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澍担心自己一旦不在人世，家庭将无人照料，因此他不仅要与左宗棠联姻，并且还托之以家事。对陶澍的托付，左宗棠既感动又吃惊，但他当时根本不敢答应，所有这一切还是在陶澍死后才实现的。

        陶澍的见识和勇气得到了回报，他没有看错左宗棠，从才能到为人。

        见左宗棠推辞，陶澍不由分说：“你不要以为是高攀了我，你以后所能取得的功业，必在老夫之上。”

        即使是在英法进京换约期间，咸丰的主要关注点，仍集中在国内的南方战场。

        俗话说得好，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但具体到左宗棠身上，伯乐几乎就是组着团扎堆而来。道光年间显山露水的名人，包括林则徐在内，贺长龄、贺熙龄、陶澍等无不对之器重有加。

        一串“大户”吃下来，石达开转道湖南。不过在湖南，他将与一个军政奇才狭路相逢，这个人就是被林则徐生前视为衣钵传人的左宗棠。

        一个很明显的事实是，曾国藩所部不过才一万人，而且皆为湘军中的二三流部队，石达开反过来还被追得到处跑。当然，曾国藩要想马上消灭石达开，也是件很难办到的事。

        这副对联不但气势磅礴，倜傥豪放，而且恰到好处地将“印心石”嵌入了进去。原来陶澍老家门前有一条江名唤资水，水中央有一块正方形的石头，酷似一方印章，当地人称之为印心石，陶澍小时候读书的书房也因此被取名为印心石屋。有一次陶澍入朝进见道光，道光不仅问到印心石屋，还亲笔写下“印心石屋”四字赠予陶澍。这是陶澍生平引以为豪的一件事，如今看到家乡人以此典故来迎接自己，自然激动不已。

        照这么说，你也准备就地在浙江固守城池？曾国藩说不，我不守城池，我去安徽，因为“金陵给养，全靠安徽提供，安徽乃太平军必争必救之地”。

        贺熙龄是贺长龄的弟弟，清末的知名学者，经贺长龄介绍，他成了左宗棠的老师。与其兄一样，贺熙龄对左宗棠的期望值也出奇地高，曾以“万里江山眼底横”一句相赠。

        石达开早已不是湖口之战时那个年少老成、稳扎稳打的年轻主帅，他越来越急功近利。曾国藩一语道破石达开如今的弊病所在：“他已经与北方的捻军一样，成了流寇，算不上能做大事业的人了。”

        贺长龄为“实学”健将，出任过云贵总督，他见到左宗棠时，左宗棠还只是个十几岁的少年，然而贺长龄却称这位少年为“国士”，并且千叮咛万嘱咐，说现在天下人才异常匮乏，你以后千万不要捡着一个小官就去当，那样只会埋没你的才华。

        就像是已经被预先算好命一样，石达开的进军路线，完全朝着曾国藩所设定的“流寇路线”在走。自出走安徽后，他先去浙江，接着进入福建，中间还曾现身于江西，但是到哪里都待不长，也立不住脚。

        曾国藩虽然在战术和临场指挥上难言出色，但他不愧为一个极其优秀的战略家，他能看到的东西你看不到，你就被他比了下去，双方已经不能站在同一个层次弈棋论道了。

        长此下去终究不是办法，曾国藩向咸丰建议，“流寇”没有后方根据地，攻打城池是其获取给养的主要来源，就是不去追，他也一定会来，所以只要守着城池就行了。

        人是要吃饭的，人多了吃饭的嘴自然也就多了，石达开无心经营地方，大多是吃光一地，再腾窝更换另一家，这也是他一直跑来跑去的一个重要原因。

        左宗棠和胡林翼的情形不一样，胡林翼出身官宦，做陶澍的女婿至少是门当户对。左宗棠家境很差，此时亦不过是个教书先生，而陶澍却是名满天下的两江总督，又是长辈，二人要成为亲家，即便在自我期许极高的左宗棠看来，也是难以想象的一件事。

        与此同时，由于孤悬东南，与在江西时相比，湘军在人员和给养补充上并未有根本好转，曾国藩在征战方面仍然存在着很多他自身难以克服和解决的困难。

        陶澍只有一个儿子，年纪尚幼，他一死，等于倒掉了顶梁柱，孤儿寡母顿失倚靠，周围的族人邻里全都盯住了他们家那点财产。身为女婿的胡林翼又常年在外，不可能事事照顾得到，全凭左宗棠一人帮着料理，陶家才保无恙。

        石达开如今奉行的不再是精兵主义，而是“人多主义”。每至一地，他都要大量招兵，可是由于未进行过系统训练，导致新兵大多缺乏作战经验和技能，连与官军正面作战都不敢，所谓三十万其实是个含有大量泡沫的数字。

        用来对付石达开的是曾国藩。石达开沿途裹挟，去的省份多，招的人也多，多时号称三十万大军，而当初太平军初兴，刚到湖北时也才不过十万人，但尾追于后的曾国藩却对石达开越来越轻视。

        对官军而言，南方战场上最具威胁的一共有三个人，除了因三河之役而新近崛起的陈玉成和李秀成以外，就是另立门户的石达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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