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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苏东坡新传六 经筵与驱程

六 经筵与驱程

        元祐二年(1087)七月,告下,诏苏轼兼官侍读。苏轼对于此一参加经筵的任命,衷诚地欢喜接受。

        一则是皇帝的教育成败,直接影响未来的国运,他要用循循善诱的功夫,将少年皇帝引向对知识、对历史、对治术逐渐发生兴趣的路子上去,培植圣学,陶铸人格。

        二则照当时的制度,臣子要陛见进言,并不容易。太皇太后垂帘以来,除了执政的宰辅、台谏、开封府尹和经筵讲官外,其他一切臣工,都不易得到面见的机会。翰林学士虽说是侍从近臣,平常亦只能从内侍手中承受文件,无由当面论政。现在得此侍读经筵的机会,就可以面向皇帝说自己要说的话,随时有进言的机会,提供任何必要的意见。《辞免侍读状》说:“入侍迩英,其选至重,非独分摘章句,实以仰备顾问。”皇帝年纪还小,苏轼要将自己的思想、史识和政见,灌输给少年皇帝,培养皇帝知人论事的能力,则五六年后亲政时,希望以皇帝的权力与他所肯定的拯物济时的见解互相结合起来,就可使理想变成现实。这是儒者最高的机会,苏轼热烈向往。有人劝他少在皇帝面前说话,免被别人疑忌,苏轼认为以他所受恩礼之重,若复喑默不言,则是耳目尽废了,拒不接受。

        据说当时程颐在经筵说书的情形,非常糟:“借无根之语,以摇撼圣听;推难考之迹,以眩惑聪明。上德未有嗜好,而常启以无近女色;上意未有信向,而常开以勿用小人。岂惟劝导以所不为,实亦矫欺以所无有。每至讲罢,常自夸道:‘虽孔子复生为陛下陈说,不过如此。’”(元祐二年八月孔文仲疏语)当时哲宗皇帝还只有十二岁,不但不能接受他这种无影无踪的说教,对他那种高岸不逊的态度,尤其反感。

        苏轼力矫程颐之弊,逢到他轮值进讲的时候,就拣选历史故事做教材,以夹叙夹议的方式,讲述治乱兴衰、邪正得失的缘由,希望这种富有启迪性的教材和方法,易为童龄皇帝所接受。

        至于讲述的方法,也很重要,苏轼怎么讲,固无记载可见。但他曾经赞誉范祖禹的讲书:“言简而当,无一冗事,无一长语,义理明白而成文粲然,已得讲书三昧。”推为经筵官第一。他对讲书的理想如此,他的口才本来很好,其动听当亦不在范淳父之下。

        讲读的期日,每年分春秋两期,春二月至端午为上期,秋八月至冬至为下期。遇单日皇帝御迩英阁,轮官讲读。

        迩英阁在崇政殿西南,前槐后竹,气象幽深。殿前一对古槐,枝干插天,柯叶覆地,状如龙蛇,人称“凤凰槐”。苏辙于元祐元年九月除起居郎,十月入侍迩英,记其所见,作诗曰:

        铜瓶洒遍不胜寒,雨点匀圆冻未干。

        回首曈昽朝日上,槐龙对舞覆衣冠。

        自苏辙之为起居郎,兄弟二人,遂得同时入侍皇帝讲筵。苏轼欣幸老弟的得步青云,他认为宋代大臣,从讲筵间出身的为多,细数当今朝中大老,如仆射吕公著、门下侍郎韩维、尚书右丞刘挚,莫不如此。故为兄弟相继入侍迩英,作绝句四章,其第一首即曰:

        曈曈日脚晓犹清,细细槐花暖欲零。

        坐阅诸公半廊庙,时看黄色起天庭。

        苏轼觉得自己这几年来的经历,很像唐人白乐天。乐天自江州司马除忠州刺史,旋以主客郎中知制诰,拜中书舍人;与他自谪居黄州,起知登州,召为礼部郎中,拜中书舍人,出处老少,大略相同。乐天罢官,悠游林下,所以他也希望:“复享此翁晚节闲适之乐。”诗曰:

