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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小盾牌

        泰勒离开后的那个冬天,奥黛丽十五岁了。她从县政府拿到了驾照,在回家路上找到了一份煎汉堡肉的工作。接着她又找了一份每天早上四点挤牛奶的工作。一年来,她一直和爸爸斗争,在他施加的种种管束下疯狂赚钱。现在她有钱了,也有了自己的车,我们几乎见不到她的人影。家里的人越来越少,旧日的等级制度开始简缩。

        爸爸没有足够的人手去盖草棚了,于是干起了拆解废品的老本行。泰勒走了,我们其余人便升了级:十六岁的卢克成了长子和父亲的左膀右臂,我和理查德则代替他,成了多面手勤杂工。

        我记得作为父亲小工队成员的第一天早上进入废料场的情景。地面结了冰,寒气刺骨。我们来到山下草场上方的院子,院里堆满了数百辆小车和卡车。有些车又旧又破,大多数都是被撞坏的,弯弯扭扭,感觉不像是钢做的,倒像是皱巴巴的纸糊的。院子正中央是大片成堆的残骸:泄漏的汽车电池、缠绕的绝缘铜线、废弃的变速器、生锈的瓦楞铁皮、老式水龙头、破碎的散热器、锯齿状的发光黄铜管等等。没有尽头,没有形状,乱作一大团。

        爸爸把我领到那堆废品边上。

        “你能分清铝和不锈钢吗?”他问。

        “应该能分清。”

        “过来。”他的语气很不耐烦。他习惯了对成年男子发号施令。被迫向一个十岁女孩解释他的行当,这让我们俩都觉得有点无所适从。

        他猛地抽出一块闪闪发光的金属。“这是铝,”他说,“看见它的亮度了吧?你试试看它有多轻?”爸爸把那块东西放到我手里。他说得对,它不像看上去那么重。接着爸爸递给我一根凹陷的管子。“这是钢。”他说。

        我们把废品按照铝、铁、钢、铜分类,整理成堆,以方便把它们卖掉。我拿起一块锈迹斑斑的铁,锯齿状的尖角刺痛了我的手掌。我本来戴着一副皮手套,但爸爸看见了,说手套会让我干活速度放慢。“你的手很快就会长老茧的。”我把铁递给他时,他向我保证说。之前我从店里找到一顶安全帽,但爸爸也把它没收了。“头上戴了这个蠢东西,为了保持平衡,你动作就慢了。”他说。

        爸爸活在对时间的恐惧中。他感觉时间在他身后紧追不舍。从他不时忧心忡忡地瞥一眼划过天空的太阳,从他焦急地掂量每支管子或每根钢条,我能看出这一点。在爸爸眼里,每一块废品就是它被卖掉换来的钱,扣除整理、切割和送货的时间成本。每一块废铁、每一圈铜管都是一分、一毛或一块钱——如果提取分类的时间超过两秒,利润还要打折扣——他不断地拿这些微薄的利润权衡家里的日常开支。他计算出为了让家里亮亮堂堂、暖暖和和,他必须极其迅速地干活。我从没见过爸爸搬着什么东西放进分类箱;不管站在哪儿,他只是用尽全力,随手抛掷。

        第一次见他这样做,我还以为是个意外,一场会得到纠正的事故。我还没有掌握这个新世界的规则。我弯下腰,伸手去够一根铜线圈,这时,一个庞然大物突然与我擦身而过。我转过身看它是从哪儿冒出来的,就被一个钢瓶正打在肚子上。

        我被击倒在地。“哎呀!”爸爸大喊一声。我气喘吁吁地在冰上打滚。等我爬起来,爸爸又扔过来别的东西。我一个躲闪,但没留意脚底,又摔倒在地。这一次我没有立即起来。我浑身发抖,但不是因为冷。我的皮肤因四周确定无疑的危险而兴奋、刺痛,但当我寻找危险的来源时,我只看到一位疲倦的老人,正拽着一个坏了的灯具。

