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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剧之后的闹剧

        在返回英国的前一天,我开车沿山脉行驶七英里,然后拐到一条狭窄的土路上,来到一座浅灰蓝色的房子跟前。我在一辆几乎和房子一样大的房车后面停了车,敲了敲门。我姐姐来开门。

        她穿着法兰绒睡衣站在门口,背着一个蹒跚学步的孩子,一条腿被两个小女孩紧紧抱住,身后还站着她大约六岁的儿子。奥黛丽迈到一边,让我进去,但她动作僵硬,目光避免跟我对视。自从她结婚后,我们很少见面。

        我走进房子,在玄关处突然停下,看见油毡布上有个三英尺的大洞,延伸至地下室。我绕过洞走进厨房,里面充满了母亲的精油味——桦木、桉树和罗文沙的气味。

        我们的谈话慢条斯理,时断时续。奥黛丽没有问我关于英国和剑桥大学的问题。她对我的生活一无所知,于是我们谈论她的生活——公立学校如何腐败透顶,所以她自己在家教孩子。和我一样,奥黛丽从未上过公立学校。她十七岁时曾有一段时间努力想拿到普通同等学力证书,甚至还将盐湖城的表妹米茜请来教她。米茜帮奥黛丽辅导了一整个暑假,最后宣布,奥黛丽的教育停留在四五年级水平,想取得普通同等学力证书根本不可能。她的女儿拿来一张画给我看,我咬着嘴唇,盯着这个女孩,心想她能指望从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母亲那里学到什么呢。

        我们给孩子们做早餐,然后和他们到雪地里玩耍。我们烘焙,看犯罪片,设计串珠手镯。那感觉就像穿过一面镜子,体验了一天假如我留在山上很可能会过的人生。但是我没有留下来。我与姐姐的人生有着天壤之别,我们之间似乎毫无共同点。几个小时过去了,到了傍晚时分,她仍然跟我很生分,不愿与我对视。

        我给她的孩子们带了一套瓷制小茶具,当他们开始为茶壶争吵,我便将茶具收了起来。最大的女孩提醒我,她现在五岁了,已经是大孩子了,不能再把她的玩具拿走。“如果你表现得像个孩子,”我说,“我就把你当孩子对待。”

        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么说,我脑子里想的是肖恩。话一出口,我就后悔了,恨自己说了这样的话。我转身将茶具递给姐姐,好让她为孩子们主持公正,但看到她的表情时,我差点儿把茶具扔在地上。她的嘴张成了一个圆圈。

        “肖恩过去常这么说。”她说道,眼睛紧盯着我的眼睛。

        那一刻将永远伴随着我。第二天在盐湖城登机时,我会忆起它;飞机在伦敦着陆时,我心里仍会想着它。那一刻带来的震撼,我无法摆脱。不知何故,我竟从未意识到,我所经历的一切,姐姐可能在我之前就经历过。

        那个学期,我把自己交给大学,就像把树脂交给雕塑家。我相信自己可以被重塑,思想彻底改变。我强迫自己和其他同学交往,一次又一次向别人笨拙地介绍自己,直到我有了一个小小的朋友圈子。接着我着手清除挡在我和他们之间的障碍。我第一次品尝了红酒,我的新朋友们嘲笑我喝酒时紧绷的脸。我扔掉高领衫,开始穿剪裁更时尚的衣服——修身、通常是无袖的、领口不那么规矩的衣服。在这段时期的照片中,我为这种平衡感到震惊:我和其他人看起来并无两样。

        四月,我开始步入正轨。我写了一篇关于约翰·斯图亚特·穆勒自我主权概念的文章。我的导师大卫·朗西曼博士说,如果我的论文保持同一水准,我就有可能获得在剑桥读博士的资格。我惊呆了:我像一个冒名顶替者,偷偷溜进这座宏伟的殿堂,现在终于可以光明正大地从前门进来了。我开始撰写论文,再次选择穆勒作为主题。