        微生偶脱风波地,岁晚犹存铁石心。

        定似香山老居士,世缘终浅道根深。

        是年九月十五日,讲终篇,皇帝召执政、讲读和史官,举行秋宴于资善堂,以御书唐人诗,分赠与宴的近臣,这是前所未有的“异典”。苏轼所得是一首咏紫薇花的绝句:

        丝纶阁下文书静,钟鼓楼中刻漏长。

        独坐黄昏谁是伴,紫薇花对紫微郎。

        连诗题及款共三十四字。按唐制:翰林学士带知制诰,许缀中书舍人班;唐天宝元年,改中书为紫微省,舍人曰紫微郎,故所赐白居易前诗,恰符苏轼身份。

        在这段期间内,苏轼刚正率直的性格,开罪于小人之处很多,举例述之。

        馆职试题所引起的那场风波,平息未久,二年五月,朝命秘阁校理诸城赵挺之为监察御史。苏轼听说此人元丰末年任德州通判时,逢迎提举官杨景棻的意旨,大力推行市易法,搞得商市大乱,当时监本州岛德安镇的黄庭坚向他请求道:“德安镇小民贫,不堪诛求,乞稍宽缓一步。”挺之悍然不许。现在因大臣之荐改职,须应馆试,苏轼当众批评道:“挺之聚敛小人,学行无取,岂堪此选。”

        又挺之的岳父郭概当西蜀提刑时,本路提举官韩玠违法虐民,朝旨委令郭概调查,他却附会隐蔽,被苏辙弹劾,郭概、韩玠并行黜责。积此怨尤,赵挺之把苏氏兄弟恨入骨髓,等到朋党势成,他便出尽死力,做了攻讦苏轼的先锋。

        还有一个张商英,字天觉,是章惇荐与王荆公,与薛向同为新法时期的理财能手。后来被舒亶出卖,宦途一直不很得意。苏轼早在凤翔签判时,就已与他相识。元祐初,司马光曾经有意要用张商英,来问苏轼,轼曰:

        犊子虽俊可喜,终败人事,不如求负重有力而驯良服辕者,使安行于八达之衢,为不误人也。

        温公因此打消了原意。

        现在他任权开封府的推官,眼看苏轼位望日隆,自恃与他相熟,便写信给苏轼说:

        觉老近来见解,与往时不同,若得一把茅盖头,老僧欲往乌寺为公呵佛骂祖。

        他的意思是要苏轼举荐(所谓一把茅草盖头,暗指荐字),荐他召入台省,他可以台谏的地位助他排斥异己。这种话,只使苏轼对他非常鄙视,吕相也知道了这件事,很不高兴,便将张商英调离中枢,出为提举河东刑狱。从此伏下祸根,到哲宗亲政时,张商英首先疏劾元祐诸臣,其因在此。

        自从馆职试题案后,洛学方面的上官均和蜀人吕陶互为攻讦,几无宁日,太皇太后和执政大臣都已非常厌烦。于是把这两人同时调离谏职,出吕陶为京西转运副使,调上官均为礼部员外郎。这个处分,使程颐门人右司谏贾易心甚不平,他看出目前这一形势,对于各派非常不利,单独上言:“吕陶和上官均的互相攻讦,事由苏轼、程颐交恶而起,如朝廷真欲澄清党争,应该并逐苏、程二人。”又说:“吕陶依附苏轼兄弟为党,幕后实由太师文彦博从中主持。”同时又对范纯仁横加指摘,语皆无根。太皇太后认为贾易居然敢于侵犯国家元老,大为愤怒,一定要严加惩处,以肃政风。宰相吕公著奏言:“贾易的话也还正直,不过诋谤大臣太甚而已。”因此才得从轻发落,罢知怀州。

        公著退朝,对同官道:“谏官所言,本来不能议论得失。不过主上现在年幼,将来如有谀惑上心的,仍要依赖左右诤臣,不可预使人主轻厌言路。”不错,尊重台谏,是宋朝的政治传统,但是台谏横言,使人人畏避,国家事,有谁敢做呢?

