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这样的旨意早已不是第一次。吴文镕在武昌告急时，咸丰就曾接连三次下旨，命令曾国藩派湘军赴鄂。咸丰当时并不像吴文镕、江忠源一样看重湘军，纯粹是拉一个算一个，拨到碗里便是菜，有总比没有好，而湘军也并非担当主力，只是给同样被征调的湖南绿营打个下手而已。

        可是接下来咸丰就没办法保持冷静了。

        自吴文镕在黄州战败自杀后，武昌告急，咸丰第三次给曾国藩下达“刻日开行”的圣旨。由于前面连续遭到回绝，让咸丰都有了一种强烈的挫败感，他不知道这回曾国藩给他的会是什么，难道又是一大堆无法拒绝也无法反驳的理由？

        咸丰闭起嘴，不再瞎叨叨了。

        人的身价不一样，跟他说话的口气都得变。咸丰很少夸人，此番却破例给曾国藩送来了高帽子：“朕知道你向来为人忠诚，且有胆有识，相信你一定能够顾全大局，不辜负朕的重托。”

        皇帝多虑了。就在他发出谕旨的同一天，对方已经倾巢开拔，在战船刚刚赶造下水的情况下。

        这条理由狠狠地将了咸丰一军，让他顿时傻了眼。本来指着湘军出省打仗，结果拔出萝卜空出坑，还得再找支部队去擦屁股，那倒还不如让他们一手一脚料理完算了。

        那一次，因太平军撤围，让曾国藩得到了自动豁免的机会，曾国藩事后对自己逡巡不进的解释也得到了咸丰的谅解。曾国藩说，我的水师还没练成，暂时没办法跟太平军较量，等我把这个难题给攻克了，一定亲自率部出击。

        关键还是要用人，而不是骂人，因此在结结实实给了两棒之后，咸丰又用上了幼儿园阿姨哄小朋友的口吻：“朕想，你既然能自担重任，创建水师，肯定非胆小之辈可比，赶紧设法赴援吧，能早一步，就可以得到早一步的好处。”

        唯一有希望遏制这一趋势的就是湘军水师。于是咸丰再次把目光投向曾国藩，这次不是打下手，而是作为救命稻草一样的主力。他催促曾国藩尽快率水师与江忠源会合，以对来势汹汹的太平军进行水陆夹击。

        按照林凤祥和李开芳的原计划，是想撤往保定，这样还可以再换个方向后，再度对北京发起攻击，但由于僧格林沁追得急，只得改道继续南奔。1854年2月7日，太平军经过河间府，发现这里的束城镇周围树木茂密，村庄密集，比较适于防守，便赶紧就地据为营垒，以凭险对抗始终无法摆脱的蒙古骑兵。

        清代自有水师以来，分为内河水师和外海水师，此外还有二者特征兼备的广东、江浙水师。长江水师是个新事物，以前从来没有人提过，这让咸丰眼前一亮，他也已经意识到沿江战场正因为缺乏水师，才导致局面如此被动，所以建立水师是第一要务，的确比配合绿营都来得紧急。

        他还找到了一条理由，汇报说衡阳一带尚有一股起义会党未扑灭，而这股会党乃“湖南巨患”——你硬要调我走也是可以的，只要你能另外找到“征剿”会党的替代部队。

        咸丰差点给气乐了：“你以为你是谁啊，这么人五人六的，好像南方诸省离了你都不行似的，你觉得以你的才力配吗？”

        刚刚扎好营，僧格林沁便尾随而至，但他只远远包围，不敢贸然进行攻坚。

        两个月后，太平军水营频频出击，“千里长江，任其横行”，沿岸官军就是看见太平军的战船也不敢主动交战，只能祈求对方不是奔自己来的。

        “忘记你做礼部侍郎时写的谏议书了吧？说这个不行，那个不妥，什么都不放在你眼里，可轮到自己，还不就是一副畏葸的熊样！”咸丰有理由怀疑曾国藩背后的实际能力，认为他之所以推三阻四，很可能是为临场怯懦所找出的借口。

        这仍然是一支仓促成军的部队，但江忠源、吴文镕的接连战死，前线形势的日趋恶化，以及朝廷急如星火的催促，都不会再给曾国藩留下继续打磨的时间，他必须出发了。

        胜保开始还稀里糊涂，搞不清楚突围的太平军究竟到哪儿去了，等接到通知后，才气喘吁吁地率领骑兵赶到束城。来了之后，也唯有干看着，原因跟僧格林沁一样，没有上大炮。

        然而曾国藩似乎铁了心，他软硬不吃，无论是大棒还是胡萝卜。一句话，反正我的水师没有练成，出去也是白给，你说我畏葸就畏葸，胆小就胆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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