        学期末的一天下午,在图书馆自助餐厅吃午饭时,我认出了与我同一项目的一群学生。他们坐在一张小桌子旁。我问能否加入他们,一个名叫尼克的高个子意大利人点点头。从谈话中我得知尼克邀请其他人在春假期间去罗马找他玩。“你也可以来。”他说。

        我们提交了最后几篇期末论文,便登上了飞机。在罗马的第一晚,我们爬上了七座山丘的一座,俯瞰着这座大都市。拜占庭式的圆顶像腾空的气球一样盘旋在城市上空。那时天色已近黄昏,街道沐浴在琥珀色的光辉中。那不是钢、玻璃和混凝土构成的现代城市的颜色,而是夕阳的颜色,看上去如此不真实。尼克问我对他的家乡有何看法,而我只能说:它看上去很不真实。

        第二天早餐时,其他人都在谈论他们的家庭。一个人的父亲是外交官;另一个人的父亲是牛津大学的教授。有人问起我的父母,我说我的父亲有一个废料场。

        尼克带我们去了他过去学习小提琴的音乐学院。它坐落在罗马的中心地带,装饰富丽堂皇,有宏伟的楼梯和敞亮的大厅。我试着想象在这样一个地方学习会是怎样的感觉:每天清晨踏过理石地板,日复一日,将学习与美相联系。但我想象不出来。我只能将我置身的这所学校想象成一座博物馆,目之所见皆是别人生活的遗迹。

        我们在罗马游览了两天。这座城市既生机勃勃,又犹如化石。褪色的古老建筑仿佛风干的骨头,嵌在现代生活的动脉——搏动的电缆和繁忙的交通中。我们参观了万神殿、古罗马广场和西斯廷教堂。我本能地产生了膜拜敬仰之情。这就是我对整座城市的感受:它应该被放置在玻璃后面,让世人从远处瞻仰,不可触摸,亘古不变。我的同伴们不一样,他们在这座城市中穿梭,意识到它的重要性,但并未被它征服。他们没有在许愿池边安静下来,也没有在罗马斗兽场保持沉默。相反,在我们参观一个个历史遗迹的路上,他们讨论起哲学——霍布斯和笛卡尔,阿奎那和马基雅维利。他们与这些宏伟的建筑之间存在一种共生关系:他们将古老的建筑作为他们谈话的背景,给予它们生命;他们拒绝将它们视为死物,在它们的祭坛前顶礼膜拜。

        第三晚来了一场暴风雨。我站在尼克家的阳台上,看着闪电划破长空,听着隆隆雷声。那一刻我恍若回到了巴克峰,感受到天地间如此巨大的威力。

        第二天一早,万里无云。我们在博尔盖塞别墅的庭院里野餐,喝红酒,吃点心。阳光灿烂,糕点美味。当时那种感觉超越一切。有人提到霍布斯,我不假思索地背出穆勒的一句名言。将这个声音从过去带到一个浸淫了历史的时刻,似乎再自然不过,即使这个声音与我自己的声音交织在一起。大家停顿了一下,看看是谁说的,然后有人问起这句话的出处,于是谈话继续。

        接下来的一周里,我像他们一样体验了罗马:一个历史圣地,也是一个充满生活气息、美食、交通、冲突和雷声的地方。这座城市不再是一座博物馆,对我而言它像巴克峰一样鲜活。罗马人民广场。卡拉卡拉浴场。圣天使堡。在我脑海中,这些就像印第安公主、红色火车车厢和大剪刀一样真实。它们所代表的世界——包含哲学、科学和文学的整个文明——与我熟知的生活截然不同。在国立古代艺术美术馆,我站在卡拉瓦乔《朱迪斯砍下霍洛芬斯的头颅》面前,丝毫没有联想到杀鸡。

        我不知道是什么引起了这种转变,为什么突然间我可以与过去伟大的思想家们交流,而不再单纯对他们肃然起敬。这座城市中,陈年的白色大理石和黑色沥青在红绿灯的照耀下熠熠生辉,让我看到一种东西,指引我可以欣赏过去,却不再沉默不语。

