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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大宋之变(1063~1086)36、病榻上的宰相

36、病榻上的宰相

        

居家拜相第一人



        元祐元年(1086)闰二月的开封政坛经历了一场温和的大换血:二日,蔡确罢相出知陈州,司马光出任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为首相;四日,吕公著出任门下侍郎,成为第一副宰相;十八日,吕大防出任尚书右丞;二十三日,章惇罢知枢密院事;二十七日,范纯仁被任命为同知枢密院事,成为枢密院的二把手,正式进入中央领导集体。神宗旧相中战斗力最强的两个—蔡确和章惇都被赶出了中央,力量大为削弱。司马光、吕公著的提升,范纯仁、吕大防的入阁,再加上二月底新成立的“详定役法局”中的韩维、孙永两位,主张改革王安石—神宗弊政的力量得到了空前加强,中央的新旧力量对比出现了明显的转折。当然,台谏官显然并不满足于此,他们乘胜追击,穷追猛打,向仍然在位的次相韩缜等人发起了密集攻击。到了四月初二,韩缜也下台了。

        司马光的宰相任命仪式非常特别—太皇太后直接派人把告身和敕书送到了司马府上,拜相于私邸之中,这在宋朝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司马光的身体状况,自元丰五年(1082)正月中风以来,就一直在走下坡路。元丰八年三月,神宗突然驾崩之后,他接受太皇太后的嘱托,重返政坛,出任副宰相,夙兴夜寐,日夜操劳,一直支撑到元祐元年正月二十,终于病倒,“以疾谒告”;二月下旬,病情略有好转,胃口也比之前好些,只是身体虚弱,容易疲乏,足部肿胀生疮,步履艰难,只能拄着拐杖在房间里走几步,无法正常出席朝会活动,只好在病榻之上通过书信参与国事的讨论与筹谋。闰二月初二,是司马光病休的第四十二天。任命发布的当天,太皇太后派礼宾司的官员先行前往司马府上通报,请司马光出来接受任命。让太皇太后没有想到的是,这样简单的礼仪,司马光病弱的身躯竟也无法完成。司马光上表请辞。六日,太皇太后派出更高级别的礼宾官将任命文书送到了司马府上。司马光深感不安,第三次上表恳辞。第二天,太皇太后又派亲信宦官携带亲笔书信前往,敦促就职。最终,司马光只得含泪接受。

        一直到五月十二日,司马光才在儿子司马康的扶持之下,出席了延和殿的帘前办公会。此后,经太皇太后特许,每三天一次,司马光乘轿到宰相府集合中央领导集体议事,开始正式主持朝政。

        对于礼仪秩序的尊重是司马光生命的底色,纵然事急从权,然而,不能行礼如仪,还是让司马光感到万分不安。对于有些人来说,制度只是用来约束别人的把戏—他们服从制度,只是因为暂居人下;一旦大权在握,便会恣意妄为,把制度踩在脚下。司马光则不然,他对秩序的尊重是发自内心的。按照宋朝制度,告假百日停发俸禄。到了四月,司马光告假满一百天,随即停止领取俸禄。司马光虽然名义上在休病假,可是他哪有一天停止工作?太皇太后听说,无限感慨,亲自下旨,指示有关部门“宰臣司马光特旨给假养病,俸禄正常发放”,并且特地让人把这份文件抄录了一份送到司马光家里,以慰其心。太皇太后的好意,司马光只愿心领,他对太皇太后说,“百日停俸,著在旧章”,他身为首相,“当表率百僚,岂敢废格不行?”这就是司马光,这才是司马光,在道德上,他是真正的凛凛松柏,寒温不能改其节!

        太皇太后之所以坚持要把权力交给一个病榻之上的老人,是因为这老人是她本人和万千官员百姓心中的“司马相公”。司马光的个体生命,已经和政策调整,甚至大宋安危紧紧地捆绑在一起。他的健康成了政治风向标。追随者担心,“万一事有不幸,司马光撑不下去了,那么,太皇太后陛下的仁政便难以为继,老百姓的疾苦便无法解除,陛下所提拔的善人君子也将遭人陷害!”反对派庆幸司马光年老病重,“望望然幸光之死”,期待他早日去逝,政策调整赶紧结束。

