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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大宋之变(1063~1086)30、“黄叶在烈风中”

30、“黄叶在烈风中”

        

当仁不让



        自从三月二十三日开封百姓喊出那一句“公无归洛,留相天子,活百姓”,司马光必将入相已经成为一个公开的秘密,不满新法的人盼之如甘霖,新法的支持者畏之如洪水,却也无法阻挡太皇太后的心意。

        四月十四日,在太皇太后的坚持下,朝廷发布了司马光知陈州的任命。四月下旬,司马光上书朝廷表示接受任命,同时发函要求陈州派衙役前来迎接上任。司马光摆出了积极的姿态,而陈州方面的动作却似乎有些不够迅速,一直到五月中,还不见人影。

        五月十五日“平明”,洛阳的司马府上响起了敲门声。这敲门声在清晨的静寂中显得格外响亮。这么早,是谁呢?难道是陈州的衙役?看门人揉着惺忪的睡眼开门一看,顿时醒了,来人竟是宫中内臣打扮,原来是太皇太后的特使!使者送来太皇太后御前札子一道,内容很简单,命令司马光赴任陈州之前,先往开封“过阙觐见”,太皇太后嘱咐司马光要“早至阙庭”。太皇太后的殷切期望之情,让司马光不胜感激。可是“早”还能“早”到哪里去呢?无论如何,也是要等到陈州的迎接队伍来了才能出发的。显然,太皇太后是迫不及待了。

        本朝惯例,老臣高官调任之际,奉旨“过阙觐见”,往往是入相的前奏。也有前任宰相千方百计谋求赴阙面君,以便营求复相的。太皇太后的心意已经十分明朗。郑州知州、司马光的老朋友孙固就已经把司马光看作是候任宰相。司马光途经郑州,孙固殷勤送迎。二人促膝长谈,纵论天下事。临别之际,孙固长揖到底,郑重地拜托司马光,言道:“大人眼看着就要拜相了,请务必斟酌轻重缓急,审慎处置天下之事。”孙固的政治观点与司马光十分接近,是最初反对王安石参政的少数几个人之一,并且自始至终对新法持保留态度,但他是神宗的潜邸旧人,所以神宗对他宠遇不替。孙固官至枢密院长官,在神宗晚年和司马光一样称病退居,哲宗即位之后才又出来担任郑州知州。

        太皇太后在等待机会。五月十七日,首相王珪薨逝。王珪“自辅政至宰相凡十六年,无所建明,守成而已”,是神宗朝服务时间最长、最听话的宰相。斯人已逝,宰相府空出了一个宝贵的位置,对于太皇太后来说,简直是天赐良机。五月二十三日,司马光抵京,三天之后,五月二十六日,司马光被任命为门下侍郎,也就是副宰相。

        天下人千呼万唤的“司马相公”终于要出场了!司马光官僚生涯中最辉煌也是最富有争议的最后时光即将展开—如果没有这一段,那么司马光就只是一个被迫“在野”的批评者,是一个遭受排斥打击“而不改其乐”的贤良士大夫,铮铮其骨,磊落其心,通体透亮,没有任何瑕疵可供指摘。政治实践错综复杂,思想交锋、利益争斗、人事纠缠、风气浸染,可能是这世界上最复杂、最难以黑白分明的事情。而司马光脱离政治实践已经整整十五年了,他又是一个有道德洁癖的人,自知“禀赋愚暗,不闲吏事,临繁处剧,实非所长”,此番重返政坛,出任宰相,无异于以皎皎如明月之身投浊流而欲其清,他的内心深处,是否也有过犹豫、动摇?