        苏轼答慰吕陶外放书,有曰:

        中间承进职,虽少慰人望。然公当在庙,此岂足贺也。此间语言纷纷,比来尤甚,士大夫相顾避罪而已,何暇及中外利害大计乎?示谕,但悯然而已。

        是年八月间,程颐因一细事,烧起了满朝怒火。

        有一天,皇帝因患疮痛,不能御迩英阁听讲。恰巧这天程颐轮值,所以先得这个消息,便往见宰相吕公著,当面责问道:“上不御殿,您知道吗?”

        公著逊谢未知。程颐道:“人主有疾,而宰相不知,实在令人寒心。”

        他再推进一步,搬出礼法来:“二圣临朝,上不御殿,太皇太后不当独坐。”第二天,宰相及其以次大臣,就根据程颐的消息,入宫请安。太后问他们从何得知,他们把程颐的话都据实奏了,太后很不高兴。

        于是由御史中丞胡宗愈、给事中顾临首先发难,连章力诋程颐不宜再在经筵。谏议大夫孔文仲奏文措辞非常激烈,他说:“程颐污下??巧,素无乡行。经筵陈说,僭横忘分。遍谒贵臣,历造台谏,腾口闲乱,以偿恩仇。致市井目为五鬼之魁。请放还田里,以示典刑。”此时,司马门下的刘安世、刘挚也都参加进来,攻击程颐。器之说:“程颐、欧阳棐、毕仲游、杨国宝、孙朴,交结执政子弟,缙绅之间,号为五鬼。……方今士大夫无不出入权势,何不尽得鬼名?惟其阴邪潜伏,进不以道,故颐等五人,独被恶名。”孙觉说:“若夫纷纷之论,致疑于颐者,非独臣言也。直以自古以来,先生处士,皆盗虚名,无益于用。若颐者,特以迂阔之学,要君索价而已。”苏轼也上章说:“臣素疾程某之奸,未尝假以辞色。”又指他为“缙绅之所共疾,清议之所不容”。在此千手所指之下,程颐终于被黜,出为管勾西京国子监。

        程颐曾说:“天下重位,惟宰相与经筵。天下治乱系宰相,君德成就责经筵。”以程颐当时在思想学术界的地位,年逾五十,才以处士身份出仕,其目的不为功名富贵,而志在“成就君德”,意甚显明。不料一个皓首穷经的人,一旦投身官场,便为政客门人所包围,所利用,竟至被人指为“五鬼之魁”,指为奔走权门,要君索价的角色,狼狈去职,实甚可悲。

        洛蜀双方互相攻讦之初,刘挚、刘安世那一班司马门下的官僚集团人物,只是非常冷静地坐在高山看虎斗,一旦胜败之势初分,他们立即发动最强的阵势,参加进来,将弱势一方的首脑,一击倒地。

        剩下人数不多的几个蜀人,便易对付,慢慢再来收拾。但是,苏轼声名太盛,帘眷太隆,却千万不能让他再进一步,登上执政的地位。于是有极善投机的谏议大夫王觌上奏曰:

        苏轼、程颐,向缘小忿,浸结仇怨。于是颐、轼素所亲善之人,更相诋讦,以求胜势。前日颐去而言者及轼,故轼乞补外,既降不允,寻复进职经筵。今执政大臣有阙,若欲保全轼,则且勿大用,庶几轼不遽及于悔吝。

        在举朝汹汹的驱程风潮中,攻击程颐最激烈的孔文仲,次年三月,因病逝世。据《吕申公家传》的记载,吕公著责怪他受了苏轼的唆使和利用,曾言:“文仲本来是个生性亢直的人,而又蠢不解事。他做谏议官,遂为浮薄辈利用以害善良,后来觉悟被人所绐,才愤郁呕血,以致不起。”

        这完全不是事实。是年初,苏轼知贡举,文仲奉诏同知,先已染患寒疾,入闱后,力疾从公,终于不支病倒。考试未毕,闱内的人是不许出来的,大家劝他就在闱内好好休息,但是文仲不肯,谢曰:“居官即应负责,岂敢因病自便。”于是病更沉重,勉强撑到出闱,呕血而死,丝毫没有“被绐愤死”的影子。公著门下有很多理学人物,大概是出于此辈的伪造。

        苏轼于文仲之丧,拊其柩悼哭道:

        世方嘉软熟而恶峥嵘,求劲直如经父者,今无有矣。(《宋史》)

        这才是真识孔文仲的知己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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