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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帕奇女人

        谁也没注意到汽车离开了马路。十七岁的哥哥泰勒开车时睡着了。那是早上六点,他几乎一整晚都在默默开着我们的旅行车,穿过亚利桑那州、内华达州和犹他州。在巴克峰以南二十英里的一个农业小镇康沃尔,旅行车偏离了中间线,进入逆行车道,然后离开公路,跳过一个沟渠,接连撞倒两根粗大的雪松木电线杆,最后撞上一辆中耕拖拉机才停了下来。

        这次旅行是母亲的主意。

        几个月前,当干枯的叶子开始飘落,预示夏天的结束,爸爸就一直情绪高涨。早饭时,他用脚轻轻打着流行音乐的拍子,晚饭期间,他常常两眼发光,指着那座山说他要铺设管道,把水从山上直接引到家里。爸爸承诺,等下了第一场雪,他要堆一个爱达荷州最大的雪球。他说,只需徒步上山团一个小小的雪球,然后把它滚下山坡,看着它全速翻过山丘,冲过峡谷,三倍三倍地增大。我家坐落在山谷前最后一座山上,等雪球滚到我家,就会和爷爷家的谷仓一样大,到时公路上的人准会抬头凝望,惊叹不已。只要雪质够好,雪花够厚、够黏就行。每次下雪后,我们都捧一把雪给爸爸,看着他放在手指间搓。那雪太细了。这雪太湿了。得过了圣诞节,他说,那时下的才是的雪。

        但圣诞节过后,爸爸似乎像泄了气的皮球,整个人垮了。他不再谈什么雪球,然后连话也懒得说了。他的眼神越来越黯淡,最后完全失去了光彩。他走起路来耷拉着肩膀,胳膊软弱无力,好像有什么东西抓住了他,把他往地面拖。

        到了一月,爸爸就下不了床了。他平躺在床上,两眼空洞地盯着灰泥天花板上错综复杂的起伏和纹理构成的图案。每天晚上我端饭给他,他连眼都不眨一下。我不确定他是否知道我进过他房间。

        就是在这时,母亲宣布我们要去亚利桑那州。她说爸爸就像一株向日葵,会在雪地里冻死,来年二月需要把他带走,种在阳光下。于是我们一家挤进旅行车,穿过蜿蜒的峡谷,沿漆黑的高速公路一路疾驰十二小时,终于来到炎热的亚利桑那州大沙漠。我的祖父母在那里的活动房里等待着冬天过去。

        我们于日出几小时后到达。爸爸最远也就挪到奶奶家的门廊,在那里待了一整天。他头下枕一个针织枕头,一只长满老茧的手放在肚子上。他一连两天保持着这个姿势,睁着眼睛,一句话也不说,宛如那干燥无风的炎热沙漠中的一株灌木般静止不动。

        第三天他似乎有所恢复,开始注意周围发生的事,听我们吃饭时的闲聊,而不再只是盯着地毯,毫无反应。那天晚饭后奶奶播放电话留言,大部分是邻居和朋友的问候。接着,话筒里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提醒奶奶不要忘了第二天和医生的预约。这则留言对爸爸产生了戏剧性的影响。

        一开始,爸爸问了奶奶一些问题:为什么预约,和谁一起去,母亲可以给她药剂,为什么她还要去看医生。

        爸爸一直热切信任母亲的草药,但那晚感觉不一样了,就像他内心的什么东西在改变,一则新的信条生根发芽。他说,药草学是一种精神教义,它能区分麦子和稗子,区分忠实信徒和背信弃义之人。然后他用了一个我从未听过的词:光明会。不管是什么意思,这个词听上去奇特,有力。他说,奶奶无意中充当了光明会的代理人。

        上帝不容忍背信弃义,爸爸说。这就是为什么最为可恶的罪人正是那些犹疑不决的人,既用草药又用西药,周三来找母亲开药,周五又去找医生看病——或者用爸爸的话说:“今天敬拜上帝的圣坛,明天又去献祭撒旦。”这些人就像古以色列人,被赐予真正的宗教,却热衷于虚假的神像。

        “医生和药片,”爸爸几乎是在吼叫,“成了他们的神,他们像婊子一样蜂拥而上。”

        母亲正盯着食物,一听到“婊子”这个词,她霍地站起身来,生气地瞪了爸爸一眼,走进她房间,砰的一声关上门。对于爸爸的观点,母亲并不总是赞同。爸爸不在的时候,我听见她说一些他——至少是他的新化身——认为是亵渎上帝的话,比如,“草药只是补充,病情严重了还是要去看医生”。