        我见过某个哥哥捂着身体上割破、压烂、断裂或烧伤的部位,大声号叫着从后门冲进来,种种情景历历在目。我想起两年前,爸爸手下有个叫罗伯特的人在干活时丢了一根手指。我记得他朝家跑去时那非人的惨叫声。我忆起自己盯着他血淋淋的残肢,盯着卢克拿来放在台面上的断指。它看上去就像一个魔术道具。母亲把它放在冰块上,紧急送罗伯特到镇上,以便医生将断指缝合回去。罗伯特并非唯一一个在废料场断送手指的人。在他出事前一年,肖恩的女友艾玛也曾尖叫着从后门冲进来。她在帮肖恩干活时断了半根食指。母亲也把艾玛送到镇上,但当时肉全被压碎,医生也无能为力。

        我盯着自己发红的手指,那一刻,废料场在我眼中发生了变化。儿时我和理查德在这片废墟中度过了无数时光,从一辆破车跳上另一辆破车,搜寻其中的宝贝。在这里,我们假想了无数战斗场景——恶魔与巫师,精灵与暴徒,巨魔与巨人。现在它变了,不再是我儿时的那个游乐场,而是回归现实,有着神秘莫测、充满敌意的物理定律。

        我回忆着鲜血流下艾玛的手腕,抹脏她的前臂,形成奇异的图案,一边仍然浑身颤抖地站在那里,试图撬开一小段松动的铜管。爸爸扔过来一个催化转换器,差点击中我。我跳到一边,手碰在一个破水箱的锯齿边上,割破了。我把血抹在牛仔裤上,喊道:“别把它们往这边扔!我在这儿呢!”

        爸爸惊讶地抬起头。他都忘了我在那里。看到血,他走到我身边,把手放在我肩膀上。“别担心,宝贝,”他说,“上帝和他的天使就在我们身边守护呢。他们是不会让你受到伤害的。”

        不止我一个人在努力站稳脚跟。车祸后的六个月里,母亲病情稳步好转,我们都以为她会完全康复。她的偏头痛不再那么频繁发作,每周她只有两三天把自己关在地下室里。之后康复速度放缓。现在九个月过去了,母亲依旧偏头痛,记忆力也不稳定。每个星期至少有两次,在大家都吃完早餐、盘子也都清理干净一段时间后,她会再让我做早餐。她让我给一位客户称一磅蓍草,我只好提醒她,我们前一天已经把蓍草给客户送去了。制作酊剂时,才过了一分钟,她便不记得刚才添加了哪些成分,所以只好把整批都扔掉。有时她会让我站在她旁边看着,这样我就可以提醒她:“你已经加了半边莲了,接下来该加蓝马鞭草。”

        母亲开始觉得自己无法胜任助产士一职,并为此难过,父亲则极为痛心。每次母亲支走一个妇女,他的脸就耷拉下来。“要是她临产时我偏头痛犯了怎么办?”她说,“要是我不记得给她吃了什么草药,或者忘了婴儿的心率怎么办?”

        最终说服母亲再去接生的不是父亲,而是她自己。也许这是她的一部分自我,不经一番抗争她是不会屈服的。那年冬天,我记得她接生了两个婴儿。第一次接生结束,她面色苍白地回到家,病恹恹的,仿佛把一个生命带到世上也损耗了她自己的生命。第二个要接生的人打来电话时,她正把自己关在地下室。她戴上墨镜,努力透过模糊的视线,开车去了产妇家。到了那人家里,她头痛欲裂,眼花缭乱,以至于无法思考。她把自己锁在黑屋里,助手帮她接生了婴儿。从那以后,母亲就不再是那个了不起的助产士了。下一个孩子出生时,她花大价钱雇了一名助产士来指导她。现在似乎每个人都可以指导她。她曾是一名专家,是无可争议的权威,现在却连是否吃过午饭都要询问十岁的女儿。在那个漫长又黑暗的冬天,我怀疑有时候母亲没有偏头痛,也会躺在床上。