        一个国家的命运竟然维系在一个病弱的老人身上,恐怕很难说是幸运。这份沉重,又岂是司马光承受得起的?!一人身死不足惜,国运兴衰岂可忽?!在得知太皇太后欲任命自己为首相的第一时间,司马光向太皇太后建议,请老臣文彦博(1006~1097)回朝来稳定局面。文彦博八十一岁,健康状况良好。司马光所看重的,除了他丰富的政治经验,更重要的是其平衡能力。“自古为人臣者,或得于君而失于民,或得于民而失于君”,很难做到两全。比如司马光自己,在神宗朝便是“得于民而失于君”,只能赋闲养志。而文彦博却能做到“上得于君,下得于民”,“君赖之如股肱,民依之如父母”。有文彦博坐镇护航,吕公著与范纯仁掌舵,那么,即便司马光离世,大宋这艘大船也应当可以顺利地走过路线调整的险滩!这封札子关系重大,司马光亲笔书写,甚至对司马康都没有透露,司马光请求太皇太后:“如果能接受我的请求,请不要对任何人提起这是我的建议。如果我的首相任命已经进入程序,难以无故换人,那么,我可以公开上表保举文彦博,然后陛下只要把我的上表批示下发即可。”这个建议,太皇太后并未接纳。没有谁可以取代司马光!

        

“若作和羹”



        商王武丁是著名的贤君,他的王后是女将军妇好,他的宰相傅说则是贤相的代表。傅说做宰相的基本原则,来自武丁的教诲。武丁说,做宰相,“若作酒醴,尔惟曲糵。若作和羮,尔惟盐梅”。这也是司马光所信奉的为相之道,他对武丁的话做了进一步的解释:“酿酒需要酒曲和酒米,曲子过多会太苦,酒米过多会太甜。制作和羹需要用盐、梅调味,盐放多了会太咸,梅子放多了会太酸。调和适宜,最为难得。好宰相为政,无论大事小事,都要努力在宽松与紧张之间寻找平衡,做到平和允恰,让方方面面都合适,这才是好。”酒曲与酒米、盐与梅这些不同的东西以合适的比例混合在一起,才能酿出美酒、熬成和羹;朝堂之上多元共存,异论相搅,和衷共济,才能产生美好的政治。这其实就是儒家的“中庸之道”。

        眼下宋朝的政坛风气已经远远地背离中庸之道。重返开封之前,司马光就明白,这朝廷早已不是教育他成长、锻炼他成熟的那个朝廷;如今九个月过去,现实更让他深刻地领教了过去十八年给大宋政坛带来的改变。

        第一个给司马光当头棒喝的,正是蔡京。司马光要改雇役为差役,蔡京竟然就能够在五天之内给他想要的结果。当时,司马光还口头表扬过蔡京。可是后来揭露出来的事实却证明蔡京在中间玩了多少猫腻!范纯仁说的是对的,“如今这些官员执行起上级命令来,根本就不理会老百姓的利害疾苦,他们甚至会公开扬言‘我只知道执行命令,哪里管得了其他!’”只要上级满意,这就是他们的原则—这“原则”实在是太可怕了。像蔡京这样的人不是一个两个,而是很多。成都府路的绵、汉两州从来都没有过“乡户衙前”这个役种,可是,成都府路的转运判官蔡朦在接到中央役法改革命令之后的两个月内,竟然就“创造性地”把“乡户衙前”役种在绵、汉两州摊派开来。上面要差役,我就给你差役。多么有效率啊!

        中央的“役法改革诏”中明明写着,“若有妨碍,即具利害擘画”,允许地方官根据本地的实际情况提出适合本地的实施细则。既然绵、汉两州本来就没有过衙前摊派,那么就直接上报中央不好吗?蔡朦为什么不报?作为一名在王安石时代成长起来的官员,他已经习惯了不折不扣、甚至变本加厉地完成“上面”交下来的任务;而他对中央政策的理解也很简单—司马光上来了,就是要反对王安石。至于中央文件里说的什么“因地制宜”,在蔡朦看来,都不过是套路而已!

        每个人所能看见的,都是他心里的世界。像蔡京、蔡朦这样的人,不可能明白,司马光想要的,不是跟王安石对着干,而是要改掉王安石政策的弊端,让新政策更加符合国家与百姓双赢的原则!

        不断揭露出来的蔡京、蔡朦之流,让司马光感到愤怒、悲哀而乏力。他越来越悲哀地认识到,这些人才是当今官场的一般状况。大宋官场早已不是司马光青壮年时期所熟知的大宋官场,风气坏了。

        风气是怎样败坏起来的呢?

