的好尚以及他们自己的文章,都是考生们诵读和揣摹的材料,希望由此获得青睐。这种揣摹办法,也确然很能得手。这次考题中有一条“光武何如高帝论”,参详官张耒送一卷子来给苏轼看,说道:“此文甚佳,盖以先生《醉白堂记》为法。”苏轼看了一遍,喜曰:“诚哉是言。”擢置魁等,拆弥封后,知是刘焘(无言)所作,这就是当时得售的登龙之术。

        这次应考举人中,苏轼有一相从多年的后辈,平常非常欣赏他的文章,也明了他屡试不第、家境贫寒的实况,所以很希望在这次科考里他能考中。同时的考官中,大都因苏轼的关系,认识此人,也都有心想把他的卷子找出来,荐与主考官。无奈宋代科场,沿用唐朝发明的弥封糊名办法,考官所看得到的卷子,都是胥吏誊录的抄本,卷上无姓名,也没有墨本的笔迹可辨认,所以只能从文章气体上去暗中摸索。要从四千七百多本卷子中找出这一本,确然非常渺茫。

        苏轼详看考官所荐前二十名卷子中,有一卷文字,笔墨澜翻,非常杰出,对同官说:“此必李方叔。”但是他看错了,拆封后才知是葛敏修,黄庭坚来说:“可贺内翰得人。这葛敏修是某做宰太和县时相从的一个学子。”

        苏轼另又寻得一份卷子,玩味很久,认为一定是了,大喜之下,手批数十字,还和黄庭坚说:“必是吾友李廌之作。”拔置魁等。但到拆出号来,却是章惇的公子章持(致平)。而在这一科中,李廌竟然名落孙山。

        苏轼在考官不荐的遗卷中,搜到章贡、孙勰两本卷子,认为文章都好,将孙勰擢置第五。榜发之后,外间舆论大哗,因为孙勰是苏轼朋友孙立节(介夫)的儿子,早在做杭州签判时,他曾从学于苏门,且与苏迈同学。因此众口籍籍,猜疑此中必有弊病。幸而后来孙勰参加殿试,仍中第五名,这才使大众信服文章自有定价,也就没有话说了。

        这场贡举中,章惇的两位公子——章援、章持都中了高榜,不料后来却有人造作谣言,诽谤苏轼。此外,孙勰、李常宁、刘焘、葛敏修、周濂溪的儿子周焘(次元)皆登第。唯有兴高采烈,自以为这场必中,吾文决不在三名以下的李廌,铩羽而归。

        现在且说苏轼与李廌的关系。

        廌父李惇,字宪仲,是苏轼的进士同年,然而他们并不相识。李廌六岁而孤,他父亲是不幸早死了的。苏轼在黄州时,李廌以是因缘,亲到黄州谒苏,贽文求知。苏轼很欣赏他的文字,赞誉为“笔墨澜翻,有飞沙走石之势”,拍拍他的肩膀道:“你的才气,是万人敌也,但望抗之以高节,莫之能御矣。”廌本名豸,苏轼说:“五经中无此字,宜易名为廌。”从此方叔就用此名。秦少游也有轻嘴薄舌的毛病,曾经嘲笑他道:“昔为有脚之狐(豸),今作无头之箭(廌)。”方叔仓卒之间,无以为答,因此非常恨他。

        苏轼自黄州至南都时,李廌还从阳翟来看他,苏轼赠他丝绢,作《李宪仲哀词》,帮助他埋葬先人棺柩。

        李廌这次科场失败,苏轼心里很难过,但说:“廌年二十五,其文晔然,气节不凡,此岂终穷者哉!”此亦不过强自解嘲而已,怏怏出院后,马上寄首长诗去安慰方叔:

        与君相从非一日,笔势翩翩疑可识。

        平生谩说古战场,过眼终迷日五色。

        我惭不出君大笑,行止皆天子何责?