        回到剑桥,我还在呼吸着古老砖石的历史气息。我知道会有德鲁的来信,冲上楼,急着查看电子邮件。我打开笔记本电脑,看见的确有德鲁的来信,还有一封信来自另一个人:我姐姐。

        我打开奥黛丽的消息。长长的一整段,没有多少标点符号,有很多拼写错误。起初,我的注意力集中在这些不规范的语法上,以为它们会削弱文本的声音。然而那些文字非但没有被掩盖,反而像是从屏幕上对我大喊大叫。

        奥黛丽说,多年前她就该阻止肖恩,这样在她之后我就不会受到同样的伤害。她说小时候,她想告诉母亲,寻求母亲的帮助,但她觉得母亲不会相信她。她说得没错。结婚前,她噩梦连连,记忆闪回,于是她告诉了母亲。母亲说那些回忆都是假的、不可能的。奥黛丽写道,但是连我自己的母亲都不相信我,我也就不再相信自己了。

        她说她要纠正这个错误。她写道:我相信,如果我不去阻止肖恩伤害他人,上帝会追究我的责任。她要和他以及我们的父母当面对质,她问我能否和她站在一起。不管有没有你,我都会这么做。但是没有你,我可能会输。

        我在黑暗中坐了许久。我恨她给我写了这么一封信。感觉她把我从一个生活快乐的世界里拽了出来,重新拉回另一个世界。

        我写了回信。我告诉她,她说得对,我们当然应该阻止肖恩,但我让她先按兵不动,等我回爱达荷州再说。我不知道我为何让她先等等,等一段时间会有什么好处。我不知道与父母交谈会有何结果,但直觉告诉我情况不妙。只要我们还没有问,就有可能相信他们不会放任不管。告诉他们这些是在冒难以想象的风险,意味着我们心里明白他们早就知道此事。

        奥黛丽没有等待,甚至一天也没等。第二天早上,她给母亲看了我的电子邮件。我无法想象那次谈话的细节,但我知道对奥黛丽来说,把我的话摆在母亲面前,一定是一种巨大的解脱。她终于可以说:我没有疯,这事也发生在塔拉身上。

        那一整天,母亲都在思考这件事,然后她决定听我亲口说出这些话。那是爱达荷州的傍晚时分,英国已近午夜,母亲不确定如何拨打国际长途,便上网联系我。屏幕上的文字很小,局限在浏览器角落的一个小文本框里,但不知怎的,它们似乎吞噬了整个房间。她告诉我她已经读了我的信。我鼓起勇气,做好了她发火的准备。

        她写道,意识到有丑恶的东西存在,而我对此视而不见。

        这些话我读了很多遍才明白。我意识到她没有生气,没有责备我,也没有试图说服我那不过是我的想象。她相信了我。

        别自责,我告诉她,自从那次车祸后,你的思想就和以前不一样了。

        她说,但有时我觉得是我们选择了疾病,因为它们在某种程度上对我们有益。

        我问母亲为什么她从来不去阻止肖恩伤害我。

        肖恩总说是你找的茬,我猜我宁愿意相信是这样,因为这更容易。因为你坚强又理智,而任何人都能看出来肖恩不是这样。

        这个说不通。如果我看上去很理智,那么肖恩告诉母亲是我找茬打架时,她为什么相信他呢?怎么我成了需要被制服、被管教的那个?

        她说,母亲要保护自己的孩子。肖恩承受了太多伤痛。

        我想说她也是的母亲,但我没有说。我输入:我觉得爸爸不会相信这些。

        她写道,但这对他来说很难。这会让他想起自己的躁郁症给我们家造成的伤害。

        我从未听母亲亲口承认过爸爸可能患有精神疾病。几年前,我告诉她我在心理学课上学到的关于躁郁症和精神分裂症的知识,但她对此不屑一顾。听到她现在这么说,我感到无比轻松。这种疾病也给了我一些反击父亲的勇气,所以当母亲问我为什么不早点儿找她,为什么不寻求帮助时,我如实作答。

