肃顺得友帮助，一步迈入官场的这段故事，见之于野史。野史中总有不少虚构的成分，它的价值在于勾勒出了肃顺的成长轨迹，也部分解释了，为什么肃顺的价值观和做事方式与其他八旗子弟有所不同——因为他们的生活环境迥异，肃顺没有天然地享受锦衣玉食的权利，他必须靠自己的奋斗去闯出一条新路。

        在正史中，肃顺的仕途似乎没有野史中那么离奇，他先在侍卫处任职，以后逐级迁升，直至到达上层，成为一名朝士（即中央官员）。肃顺的记忆力非常强，只要看到别人一眼，就能记住对方的样貌，凡是亲自处理的公事公文，即便若干年后，也仍能列举出其中的字句，为一般同僚所不及，加上又敢作敢为，他能在已普遍庸碌的满臣群体中脱颖而出，并不是一件值得奇怪的事。

        自金田起义之后，在京朝士即分为两派，一派喜谈科名，讲求学问，称为科名派；另一派有志于功名，以左右时政为能，称为功业派。科名派由于无补于实际，所以不为皇帝所看重，不过视之为文学侍从之臣而已。在皇帝的亲自示范和影响下，当时京师风气普遍推崇功业派中的贤达人物，比如文庆以及继之而起的肃顺。

        肃顺在文庆掌权时便已渐渐崭露头角，不过文庆本身就是个能断大事、气势如虹的能臣，有他在，肃顺的发言权有限，及至文庆病逝，肃顺才有机会成为功业派的领袖、朝中炙手可热的第一权臣。咸丰在热河喝奶茶时，连碗盖都是由陪侍在旁的肃顺所揭，其与皇帝关系之亲密，手中权势之熏灼，不难想见。

        祁寯藻、彭蕴章之辈明明自己是汉人，却偏偏排斥提防汉臣同僚。身为满人的肃顺与之相反，他与文庆一样，认定在天下大难的非常时期，非依靠和重用汉人不可，经常说：“满人糊涂不通，不能为国家出力，惟知要钱耳。国家遇有大疑难事，非重用汉人不可！”在这方面他甚至有些矫枉过正，相传肃顺在执掌部院时，对所属旗籍司官多呼来喝去，待之有如奴隶一般，而对汉员则极为谦恭，他的解释是：“咱们旗人浑蛋多，懂得什么？汉人是得罪不得的，他那支笔厉害得很。”

        咸丰年间，湘军是唯一能够替代绿营的最具战斗力的汉人军队。对于这一点，肃顺自然不会漠然视之。实际上，他的幕僚有不少都与湘军集团有着密切关系，有的甚至原来就是湘军集团中的一员，比如在著名的“肃门五君子”中，高心夔就曾效力于曾国藩幕府，其他如王闿运等人也或多或少与湘军有着联系。

        通过“肃门五君子”的汇报和对其他渠道信息的掌握，在祁寯藻、彭蕴章等人尚糊里糊涂的时候，肃顺就知道官军能战者皆出自于湖南，要战胜太平军，必须扶持湘军。他也打心眼里钦佩曾胡等有能力有战功的汉臣，平时与人谈论，对曾国藩的识见度量、胡林翼的才能谋略皆赞不绝口。

        文庆曾极力维护胡林翼，相比之下，肃顺给湘军的帮助更大，其间，他或亲自出马，或通过“肃门五君子”穿针引线，给湘军帮了许多大忙，远者如左宗棠的“昭雪”，近者如曾国藩被授两江总督。甚至曾国藩克复安庆之役也有没离开过肃顺的支持。当时曾国藩在皖南屡战屡败，被困祁门，朝中不少人进行弹劾，眼看就要对曾国藩不利，肃顺大声说：“胜败乃兵家常事，临敌易帅为兵法大忌（就算觉得曾国藩打得不好），也应该（让他）戴罪立功。”因为肃顺的这句话，曾国藩才得以免除外界干扰，一心一意地专注于指挥军事。

        有些不明内情的人以为曾国藩在朝中靠的是他老师倭仁，其实倭仁学问固然很深，但他这类科名派并不受咸丰垂青，真正在朝中能够为湘军出力也愿意出力的还是肃顺。

        咸丰生前，肃顺能够说服他授曾国藩以江督，是一件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大事，因为曾国藩曾是咸丰最不信任的汉臣，如果连曾国藩都能够出任督抚，兼掌军政两权，其他湘军将领继续出任督抚也就不难了。咸丰驾崩后，朝政由肃顺等八大臣执掌，肃顺大权在握，用全面依靠，代替了过去对于汉臣使用、限制的旧有方针。湘将的擢升也由此被推向了一个高潮，在短短两个月内，江忠义（江忠源的族弟）、彭玉麟、李续宜等人相继被破格提拔为巡抚，其中彭玉麟、李续宜原先只是按察使，江忠义更仅为道员，从区区道员到巡抚，中间已超越了数级。

        据统计，咸丰朝的实缺除漕督、河督外，共设八个总督、十五个巡抚。在那段时间里，湘军集团竟占去总督缺两个、巡抚缺七个，分别占四分之一、近二分之一，比例之高相当惊人，另外湘军集团还有两名差大臣的实缺，尚未计算在内。

        如果肃顺一直掌权，对曾国藩和湘军而言显然是有利的，但宫中云谲波诡的权力斗争很快又为其增加了新的变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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