        苏轼在《司马光行状》中说:太皇太后下诏任命司马光知陈州,并请他到首都来面谈。一路之上,太皇太后不断派出“使者劳问,相望于道”。司马光一到首都,就被任命为门下侍郎,官拜副宰相。司马光极力推辞。太皇太后不允许,几次颁下亲笔诏书,最后说:“先帝刚刚驾崩,皇帝是个小孩子,这是什么时候啊,您还要推辞吗?!”司马光这才不敢再辞了。照苏轼的记载,司马光本来是不打算接受门下侍郎任命的,要不是太皇太后极力相请,责以天下大义,司马光也许会推辞到底。

        持类似说法的,还有司马光的哥哥司马旦的传,《宋史·司马旦传》描述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

        司马旦与文彦博同庚,比司马光年长十三岁。司马光住洛阳,司马旦在老家夏县,司马光每年回一趟夏县给哥哥问安,有时候司马旦也到洛阳来看弟弟,兄友弟恭,始终无间。《司马旦传》说:“凡司马光平时所讨论的天下事,司马旦都有帮助。”从《司马旦传》的记载来看,司马光在是否出任宰相的问题上是相当纠结的,如果没有哥哥这一“推”,他也许就真的不会接受门下侍郎的任命了。

        然而,这两条记载,却恐怕都有夸张的嫌疑。朝廷发表司马光为门下侍郎是在五月二十六日,二十七日司马光打了第一道辞让报告,太皇太后接获之后,于二十八日派宦官吴靖方前来,敦促司马光接受任命。吴靖方的传信,并未打消司马光的辞职念头。他随即拟好了第二道辞让报告。正在司马光誊抄辞让报告的当口,太皇太后的特使宦官梁惟简送来了太皇太后的手诏。拜读手诏,司马光打消了辞让念头,所以这第二道辞让报告并未发出。应当是在三十日,司马光接受任命,正式出任副宰相。也就是说,从任命发布到司马光就职,前后最多四天,司马光只提交了一份辞让报告,而太皇太后那边,前后来了两拨特使,一传口谕,一送手诏。时间如此之短,远在夏县(或者洛阳)的司马旦怎么可能有机会劝说司马光?《司马旦传》的记载不免失真,而苏轼的文字文学色彩也未免过于浓厚了。

        在司马光的心中,官职意味着责任,官职愈崇高,责任愈重大。他决定是否接受任命的标准,一是是否志同道合,最高统治者要认同自己的施政理念;二是是否德配于位,自己的能力要符合职务要求。仁宗朝,他先被任命为知制诰,后又得到谏官一职。知制诰人人羡慕,司马光自忖文采稍逊,才思不敏,无论如何也不肯迁就;谏官以批评为职业,而司马光自认无人能出其右,曾无一辞。神宗曾许以枢密副使的高官,要换取他对王安石新法的沉默,司马光坚拒,神宗无奈,只得收回成命—二府大臣的任命覆水重收,这在宋朝历史上是“破天荒”的。如今,能够得到太皇太后的信任,出掌国政,拨乱反正,救民出水火,司马光义不容辞。至于成败,那要看老天的意思,非所逆料。既然如此,身为儒者,司马光所能做的就是遵循“道”的指引,努力尽人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又何辞焉?!这段心曲,他在元丰八年(1085)正月写就的《无为赞》中早已明白道出:“治心以正,保躬以静。进退有义,得失有命。守道在己,成功则天。夫复何为,莫非自然。”可惜苏轼并不了解这些,却非要绕了那么大的弯子去编故事,竭力表白司马光的谦冲。

        

有惧无喜



        司马光是当仁不让的,他从来如此;然而,面对天降大任,他的内心又是充满忧惧的。司马光曾经用了一个比喻来描述自己刚刚就任门下侍郎时的心情。这个比喻,在千载之后读来,仍觉惊心动魄。

        司马光把自己比作什么?“如一黄叶在烈风中,几何其不危坠也?”烈风中的黄叶,离开枝头、坠入尘埃是它不可避免的命运。司马光所感慨担忧的,是生命的行将终结,还是使命的无法着落?!他在内心深处所畏惧的究竟是什么?