        因为你太受爸爸的欺负,我说,你在家里没有实权。一切都是爸爸说了算,而他是不会帮助我们的。

        她说,

        读到这些文字,我脑海中又浮现出年轻时的母亲,她头脑聪颖、活力四射,但同时又忧心忡忡、顺从听话。接着她的形象变了,她的身体变得又瘦又长,一头长长的银发随风飘动。

        埃米莉正受欺负,我写道。

        母亲说,

        她就是你,我写道。

        她就是我。但现在我们更明白了,我们可以重写故事。

        我问起她记忆中的一件事。那是在我去杨百翰大学上学的前几周,肖恩经历了特别糟糕的夜晚。他把母亲惹哭了,然后坐到沙发上,打开电视。我发现母亲在厨房餐桌旁抽泣,她叫我不要去杨百翰大学。“你是唯一足够强大,能对付他的人,”她当时说,“我对付不了他,你父亲也不行,只有你可以。”

        我慢慢地、极不情愿地敲出下面的文字:你不让我去上学,说我是唯一一个能对付肖恩的人,你还记得这些吗?

        停顿了一下,接着出现了更多的文字——我本不知道自己需要听到这些话,但当我看到它们,我才意识到我毕生都在寻找它们。

        你是我的孩子,我本该好好保护你。

        读到这句话的那一刻,我似乎度过了漫长的一生,但那并非我真实的生活。我变成了另一个人,记忆中有不一样的童年。当时我不明白这些文字的魔力,现在也不明白。我只知道一点:当母亲告诉我,说她没有像自己所希望的那样做一个好母亲时,她才第一次成了我的母亲。

        我爱你。写下这句话后,我合上了笔记本电脑。

        那次谈话我和母亲只提过一次,是在一星期后的电话里。“我们正在处理这件事,”她说,“我把你和姐姐的话都转告了你父亲。肖恩会得到帮助。”

        我将这个问题抛在脑后。母亲已经着手处理这件事。她很强大。她已建立了那么大的事业,有那么多人为她干活,让父亲的生意和全镇其他人的生意都相形见绌。她,一个看似温顺的女人,有着一股他人无法想象的力量。还有爸爸。他也变了,变得更平和,更爱笑。未来可能会和过去不同。甚至过去也可能与过去不同,因为我的记忆可能会变:当肖恩把我按倒在地板上,掐着我的喉咙时,我不再记得母亲在厨房里听着,也不再记得她移开了目光。

        我在剑桥的生活也发生了改变——或者说,我变成了一个相信自己属于剑桥的人。我对家庭长久以来的羞耻感几乎在一夜之间蒸发了。平生第一次我公开谈论自己的家乡。我向朋友们坦承,我从未上过学。我向他们描述巴克峰,描述那里众多的废料场、谷仓和畜栏。我甚至告诉他们,麦田地窖里装满了补给品,旧谷仓附近埋着汽油。

        我告诉他们,我曾经贫穷而无知。当我告诉他们这些时,我丝毫不感到羞耻。那时我才明白羞耻感的来源:不是因为我不曾在铺着大理石的音乐学院学习,也不是因为我没有当外交官的父亲;不是因为父亲是半个疯子,也不是因为母亲跟着他亦步亦趋。我的羞耻感源自我有一个将我朝吱嘎作响的大剪刀刀刃推去,而不是将我拉走远离它们的父亲;我的羞耻感源自我躺在地上的那些时刻,源自知道母亲就在隔壁房间闭目塞听,那一刻完全没有选择去尽一个母亲的责任。

        我为自己创造了一段新历史。我成了晚餐上备受欢迎的客人,讲述着各种趣闻轶事:打猎骑马、拆解废料、扑灭山火。我说起自己才华横溢的母亲——助产士和企业家,又谈及性情古怪的父亲——废品商和狂热分子。我想我终于可以坦然地面对过去的生活了。那并不完全是事实,但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讲,的确如此:未来真的更好。现在一切都已变得更好。现在母亲也已找到了她的力量。

        过去是一个幽灵,虚无缥缈,没什么影响力。只有未来才有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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