        爸爸没有注意到母亲的椅子空了。“那些医生不是想救你,”他对奶奶说,“他们是想害死你。”

        回想起那顿晚餐,那一幕仍然历历在目。我坐在桌子旁,爸爸在急切地说话。奶奶坐在我对面,弯曲的下巴山羊似的一遍一遍嚼着嘴里的芦笋,时不时地喝几口冰水,她到底听没听进去爸爸的只言片语,不得而知。她偶尔恼火地瞅一眼时钟,可是上床睡觉时间尚早。“你是撒旦计划的知情参与者。”爸爸说。

        这次旅行接下来的日子里,这个场景每天都在上演,有时一天好几次,都是类似的脚本。爸爸的激情又被点燃,他会一口气说上一个小时或更久,一遍又一遍地讲着同样的话。讲到我们都冰冷麻木了,他内里的热情仍久久不灭。

        听完这一大段说教,奶奶发出令人难忘的笑声。她长叹一声,慢慢呼出一口气,最后恼火地翻着眼珠,仿佛想把手伸向空中,但是太累了,无法完成这个手势。接着她微笑了——不是安慰别人的微笑,而是给自己的微笑。在我看来,这个微笑既带着困惑,又饶有兴致,似乎在说:我说得对吧,没有比现实生活更有意思的了。

        那是一个炙热的下午,天气热到你无法赤脚走在人行道上。奶奶开车带我和理查德去沙漠里兜风,她费了好大劲儿才给我们系好了安全带,我们之前从未系过。我们一直往前开,路面开始变陡,轮胎下面的柏油路变成了土路,还是继续向前。车在起伏发白的山丘间越攀越高,直到土路到了尽头,出现一条登山步道,我们才停下来。然后我们开始徒步。几分钟后,奶奶便气喘吁吁。于是她坐在一块平坦的红石头上,指向远处的一块砂岩岩层,上面是废墟一样的剥落的尖顶,她让我们徒步过去。一旦到了那里,我们就要寻找宝物:黑色石头。

        “它们叫阿帕奇眼泪。”说着,她把手伸进口袋,掏出一块脏兮兮的黑色小石头,上面凹凸不平,布满碎玻璃一样的灰白色纹理。“它们抛光后是这个样子。”她从另一个口袋掏出又一块石头,这块石头又黑又滑,给人柔软的感觉。

        理查德认出这两块石头都是黑曜石。“这些是火山石,”他用他那百科全书式无所不知的声音说,“但这块不是,”他用脚踢了踢一块褪色的石头,挥手指着那块岩层说:“这是沉积物。”理查德有研究科学冷知识的天赋。往常我不大理会他的讲解,但今天很感兴趣,被这片奇异、焦渴的地面深深吸引。我们绕着岩层走了一个小时才回到奶奶那里,用衬衣兜了很多石头。奶奶很高兴,她可以卖掉它们。她把石头放进后备厢,在开车返回活动房的路上,给我们讲了阿帕奇眼泪的传说。

        据奶奶说,一百年前,一支阿帕奇部落曾在那些褪色的岩石上与美国骑兵交战。部落人数不占优势,战斗以他们的失利而告终。剩下能做的便是等死。战斗开始后不久,勇士们就被困在了一块岩脊上。他们不愿遭受战败的耻辱,在奋力突破骑兵队时被一个个砍死,于是骑上马背冲下了山崖。当阿帕奇的女人们在下面的岩石上找到丈夫们的碎尸时,她们放声痛哭,绝望的眼泪一落到地面,便化作了石头。

        奶奶从未告诉我们那些女人的结局。阿帕奇部落身陷战事却没有了战士,所以也许是她觉得结局太残酷,没有说出口。我的脑海闪现“屠宰”一词,因为这个词就是为此,为一方毫无抵抗的战斗而设。这是我们在农场用的词。我们屠宰鸡鸭,并不需要与它们战斗一番。勇士们的英勇很可能换来一场屠杀。他们是英雄,死了,而他们的妻子成了奴隶,也死了。

        我们开车回活动房时,夕阳西下,最后一抹斜阳洒在高速公路上。我想起了阿帕奇的女人们。和她们的埋骨之地砂岩祭坛一样,她们生命的形状早在多年以前——在战马疾驰,拱起栗色的身躯准备迎接最后一击之前,在勇士们最后一跃之前——就已注定。女人们如何生存,又如何死去,命运早已注定。由勇士们决定,也由女人们自己决定。像沙粒般数不清的选择,层层压缩,聚结成沉积物,变成岩石,直到最后化为坚固的磐石。