        这个比喻出现了两次,一次是在给涑水亲人的家信中,这封家信作于六月三日,收信人应当是他负责主持家务的侄子司马育。家信的主要目的是告诫家人,切勿因为自己荣任宰相而骄傲,“不可仰仗我的声势,做不公不法的事情,打扰地方政府,侵凌小民”。南宋的汪应辰(1118~1176)认为,此信是高级官员约束家人的典范,“对家人的训诫约束峻厉严密,凛凛然不可侵犯,这才是最真挚的爱”。在家信中,司马光表示,荣任宰相是“出人意表”的事情,对于前路,他“有惧而无喜”。为什么会这样?“放眼朝廷,看不见一个老朋友,而那些对我心怀忌恨的人,不知道有多少!像我这样性格愚蠢刚直的人,孤零零地处身于陌生的充满忌恨的官场,就像是一枚枝头的黄叶在烈风中,怎么可能不岌岌可危,摇摇欲坠呢?”

        同样的文字、同样的比喻又出现在给范纯仁的信中,这封信的写作时间应当也是在六月初。范纯仁(字尧夫)深得乃父范仲淹风范,正直敢言,不畏强权,不贪权势。他比司马光小八岁,二人政见相近,平辈相交,私谊甚笃;私谊之外,又为姻戚,范纯仁有一个女儿嫁给了司马光的侄子司马宏。范纯仁也曾在洛阳御史台赋闲,那时,他常在司马光家留宿,他们秉烛夜谈,彼此不时在心内惊叹,两个人的心意竟然可以如此相通。离开洛阳之后,范纯仁寄诗给司马光,表达思念之情:“何情堪久别,无翼不能飞。愚直相知少,非公谁与归!”玉壶冰心,肝胆相照。

        此时,范纯仁正在陕西前线,担任的是范仲淹曾经担任过的边帅之职。司马光的动向,范纯仁一直在关注。在从洛阳到京师的路上,司马光两次接到范纯仁寄来的书信。敦促司马光复出,应当是范纯仁写信的最主要目的。司马光回信给范纯仁,一方面希望范纯仁回朝跟自己共济艰难,另一方面则希望得到范纯仁的帮助,“望深赐教,有不足之处,不吝督责”,听说我有什么短处、错误,随时相告,千万不要客气。这一点,我唯独敢寄希望于尧夫,不敢寄希望于其他人。

        司马光与范纯仁都自认“愚直”,心意相通。因此,在给范纯仁的信中,司马光有更为深刻的自我剖白,他说:“我一向愚蠢笨拙,看事情不够敏锐,待人太实诚,对任何人说话都不懂得要有所保留—这是个人才能和品性上的短处,我自己知道。”“我这样的一个人,又在洛阳闲居了十五年,本来想混到七十就按制度退休的,早就没有了上进心,不再管朝廷的事情;更何况这几年以来,又越来越糊涂健忘,实在没想到有一天会被抬上这样的高位。然而,太皇太后和皇帝的赏识待遇超出一般,我义难力辞,只得黾勉就职。只是,旧制度我都忘得差不多了,新法度我也全然不懂。朝廷官员,一百个人当中,我认得的不过三四人。我就像是一枚枝头的黄叶在烈风之中,怎能不岌岌可危,摇摇欲坠呢?世俗虚妄地把浮名加在我身上,他们不知道这里面其实空空如也。上上下下对我寄予了极高的期待,我该怎样才能应付得来呢?!尧夫,教我,鞭策我!”

        “上下责望不轻,如何应副得及?”这是司马光内心最深处的担忧与畏惧,他深知责任的重大与形势的复杂,也知道自己在政治经验与政治资源方面的双重不足。他因清醒而畏惧,因责任而畏惧,他“有惧而无喜”。在他的心里,高位只是意味着更重的责任。在闲居中,他担忧国家的命运,如今得上高位,他担忧自己德不配位,无法给国家一个更好的未来。这两封信中所展现的,是一个心怀畏惧的政治领袖,他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然而,畏惧并不等于软弱,有所畏惧而不惮前行,这才是理性的勇敢。

        忧心殷殷,却不惮迎难而上,这应当就是司马光当日心情的写照。他知道有多难,可是他义无反顾。

        