        青袍白纻五千人,知子无怨亦无德。

        买羊沽酒谢玉川,为我醉倒春风前。

        归家但草《凌云赋》,我相夫子非臞仙。

        黄庭坚也是预试的考官之一,他也很为方叔难过,和诗一首,同时寄慰李廌,句有“今年持橐佐春官,遂失此人难塞责”。

        但是李廌的表现,绝对不像苏轼所希望的那样洒脱。

        试罢归家,他很有自信地对人说:“苏公知举,吾文必不在三名后。”后来竟然落第。据说他家有个七十岁的老乳母大哭道:“吾儿遇苏内翰知举,还不及第,将来尚有何望?”就关起门来睡了。到得晚上还不见她出房,破壁察看,她已自缢而死。李廌受了这个刺激,从此学亦不进,行为也很不自爱起来。他还屡屡写信抱怨苏轼不予举荐,苏轼很诚恳地复他一封长信。略曰:

        累书见责以不相荐引,读之甚愧。然其说不可不尽。君子之知人,务相勉于道,不务相引于利也。……深愿足下为礼义君子,不愿足下丰于才而廉于德也。若进退之际,不甚慎静,则于定命不能有毫发增益,而于道德有丘山之损矣。古之君子,贵贱相因,先后相援,固多矣。某非敢废此道,平生相知,心所谓贤者,则于稠人中誉之。或因其言,以考其实,实至则名随之,名不可掩,其自为世用,理势固然,非力致也。

        陈履常居都下逾年,未尝一至贵人之门,章子厚欲一见,终不可得。中丞傅钦之、侍郎孙莘老荐之,某亦挂名其间。会朝廷多知履常者,故得一官。某孤立言轻,未尝独荐人也。……

        苏轼言者谆谆,而李廌一遭落第,心理不太平衡,索性奔走权门起来,苏轼再教诲他道:

        ……有文如此,何忧不达?相知之久,当与朋友共之。至于富贵,则有命矣,非绵力所能必致。姑务安贫守道,使志业益充,自当有获。鄙言拙直,久乃信耳。

        苏轼以为方叔之所以如此,也许因为贫穷的缘故,所以不时给他赒济。自己没有钱时,甚至把皇帝御赐的马,也赠送给他。还怕他出卖时,买主要此马来路的证明,亲笔为他书立公据,用心周到,无以复加。

        然而才丰命啬的人,虽得大有力者支持,确也仍有救助不得的,如李廌幸遇苏轼,但是没有机会,一切都是枉然。直到元祐七八年间,苏轼才能与范祖禹说:

        李廌虽在山林,其文有锦衣玉食气。弃奇宝于路隅,昔人所叹,我曹得无意哉?

        好不容易范祖禹应许与苏轼会衔合荐,而政局忽然生变,一个巨大的浪潮冲击而来,荐主都已不能自保,还有什么李廌的机会,故布衣终身而死。

        苏轼知贡举,一遭大雪的天灾,二遭巡铺内臣的捣乱,三遭李廌的落第,四遭孙勰五名中选的诬谤,短短四十余天锁院期中,尽是烦恼。回忆他应进士试时,欧阳修与韩绛、王珪、范镇、梅挚、梅圣俞六人于闱中五十日间,相与唱和,得诗一百七十余篇,笔吏疲于写录,僮子忙着传诗递笺,欢然相得之乐,真是不可同日而语。这次闱场中,虽然同官尽是旧好,不但都是诗人,而且还有画家,只因欧阳修知贡举那次,考官诗兴太浓,士论非常不满,所以自此以后,不准试官闱内吟咏。所以四十余日中,没有一人敢作一诗,苏轼闱中,烦懑需要发泄,只得随手拿起评点试卷的朱笔来扫了一幅竹子,有人说:“竹色非朱。”苏轼回答说:“竹也并非墨色。”这是无意中的创意,后世遂以为法,画谱里便有“朱竹”一格。

        三月初六,考校已毕,等待诸厅参会时,苏轼到李公麟房去看他。其时公麟害“水症”,胸腹饱闷,画了一幅《??马图》,苏轼、黄庭坚和同院的蔡肇、晁补之、舒焕、廖正一都是题诗。苏轼另有戏作一首,颇能道出场中生活的情景:

        竹头抢地风不举,文书堆案睡自语。

        看马欲??顿风尘,亦思归家洗袍袴。

        此诗戏言闱场里面的生活苦况,公麟读了大笑道:“有顿尘马欲入笔,快取纸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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