        圣诞节时,有人送给她一瓶价格昂贵的混合精油。它有助于缓解她的头痛,但以三分之一盎司五十美元的价格,我们买不起。母亲决定自己制作。她开始买来单一纯精油——桉树、蜡菊、檀香、罗文沙——多年来家里一直弥漫着树皮的土味和树叶的苦味,突然换成了薰衣草和甘菊的芬芳。她整天都在混合、调制精油,以获得特定的香味和属性。她随身带着记事簿和笔,以便把每一步骤都记录下来。精油可比酊剂贵多了;因为忘记是否添加了云杉而不得不扔掉一批精油时,她心痛极了。她制作了缓解偏头痛和痛经的精油,以及用于肌肉酸痛和心悸的精油。接下来几年,她又发明了几十种精油。

        为了研制配方,母亲用起了一项叫“肌肉测试”的招数,她向我解释说这是“询问身体的需要,由它自己回答”。母亲会大声问自己:“我有偏头痛,怎么样会好点儿呢?”然后她会拿起一瓶精油,压在胸前,闭上眼睛说:“我需要这个吗?”如果她身体向前倾斜,这意味着答案是“是”,这瓶精油会缓解她的头痛;如果身体向后倾斜,那就意味着“不”,她会再去试别的。

        越来越熟练后,母亲就不再动用整个身体,而改用手指。她会交叉中指和食指,然后问自己一个问题,同时稍微弯曲手指,试图分开它们。如果两个手指仍然交缠在一起,就意味着“是”;如果分开,就代表“不是”。这个方法产生的声响虽轻微,却明确无误:每次她中指指肚滑过食指指甲,就会发出一声丰满的。

        母亲还用肌肉测试来试验其他疗法。家里到处都是穴位和压力点的示意图。她开始向顾客收取“能量工作”的费用。我不懂这是什么意思,直到一天下午,母亲把我和理查德叫到里屋。有个叫苏珊的女人在那儿。母亲闭着眼睛,左手放在苏珊手上,右手两手指交叉,低声问自己问题。过了一会儿,她转向那个女人说:“你和你父亲的关系正在损害你的肾脏。我们调节一下穴位,这期间你要想着他。”母亲解释说,多个人在场时,能量工作最为有效。“这样我们就可以从每个人身上汲取能量。”她说。她指着我的额头,让我一手轻敲自己双眉正中间,一手抓住苏珊的胳膊。理查德要一手轻击胸前的一个压力点,一手伸向我。母亲则要一边按住一只手掌的某个压力点,一边用脚触碰理查德。“就是这样。”理查德挽起我胳膊时,她说。我们组成一根人链,默默站了十分钟。

        回忆起那个下午,我首先记起的是那种尴尬:母亲说她能感觉到热能量正在我们身体里流动,但我什么也感觉不到。母亲和理查德闭着眼睛,静静地站着,呼吸很轻。他们能感受到能量的传递和由此带来的喜悦,我则局促不安。我努力集中注意力,接着又担心坏了苏珊的事,担心因为我成了人链上断裂的一环,不能把母亲和理查德的治愈能量传到苏珊身上。十分钟后,苏珊付给母亲二十美元,接着进来了下一个顾客。

        如果我有所怀疑,那并不完全是我的错,而是因为我无法确定应该相信哪一个母亲。车祸发生的前一年,母亲第一次听说肌肉测试和能量工作,觉得那全是人的一厢情愿。“人总是希望奇迹发生。”她对我说,“如果能给他们带来希望,让他们相信自己正在好转,他们就什么都信,什么都吃。但是世界上根本没有魔法这种东西。营养、锻炼和钻研草药特性,这才是全部。但人们生病受罪时,你说这个他们不接受。”

        现在母亲却说治疗有关精神,不受限制。她向我解释说,肌肉测试是一种祈祷,一种神圣的祈求。这是信仰的体现,上帝通过她的手指传达旨意。有时我相信她,这个聪明的女人知道每个问题的答案;但我永远也忘不了另一个女人,那个同样聪明的母亲说的话:世界上根本没有魔法这种东西。

        一天,母亲宣布她的技法已经炉火纯青。“我不必再大声说出问题,”她说,“只要想想就可以了。”

        就是在这时候,我开始注意到母亲在家中四处走动,她把手轻轻放在各种物品上,喃喃自语,手指以稳定的节奏弯曲。如果她在做面包时不确定自己加了多少面粉,;如果她在制作混合精油时不记得自己是否添加了乳香,;如果她坐下来诵读了半小时经文,忘记自己是何时开始的,肌肉测试法就又派上了用场,。

        母亲开始沉迷于肌肉测试。每当厌倦了谈话,或者记忆模糊,甚至日常生活的那些不确定让她不满,她便进行肌肉测试,但意识不到自己在这么做。她的五官会松弛下来,表情空洞,手指会像黄昏时分的蟋蟀一样,发出的声响。

        爸爸欣喜若狂。“那些医生可不能仅凭触摸就知道你出了什么问题,”他神采飞扬地说,“但是你母亲能!”