        让司马光至今印象深刻的,有两件事。一件是熙宁三年(1070)的王广渊事件,这是去年过世的程颢对他讲的。早在青苗法推行之前,熙宁二年初,京东转运使王广渊向本路富户强制摊派贷款,收取百分之五十的高利,引发巨大民愤。当时,程颢是御史台官,他和谏官李常一起弹劾了王广渊。神宗基本上已经被说服。然而最终,在王安石的劝解下,神宗还是决定对王广渊免于追究。王安石是如何打动神宗的?王安石说:“王广渊的为人,我不是很了解。但是,他见陛下想要追求功利实绩,便能努力跟上,来迎合圣意之所向,这种行为便值得嘉许。古代曾设有专职官员,向四方传布有关君主好恶的信息,让老百姓在行动上尽量避免惹恼君主,王广渊迎合上意,恐怕不应该怪罪。”司马光想到的第二件事,是熙宁七年的程昉事件。程昉在河北淤田,大水淹了老百姓的庄稼、坟地和田园;又谎称是当地百姓主动请求淤田的,犯有欺罔之罪。可是,王安石和神宗就因为程昉淤田为朝廷带来了“实利”,便不予追究。

        害民无所谓,欺罔无所谓,得到“实利”最重要,迎合上意最重要,这是多么可耻的想法!而王安石引经据典,振振有词。王安石所说的那个专职传播君主好恶的官职,叫作“掌交”,是战国时期人们想象中的周代官职,出自《周礼·秋官》:“掌交,手持使节,带着礼物去循行各诸侯国,宣扬周王的德行、心意、理想和关注,让他们都知道周王的好恶,在行动上避开王之所恶。”王安石直接把这段话解释成了“迎合有理”,从字面上看,并没有错。然而,以王安石之博学,他不应该不知道《礼记·缁衣篇》对于“掌交”的职责还有进一步的解释,那便是“章好以示民俗,慎恶以御民之淫,则民不惑矣”,提倡王之所好来引领民风民俗,宣扬王之所恶来防止人民放荡,人民就不会感到困惑了。程颢向司马光说起这一段时,二人都是义愤填膺,不住地摇头叹息。王安石是博学的,可惜,他的博学没有用对地方!

        神宗要打仗,王安石要“理财”,“富国”为“强兵”之后盾,两者都追求高效。怎么才能高效?下对上唯命是从。为了做到惟命是从,当然必须鼓励“迎合”。朝廷树立的标杆是吴居厚这样不顾百姓死活的理财能臣,只要能够立竿见影、不折不扣地执行中央命令,增加朝廷国家的收入,便会得到褒奖提拔;是否会损害百姓利益,已经变得无关紧要。上行下效,风气焉能不坏?!

        神宗朝十八年,“风俗颓弊”,士大夫的精神气质彻底败坏了。在绩效第一的政策之下,官员们习惯了欺上瞒下,来博取上级的欢心。一味追随的人被视为智者,独立思考、敢于批评的人被视为疯子。君主厌恶逆耳忠言,臣子只为自己考虑。这条路,再这么走下去,绝对是死路一条,亡国就在眼前了。司马光忧心如焚。他遥想自己的青年时代,范仲淹、韩琦、富弼、文彦博和恩师庞籍掌政的时候,那是多么美好的年代啊!那个时候的士大夫是神清气朗、气宇轩昂的,人们心中有理想,有独立的是非判断,不论官职高卑,都自认为是顶天立地的儒者,为了江山社稷,敢于顶撞皇帝和上级。风气的颓败是很难扭转的,纵然是贵为首相—他们自有一套办法来对付你,让你昏昏然堕入算计而不自知。这一点,司马光从蔡京的身上已经领得教训。然而,今日不努力振作,明日更当堕入下流。既然占定了这个位置,也只有拼命努力,做得多少是多少了。

        