        之前我从未离开过山,很是想念,渴望看见群山中印第安公主蚀刻在松林间的身影。我瞥了一眼亚利桑那州空荡荡的天空,希望看到她黑色的身影从大地上隆起,宣示她对半边天空的主权。但她不在那里。我不仅想念她的身影,更想念她的爱抚——每天早上她遣风穿过峡谷吹拂我的头发。亚利桑那州没有风,有的只是一阵接一阵的热浪。

        我每天都从活动房的一头走到另一头,接着从后门出去,穿过院子,走到吊床那儿,然后绕到前面的门廊,跨过半睡半醒的爸爸,再返回屋里。到了第六天,爷爷的四轮车坏了,泰勒和卢克把它拆开,看看哪里出了问题,这真令我欣慰。我坐在一个蓝色大塑料桶上看着他们俩忙活,心想什么时候才能回家。得等爸爸不再谈论光明会。得等他迈进房间而母亲不再走开时。

        那天晚饭后,爸爸说该走了。“拿好你们的东西,”他说,“半小时后我们就上路。”那时天色已晚,奶奶说这么晚了还要开十二个小时的车,太荒唐了。母亲也说等第二天早上再走,但是爸爸想早点回家,这样他和哥哥们第二天早上就可以拆解废品了。“我得干活,一天也耽误不了。”他说。

        母亲眼神黯淡,很是担心,但什么也没说。

        车子撞上第一根电线杆时,我醒了过来。我睡在姐姐脚下的地板上,头上蒙着一条毯子。我想坐起来,但车子摇晃着向前冲去——感觉它快要散架了——奥黛丽摔到了我身上。我看不清发生了什么,但我能感觉到,也能听见。又是砰的一声巨响,一个倾斜,坐在前排的母亲尖叫了一声“泰勒!”最后是一阵剧烈的颠簸,之后一切戛然而止,四周鸦雀无声。

        几秒钟过去了,什么动静都没有。

        然后我听到了奥黛丽的声音,她在一个接一个地喊我们的名字。最后她说:“除了塔拉,其他人都在!”

        我想大喊,但我的脸被挤在座位底下,脸颊紧贴着地板。奥黛丽喊我名字时,我还在她的重压下挣扎。最后,我弓起背把她推开,把头伸出毯子说:“我在这儿。”

        我环顾四周。泰勒扭动着上半身几乎是爬进了后车座,看着每个人的伤口、瘀青和惊呆的双眼,他的眼睛瞪得越来越大。我能看见他的脸,但那张脸不像是他的了。血从他的嘴里涌出来,流到了衬衫上。我闭上眼睛,试图忘记他沾满鲜血歪歪曲曲的牙齿。我再次睁开眼睛,看了看其他人。理查德正两手捂着耳朵抱住头,像是在努力堵住一阵噪音。奥黛丽的鼻子弯曲成了奇怪的钩状,鲜血从鼻子里流出来,沿着胳膊往下淌。卢克浑身颤抖,但我没看见他身上有血。我的前臂有个口子,是被车座框夹伤的。

        “每个人都好吗?”是父亲的声音。大家都咕哝了一声。

        “车被电线缠住了,”父亲说,“都先别下车,等着断电。”车门开了,一时之间我还以为他会被电死,但接着我看见他向前倾,跌了足够远,极力避免身体同时与车子和地面接触。我记得透过破碎的车窗凝视他,看他绕着车转圈,他的红帽子被推向脑后,帽檐迎着风向上伸着。真奇怪,他看上去有些孩子气。

        他绕着车子转了一圈,然后停下来,俯下身,头与副驾驶座平齐。“你没事吧?”他问。接着他又问了一遍。第三遍时,他的声音颤抖了。

        我斜靠在座位上看他在跟谁说话,接着才意识到事故有多严重。车的前半部被挤成一团,发动机呈拱形,像坚硬岩石上的褶皱一样向后弯曲。

        清晨的阳光照在挡风玻璃上,反射出一道强光。我看见纵横交错的裂缝。这个场景很是熟悉。我在废料场见过上百块破碎的挡风玻璃,每一块都独一无二,从撞击点向外发散的独特的蛛丝网是撞击的记录。我们这块挡风玻璃上的裂缝讲述了它们自己的故事。裂缝正中心是一个向外延伸裂开的小圆圈,圆圈就在副驾驶座正前方。

        “你没事吧?”爸爸用恳求的语气问,“亲爱的,你能听见我说话吗?”