        那年冬天,对泰勒的记忆一直萦绕在我心头。我记得他离开那天,看着他那辆装满箱子的车从山上颠簸而下是多么奇怪。我无法想象他现在在哪里,但有时我想,也许学校没有爸爸所想的那么邪恶,因为泰勒是我认识的最善良的人,而他喜欢学校——他对学校的爱,似乎超过了对家人的爱。

        好奇的种子已经播下,只需时间和厌倦让它成长。有时,当我拆下散热器上的铜,或将第五百块钢扔进分类箱时,我会发觉自己在想象泰勒的学校生活。随着在废料场度过沉闷的每一个小时,我的兴趣愈发强烈,直到有一天,一个奇怪的念头闪现:我应该去上学。

        母亲过去总是说,如果我们愿意,只要征求爸爸同意,就可以去上学。

        但是我没有问。每天早晨开始全家祈祷之前,他脸上的强硬线条,他安静的叹息祈祷中有某种东西,让我觉得我的好奇下流可憎,是对他为了养育我而做出的所有牺牲的侮辱。

        在拆解废品,帮母亲制作酊剂、混合精油之余,我努力不丢下学业。母亲那时已经放弃了在家办学,但仍有一台电脑,地下室还有书。我找到那本有彩色插图的科学书,还有多年前的那本数学书。我甚至还找到一本褪色的绿皮历史书。可是坐下来学习时,我几乎总是睡着。长时间拖拽废品,使得光滑柔软的书页在我手中显得愈加柔软。

        爸爸要是看见我在看书,就会试图把我拽走。也许他想起了泰勒。也许他认为如果能再让我分心几年,危险就会过去。所以不管有无必要,他千方百计给我找活儿干。一天下午,他又逮住我在看数学书,就让我和他抬水穿过田野,去浇他的果树,整整一小时里抬了一桶又一桶。这原本也没什么反常的,但当天正在下暴雨。

        爸爸如果是在试图阻止孩子对学校和书本过于感兴趣——阻止我们像泰勒一样被光明会所引诱——他更该对理查德多加注意。理查德也本该在下午帮母亲制作酊剂,但他几乎从没这么干过。总是不见他的人影。我不清楚母亲是否知道他去了哪里,但我知道。每天下午,在黑暗的地下室里几乎总能找到理查德,他蜷缩在沙发和墙壁之间的狭小空间内,面前摆着一本百科全书。如果爸爸碰巧从此经过,他会把灯关掉,咕哝着说净浪费电。过一会儿我就会找个借口下楼,再去把灯打开。如果爸爸又经过一次的话,家里便会响起一阵咆哮,母亲就得坐在那里听他一顿教训:房间里没人为何要开着灯呢。她从不责骂我,我不禁怀疑她知道理查德在哪里。如果我无法回到下面去开灯,理查德就会把书凑到鼻子边,在黑暗中看书。他就是如此痴迷,如此想看那本。

        泰勒走了。家里几乎没有他住过的痕迹,除了一处:每天晚饭后,我都会关上房门,从床底下拖出泰勒的旧音箱。之前我把他的书桌拖进我房间,唱诗班合唱乐响起时,我会坐进他的椅子学习,就像之前无数个夜晚我看见他所做的那样。我没有学历史和数学。我学习宗教。