尔惟乡校



        今日之官僚积习已成,难以顿改,司马光把振作风气的希望放在了学校和科举,这是未来人才的养成之地和选拔之道。

        神宗—王安石时代,对学校和科举进行了三项重要改革,司马光的纠偏工作也围绕这三项展开。第一项,改革科举考试的内容,把考察重点从唐代以来的诗赋,转移到经义(儒家经典的阅读)和策论(对时务的观察理解应对)上。这一点,司马光是赞成的,考这些,比吟诗作赋更有价值,更贴近现实。但是,“只考校文学,不勉励德行”,司马光是不满意的。他和庆历年间的范仲淹一样,希望通过改革把道德水准引入人才的培养和考察。范仲淹的解题思路是通过学校,司马光的思路是通过荐举制—让现任官员推荐新进士,如果被推荐人后来有贪渎不法,推荐人连坐。

        神宗—王安石时代的第二项教育改革,是把王安石学派的著作当作科举考试的标准教材,垄断思想,排斥不同观点。用王安石的学术来统一思想,是神宗的主张。北宋建国以来,政治宽容,思想自由,儒学逐渐恢复成长,积累以至于神宗朝,优秀的士大夫普遍具有较高的儒学修养,他们好学深思,不迷信权威,敢于挑战传统注疏,新见迭出。王安石、程颢、程颐、张载便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对于这种状况,神宗非常不满。他对王安石说:“如今的经学理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套,怎么统一道德?我们可以把您的经学著作颁行于世,把学者统一在一套理论之下。”

        神宗下令国子监雕版印刷王安石的《三经新义》,颁行全国,作为官学教材和科举考试的标准读本。名义上古人的注疏还能用,可是有皇帝的指示在上,哪个考官不心领神会,哪个考生不想金榜题名?自此以后,“考生只要写一句话,也要引用《新义》。有的人甚至连经书都不读了,只读王安石的书,照样考得上,读得滚瓜烂熟的还能名列前茅”。就这样,在神宗“一道德、定于一”的方针指导下,依托先进的印刷技术和强大的国家机器,王安石的学术通过学校教育和科举考试以大水漫灌之势传播流布,整整十年,一代读书人都成了王安石思想的产物。

        王安石的水平,司马光并不否认,但以王学来垄断学术,钳制思想,排斥异己,则是司马光深恶痛绝的。这一点,苏轼深有同感,他痛心疾首地控诉:

        据说王安石还把儒家“六经”之一《春秋》斥之为“断烂朝报”,并赶出了科举的考场。《春秋》固然简单,但《春秋》的学习一向是配合着“三传”的,而其中的《左传》是充满了政治智慧的史书。不考《春秋》,专用《新义》,一千年的政治智慧就这样被王安石和神宗扔到了一边。这一点,必须改变。元祐元年(1086)四月三日,经苏辙建议,朝廷下令,来年科场,考试科目等一切如旧,“然而有关儒家经典的解释,可以兼取前人注疏,以及诸家议论,或者独出新见,不专用王氏之学”。

        神宗—王安石时代的第三项教育改革是关于学校的,学校的规模得到了空前的发展。科举兴而学校衰,这是唐宋之间的一个有趣现象。神宗以前,国子监招收200人,太学100人。学校不仅规模小,而且教育功能弱,学生很少在学读书,学校只是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参加科举考试的资格和录取优待。神宗把太学的规模提高到了2400人,并且让太学成为名副其实的宋朝第一学府。但是,太学的管理却走向了教育的背面—由于太学多次被卷到政治漩涡中,有关部门制定了简直比司法审判还要烦苛的制度,最终把学生管“死”了。各种千奇百怪的禁令,防范学生和老师就像防范盗贼一样。除上课外,老师不得随意接见学生,双方唯一的接触就是老师每月巡察所管的宿舍。宿舍的巡察制度就更奇怪了。宿舍是按照专业分配的,但老师负责巡察的却又不是本专业的宿舍。于是乎,老师巡察《礼经》宿舍,老师巡察《尚书》宿舍,师生双方见面,客客气气地行礼、问好,甚至一句话都不说就可以解散了。这样做的目的就是防止私人请托,杜绝贿赂发生。在这样的学校之中,“上上下下,互相猜疑,各怀心事,以求苟且免于责罚”。

        这哪里是学校应有的样子?这样的学校缺乏对人的基本尊重,因此绝不可能培养出真正的谦谦君子、忠厚长者。刘挚批评说:“学校培育人才,为首善之地,教化由此产生。即便是因为人多了要建立秩序,不能没了规矩,可是这规矩也要包含礼义。……必须要改革,取消这些恶毒的制度。”改造学校,也在司马光的计划之中,然而他的改造计划尚未全面展开,太学就出事了。这件事情的起因,是王安石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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