        在副驾驶座上的是母亲。她的身体没有面向窗户,我看不见她的脸,但她靠在座位上的样子有些可怕。

        “你能听见我说话吗?”爸爸说,他重复问了好几次。最后,我看到母亲的马尾辫梢微微动了动,似乎是微微点了点头,但动作轻得几乎觉察不到。

        爸爸站在那里,看了看还通着电的电线,再看看地面,又看看母亲。他看上去很是无助。“你觉得——我该不该叫救护车?”

        我我听到他这么说了。如果他说了,他一定是这么说了,那母亲肯定也低声回答了一句,或者也许她已经不能低声说什么,我不知道。我一直想象她要求被带回家。

        后来有人告诉我,我们撞上了一个农民的拖拉机。他从家里冲了出来,打电话报了警。这下麻烦大了,因为我们的车没上保险,而且当时我们没一个人系安全带。那个农民将事故通报给犹他州电力公司之后过了大约二十分钟,他们才关掉了流经电线的致命电流。爸爸这才从旅行车里把母亲抱了出来,我看见她的脸——她的眼睛藏在李子大小的黑眼圈下面,柔和的五官变得肿胀扭曲,有的地方拉长了,有的地方收缩了。

        我不知道我们怎么回的家,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回的家,但我记得那座山在晨曦中泛着橙色的光芒。一回到家,我就看见泰勒把一口口红色血水吐到卫生间洗手池里。他的前门牙猛撞上方向盘错位了,所以牙齿朝后向上腭突起。

        母亲被抱到沙发上。她喃喃地说,光线太刺眼了,于是我们把窗帘拉上。她想待在地下室,那里没有窗户,于是爸爸把她抱下楼。几个小时里我都没见到她,直到那天晚上我打着暗淡的手电筒给她送晚饭。见到她时,我都快认不出她了。她双眼呈深紫色,深得发黑,肿得让我分不清是睁着还是闭着。她叫我奥黛丽,甚至在我纠正了她两次后依然如此。“谢谢你,奥黛丽,只要黑暗和安静,就很好。黑暗,安静。谢谢你!过一小会儿再来看我啊,奥黛丽。”

        母亲整整一周都没从地下室出来。她的脸肿得越来越厉害,瘀青也越来越严重。每天晚上,我都确信她脸上的痕迹不可能更触目了,但每天早晨,不知为何她的脸却更黑更肿。一个星期后,等太阳下山,我们关上灯,母亲上楼了。她的额头就像绑着两个东西,大得像苹果,黑得像橄榄。

        没有人再提医院。做这种决定的时刻已经过去了,再谈论这些,就是重温车祸发生后的愤怒和恐惧。爸爸说反正医生也帮不上她什么忙。她的生死掌控在上帝手中。

        接下来几个月,母亲用许多名字称呼我。她叫我奥黛丽我倒不怎么担心,但我们交谈时她把我叫成卢克或者托尼,就让我很不安。全家人包括她自己一致认为,自从车祸后,她便再也不复从前。我们孩子都叫她“浣熊眼”,觉得这个外号很好笑。她有黑眼圈已经好几周了,我们早习以为常,以至于开起它们的玩笑。当时我们丝毫不知道这竟然是一个医学术语。浣熊眼,严重脑损伤的征兆之一。

        泰勒被内疚吞噬。多年以来,他为这次事故,之后又不断为此事造成的每一个决定、每一声铿锵有力的回响责怪自己。他紧紧抓住那一刻和之后的一切后果,仿佛时间本身起始于我们的旅行车驶离公路的那一瞬,没有历史,没有缘起,没有任何外力,直到十七岁的他在开车时睡着,时间才被开启。即使是现在,只要母亲忘记了任何不管多么微不足道的细节,他的眼里就会流露出那个神情——他在撞车后的神情,他自己嘴里流着鲜血,对现场遍览无遗,他用目光扫视着他自认为出自他手且只出自他手的这幕作品。

        而我,我从不把那次车祸归咎于任何人,尤其是泰勒。那只是众多事件之一。十年后我的理解会发生转变,我沉重地步入成年,那之后,那次车祸总会令我想起那些阿帕奇女人,想起汇而构成人一生的所有决定——人们共同或者独自做出的那些决定,聚合起来,制造了每一桩单独事件。沙粒不可计数,叠压成沉积物,然后成为岩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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