        我读了两遍《摩门经》,快速看完了新约,看第二遍时放慢速度,停下来做笔记,相互参照,甚至就信仰和献祭等教义写了短文。没有人读我的文章,我是为自己写的,正如我想象泰勒只为自己而学习一样。接下来我读了旧约,然后读了爸爸的书,主要是早期摩门教先知的演讲、书信和日记汇编。它们是用十九世纪的语言写的——生硬、拗口,但极为准确。起初我看不懂,但随着时间推移,感官逐渐适应了,我开始对讲述我的先辈穿越美国蛮荒之地的历史故事倍感亲切。虽然故事很是生动,但训诫极其抽象,论述的是晦涩难懂的哲学主题。我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研究这些抽象的文章上。

        回首往事,我发现就是我的教育,将产生重要影响的教育:我学着弃我而去的那个哥哥的样子,在借来的书桌前枯坐,努力而仔细地研读一条条摩门教教义。我在学习的这个技能至关重要,那就是对不懂的东西耐心阅读。

        当山上的积雪开始融化,我的手上长满老茧。在废料场待了一季,磨炼了我的条件反射能力:我学会了辨别爸爸要扔重物时嘴里发出的低沉的咕哝声,一听到这个声音,我立刻伏在地上。我把太多时间都花在了这上面,以至于搜救的废品不够多。爸爸开玩笑说,我就像逆流上山的糖浆一样慢。

        对泰勒的记忆逐渐褪色,他的音乐也被金属的撞击声淹没了。如今到了夜晚我脑海里响彻这些声音——瓦楞铁皮的叮当声,铜线的敲打声,铁的隆隆声。

        我进入了新的现实,透过父亲的眼睛观察世界。我看到了天使,或者至少是在想象中看到了他们。他们望着我们拆废品,向前一步接住爸爸从院子那头扔过来的汽车电池或长短不一的钢管。我不再因爸爸扔它们而对他吼叫,而是祈祷。

        一个人收拾废品时,我干得更快。一天早上,爸爸在院子北头靠山的地方干活,我在南头靠近牧场的地方干活。我把一个箱子装满了两千磅的铁,然后胳膊酸疼,跑去找爸爸。箱子需要清空,而我不会操作装载机——那种带伸缩臂,轮子又宽又黑且比我还高的大型铲车。装载机臂架伸展,把箱子举到约二十五英尺高的空中,货叉倾斜,废品轰的一声巨响倒进挂车。挂车是为了拉废品而特意改装的平板卡车,长五十英尺,其实就是一个巨大的桶。四壁用厚铁板制成,离拖斗有八英尺。一台挂车能装十五到二十个箱子,或者约四万磅重的铁。

        我在草地里找到爸爸,他正在点火,准备烧掉一堆铜线的绝缘层。我告诉他箱子已经满了,他跟我走回去,爬进了装载机。他朝挂车挥了挥手。“箱子倒空后你把铁理平整些,这样我们能装更多。跳进去吧。”

        我不明白。难道他想把我和箱子一起倒进挂车?“你卸载完,我再爬上去吧。”我说。

        “不,这样快一些。”爸爸说,“等箱子与挂车壁平齐,我会停一下,这样你就可以爬出去了。然后你沿着挂车壁跑,待在驾驶室顶上,等着箱子倒空。”

        我在一段铁片上坐下。爸爸把货叉伸进箱子底下,将我和废品举了起来,开足马力,朝挂车前面倒去。我几乎快抓不住了。在最后拐弯处,箱子剧烈摇晃,一根带尖的铁向我扎过来。它扎进我膝盖下方一英寸处的小腿内侧,像刀子扎进热黄油一般。我试图把它拿开,但装载机又改变了方向,尖铁一部分被埋住了。臂架伸出时,我听到了液压泵轻微的不正常的活塞声。箱子与挂车齐平时,声音停了。爸爸等着我爬上挂车壁,但我被压住了。“我动不了了!”我喊道,但是装载机引擎的轰鸣声太大了。我在想爸爸是否会等到看见我安全地坐在驾驶室顶上,才去倒空箱子,但我知道他不会。时间仍在紧追不舍。

