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王鼎这么一个老愣头青，朝中诸臣都心知肚明，要找林则徐别扭的是道光本人，只要道光不松口，林则徐就必须在新疆继续过他的“雪窖冰堂”生活，所以王鼎究竟是怎么死的，几乎没有一个大臣不知道内幕，但没有人会傻到像王鼎那样自讨苦吃和自找不是，穆彰阿的担心实在很多余。

        虽然道光并不知道王鼎是要以自杀来实施尸谏，但舆论对林则徐完全一边倒的支持，不能不对他的思维和决策产生影响。在王鼎死后三年，实际也是鸦片战争结束后三年，道光发出谕旨，宣告结束林则徐的流放生涯。

        按照惯例，林则徐需要进京请训，就像邓廷桢他们一样，但是仅仅两个月后，道光就改变主意，命其不必来京，而直接以三品顶戴暂代陕甘总督。从这之后，一直到道光去世，君臣二人都再未见过一面。

        或许道光是害怕因此想起鸦片战争前他在京城召见林则徐时的情景，那足以再次触动他内心深处最敏感的神经。

        时间的确是一剂良药，然而并不能包治百病。

        在很大程度上，道光重新起用林则徐是被舆论所逼，他不会再像从前那样视林则徐为“天下第一能吏”，尤其是跟洋鬼子打交道的广州一带，再不敢派林则徐前去。

        尽管签订了《南京条约》，但广州方面的交涉仍是朝廷要面对的最大难题。洋人得了便宜还卖乖，没事老是要过来串门，道光对此是既恨又怕。恨就不要说了，怕的是他既无能力也无把握组织反击——连夷船和洋枪洋炮都仿造不出来，会打成什么样子，可想而知，就不要去白白浪费银子了。

        现在谁能够在广州办好洋务，把洋人们堵在门外面，谁就毫无疑问是道光心目中的能吏。先是伊里布，去了之后内外交逼，没几个月就给活活累死了。接着再派耆英。耆英吸取伊里布的教训，在广州实行的是“民夷两安”政策，说穿了，就是走平衡木，一方面尽可能安抚内部，另一方面避免与洋人发生争端。为了达到后面这个目的，他除签了一堆“糊涂条约”外，还不忘跟洋人说好话，套近乎，有时甚至做到很肉麻的程度，据说他给英国公使写的私信，语调和用词跟情书差不多。

        对“糊涂条约”的严重性，限于文化的隔阂，道光对很多地方不明就里，他只知道自《南京条约》后，他没有再割地赔款，而且局面相对稳定，这就不错了。

        1845年3月，时任两广总督的耆英被授以协办大学士，终于到达了一个被道光充分信任和看重的高度。

        可是耆英的平衡木也没能玩太久，确切地说，仅仅几年。

        鸦片战争前，英商都集体居住澳门，从事进出口贸易都需通过广州的十三行代理，他们自己不能擅自进入广州。鸦片战争后就完全不同了，按照《南京条约》的规定，十三行的垄断特权被予以废除，不仅英商可以自由贸易和自由出入广州，英国政府也有权在广州派驻领事，专理商务事宜。

        英国人要进城，广东人不让进城。耆英到广州后，璞鼎查曾要求入城，耆英一看，老百姓闹得太凶，根本不敢答应。之后璞鼎查拿到“糊涂条约”，得到了更多好处，也就没有再强逼下去。

        两年之后，英方代表换成了公使德庇时。德庇时旧事重提，耆英仍然一推再推。这次人家不干了，说你既如此不守信用，那我们就一起赖皮，不让我进广州是吧，那好，定海你也别想要了。

        耆英无奈之下，只得跟德庇时签了一个“归还定海条约”，明确承认英国人有入城权利。可是德庇时聪明过头，他忘了在条约上加个时间限制，这就给了耆英继续拖下去的借口。

        德庇时是个汉学家，研究中国多年，号称“比中国人还了解中国”。他深知这个东方国家的弊病所在，没过多长时间，有几名英国人在佛山遭到百姓袭击，他便以此为由，派英军进入虎门炮台，“毁炮枢而塞炮眼”，并且做出了要再攻广州的样子。

        眼看着鸦片战争似乎要重演，耆英惊惧万分，被迫向德庇时发出照会，同意在两年后践行条约。

        这个照会让耆英从“民夷两安”中清醒过来。两年看似很长，其实一眨眼的工夫也就到了，到时难保粤民不挑事，挑完了事，英人再动武，皇上再怪罪，自己还是得吃不了兜着走。

        耆英不是张喜那样可进可退的小老百姓，你让他“富则妻妾成群”可以，要他“穷则独善其身”就免了。倒算着日子，耆英越来越焦虑，他开始让人在京城活动，以便游说道光，好将自己调回北京。

        在道光方面，尽管他对耆英的表现总体感到满意，但耆英在广州的一再示弱举动，在他看来并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所以也有把耆英暂时换下来的打算。有人一提议，他也就顺势答应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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