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英签约时，尽管英国公使额尔金很是傲慢无礼，但奕訢仍尽量克制，整个过程中“十分谦恭有礼，看上去温和又不失智慧”。其后中法签约，当仪式结束时，他主动起身走向法国公使葛罗、陆海军统帅孟斗班，并且和二人热情握手。法国人没有想到堂堂亲王、皇帝的弟弟，竟然会主动按照西洋习惯与之握手，都感到既惊讶又高兴。

        签完条约，奕訢与两国公使进行互访，其间他不仅“越发和善，竭力向联军表明他的诚意”，还再一次主动邀请法国公使在他带领下参观紫禁城。后者实际上是奕訢所采取的一种分而制之的策略，因为法国代表没有英国代表那样咄咄逼人，而且他知道英法之间存在一定矛盾，所以便在不得罪英国的前提下，故意亲近法国。

        英法虽然答应签完条约就将军队撤离北京，但他们可以借故拖延撤退或再横生枝节，奕訢的应对得当，起码在一定程度上制止了出现这种意外的可能。

        通过这次对外交涉，奕訢得出了一个独特的见解：“驭夷之法，若能与决战，则制其强悍；不能战，则遂其贪婪。”

        道咸年间，皇族子弟和士大夫能够洞察天下大势者甚少，同样是面对战败和被迫签约的结局，有的依然虚骄，继续做剿夷派；有的被吓得一蹶不振，成为抚夷派；其他还有非剿非抚或亦剿亦抚的骑墙派、先剿后抚的转化派；等等。奕訢作为和议的主持者，个人蒙受的屈辱比谁都大，但在看清时势后，他却能够迅速从“剿夷与抚夷”的狭隘圈子中跳出，开始用新的眼光来观察世界。

        第二次鸦片战争横跨达四年之久，作为这四年战争和交涉的产物，《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的条款虽多，但最主要的还是北京驻使和长江通商。奕訢等人已经认识到，驻使和通商虽是列强单方面强加的要求，然而对中方而言，它们既可以为祸，也可以为福，全看中方自己是否能够振作。换句话说，如果国家能够实现中兴，则这些条款其实对中西双方都存在有利之处。

        奕訢聪颖通达，明辨是非，被称为“清朝后百年宗室中之贤者”，不过他也有着自道光以后爱新觉罗家族子弟几乎共通的毛病，即缺乏作为政治领袖应有的气魄和胆识，在这方面，文祥起到了很大的辅助作用。

        文祥进士出身，曾因京察考核优等，被“记名道府”，也就是有机会到地方任行政长官乃至成为督抚，但因为有老母在堂，不愿远行，所以请求留京任职。他虽然在六部的任职只是侍郎，但实际已为军机大臣兼内阁学士，不然咸丰也不会在出逃热河时特命他署步军统领，负责内城守卫。

        自和议期间奉命留京起，文祥就成为了奕訢的得力助手。举行签约仪式时，他也是除奕訢之外洋人所关注的重点，洋人对他的描述是“一个一品老官，留着长胡须，眼神中闪烁出矍铄与睿智”。

        文祥办事认真负责，不怕别人的批评，被认为是文庆之后最能干和最有魄力的满臣，有人甚至把他与“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北宋大政治家范仲淹相提并论。在文祥的支持和鼓动下，奕訢、文祥、桂良等人联名奏请设立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简称总理衙门），并由奕訢亲自兼任领班总理大臣。

        鸦片战争前，中国没有专门的外交机构，只有理藩院和礼部对周边的藩属国、少数民族进行管理。鸦片战争后尽管设立了五口通商大臣，然而既非正式官衔，也无专署，而且所办外交事务仅限广州一口，其他各口均由当地官员直接处理。这种本身就蕴含着重大缺陷的体制非但没有起到积极作用，反而引起了更多的中西摩擦，在一定程度上恶化了《南京条约》之后中国所面临的国际形势，第二次鸦片战争即由此而起。

        总理衙门只能算是外交部的雏形，本身有着许多遭垢病之处，但它确实提高了外交部门的地位，在避免中外决裂方面更是起到了很大的缓冲作用。此后，中国有三十多年都处于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之中，总理衙门功莫大焉。

        与此同时，奕訢、文祥等人也在积极谋求中兴之道。如何实现中兴？师夷长技以制夷！这是鸦片战争失败后，林则徐的好友魏源提出的杰出思想，令人遗憾的是，真正能够认同这一思想的人极少，更不用说实践了。直到二十年后，它才重新找到了知音，奕訢、文祥等人也因此成为所谓洋务派最早在中央的代表。

        史家定评，在咸丰逃奔热河不归期间，若不是奕訢、文祥等人内外维持，“则大局糜烂，早已不可收拾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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