        液压泵发出呻吟声,箱子又升高了八英尺,倾倒就位。我又大声喊叫,声音忽高忽低,试图找到一个能穿透引擎轰鸣的音调。箱子开始倾斜,起初很慢,接着加快。我被压在后面。我知道箱子垂直时能给我一个抓握点,于是用两手紧抓住箱子的顶壁。箱子继续倾斜,前面的废品开始一点点向前滑动,巨型钢铁冰川开始坍塌。长钉仍然扎在我的腿上,把我往下拉。抓握的手滑了一下,我也开始跟着滑动,长钉终于从我身上脱落,重重掉进挂车里。我现在挣脱了,但却在坠落。我拼命挥动双臂,想抓住一件没在急剧降落的东西。我用一只手掌抓住了现在几乎垂直的箱子侧壁。我挣扎着向它靠近,将身体举过箱子边缘,然后继续下落。因为现在我正从箱子侧面而非前面坠落,我希望——我祈祷——我能摔到地上,而不是掉进挂车里。此刻挂车里的一大堆金属正在发出愤怒的撞击声。我坠落着,只看见蓝天,等待我的或是尖铁的刺痛,或是坚硬地面的撞击。

        我的背撞上了铁,是挂车壁。我的脚在头上方咔嚓一声,我继续笨拙地摔落在地。第一次往下摔了七八英尺,第二次可能有十英尺。我尝到了泥土的味道,松了一口气。

        我仰面躺了大概十五秒,引擎停止了轰鸣,我听到了爸爸沉重的脚步声。

        “怎么了?”他说着,跪在我身旁。

        “我摔出来了。”我气喘吁吁地说。我感觉喘不过气来,后背剧烈地跳动,好像被劈成了两半。

        “你是怎么做到的?”爸爸说。他的语气中有同情,但也有失望。我觉得自己很蠢。我想,这么简单的事,我本可以做好的。

        爸爸检查了我腿上的伤口。长钉从腿上掉下去时,扯开了一道大口子,看上去像地面的坑洼;那些肌肉组织都看不见了。爸爸脱下法兰绒衬衫,把它压在我腿上。“回家去吧,”他说,“你妈会止血。”

        我一瘸一拐地穿过牧场,直到爸爸消失在视野中,才在麦草上失声崩溃。我颤抖着,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我不明白我为什么哭。我还活着。我会没事的。天使们已尽了他们的本分。可我为什么无法停止颤抖呢?

        我头晕目眩地穿过最后一片田野,朝房子走去。和之前见到的哥哥们、罗伯特和艾玛一样,我也从后门冲进去,呼喊着母亲。当她看到油毡上深红色的血脚印,便拿出治疗出血和休克、被叫作“急救疗法”的顺势疗法。她在我的舌下滴了十二滴清澈无味的液体,左手轻轻搁在伤口上,右手手指交叉。她闭上眼睛。啪嗒,啪嗒,啪嗒。“没有破伤风,”她说,“伤口最终会长好,但会留下一个讨厌的伤疤。”

        她让我趴下,检查了我屁股上方几英寸处的瘀伤——一片深紫色,和人脑袋一般大小。她再次交叉手指,闭上眼睛。啪嗒,啪嗒,啪嗒。

        “你的肾脏受伤了,”她说,“我们最好再做一批杜松和毛蕊花精油。”

        我膝盖下面的伤口已经结痂——黑亮亮的,像一条黑色小河流经粉红的肌肉。这时,我做了一个决定。

        我挑了一个星期日的晚上,当时爸爸正在沙发上休息,腿上放着打开的《圣经》。我在他面前感觉站了有好几个小时,但他始终没有抬头,于是我脱口而出:“我想去上学。”

        他似乎没听见我说话。

        “我祈祷过,我想去。”我说。

        最后,爸爸抬起头,直直地向前看,目光聚焦在我身后的什么东西上。静默降临,让人倍感压抑。“在这个家,”他说,“我们遵守上帝的戒律。”

        他拿起《圣经》,转动眼珠从一行跳到另一行。我转身要走,但还没走到门口,爸爸开口了:“你还记得雅各和以扫的故事吗?”

        “记得。”我说。

        他继续读经文,我静静地离开了。无须任何解释。我知道这个故事的意思。他的意思是说,我不是他养育出的女儿,他的女儿秉持虔诚的信仰。我竟然为了一碗破汤而试图出卖自己与生俱来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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