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然而,在接到副宰相的任命之后,司马光还是写了两封辞让报告。他究竟为何而辞?他的第一封辞让报告是否属于礼仪性推辞?又为什么收回了第二道辞让报告?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新旧间暗斗激烈,虽然许多人在呼唤司马相公,但也有很多人不想让司马光回来,在这种情形之下,任何过分的扭捏作态都恐怕要授人以柄。这一点,司马光很清楚。他没有推辞陈州知州的任命,太皇太后请他“过阙觐见”,他也很干脆地来了。太皇太后好不容易抓住王珪过世的机会,发表他出任副宰相,这一点,他十分清楚,可他还是老实不客气地打了第一份辞职报告。这一份辞职报告,措辞简单极了,寥寥数语,只说是年老多病,不堪重任,恳请朝廷收回成命,让自己依旧“赴陈州本任”,与之前所表达的积极态度全然相悖,令人费解。在短短的几天之内,司马光的态度为何发生如此变化?

        这个答案就存在于那第二封没有发出的辞职信中。在这封辞职信中,司马光再度提到了五月五日那份“名为求谏,其实拒谏”的求言诏,他说“言路不通,新法为患,皆当今切务”,又说:“如果陛下觉得我的建议是对的,就请亲自拿主意,予以推行,那么,我可以竭尽疲驽之躯,为陛下提供微薄的帮助;如果陛下认为我的建议没有任何可取之处,那就是我狂妄愚蠢,没有见识,不懂得政治,如果是这样,我又怎么可以窃据高位,让朝廷蒙羞呢?”

        简单地说,司马光给太皇太后出了一道选择题:要么接受我的建议,力排众议,真正打开言路;要么我离开,不做这个宰相也罢;总之,不能再拿那种“六个必罚无赦”的伪求言诏来糊弄事儿了!类似的选择题,熙宁四年,司马光曾经把它摆在神宗皇帝的面前,神宗皇帝以枢密副使的高位诱惑司马光向新法屈服,而司马光则说,要么陛下听我一言,重新思考新法,要么我离开。那一次,神宗皇帝选择了让司马光离开。这一次,太皇太后又会做出怎样的选择?

        就在司马光在家中奋笔疾书、抄写第二道辞职报告的时候,宦官梁惟简送来了太皇太后的亲笔手诏。太皇太后写的是:“我将再次降诏大开言路,但要等大人就任之后亲自来执行。”

        得君如此,司马光自觉可以为政了。五月底,新的中央领导班子正式亮相,宰相府这边两名宰相—首相蔡确,次相韩缜(1019~1097),三名副宰相张璪(?~1093)、司马光、李清臣(1032~1102);原副宰相章惇升任枢密院长官,枢密院这边除章惇外,还有副长官安焘(1034~1108)。太皇太后对司马光的倚重,是明眼人都看得见的。按照正常的排位顺序,宰相、枢密院长官之外,副宰相、枢密院副长官级别基本相同,应“以除拜先后为序”,按照任命顺序排位。四位副宰相、枢密院副长官,司马光入职最晚,应当排在最后。六月四日,中央领导班子集体在延和殿觐见,张璪等人却共同请求让司马光排第一,而太皇太后竟然就允许了。

        升任首相十天之后,蔡确接任神宗的山陵使,暂时离开了中枢。六月十四日,司马光再上札子,以副宰相的身份建议开言路,强调求言诏书必须“遍颁天下,首都开封要在尚书省衙门前面还有最热闹的马行街张榜;外地,各州级单位都要在最热闹的通衢大道上张榜;允许一切官民人等讨论朝政缺失、民间疾苦,密封上报朝廷”。六月二十五日,朝廷终于颁布诏书,下令“中外臣庶许直言朝政缺失、民间疾苦”。此时,上距司马光三月二十三日建言太皇太后请求开放言路,已经过去了三个月。

        一个新的时代终于拉开了序幕。司马光心怀忧惧、战战兢兢地走上政治舞台的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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