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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大宋之变(1063~1086)19、去意决绝

19、去意决绝

        

臣必不敢留



        熙宁三年(1070)八月八日,垂拱殿上,司马光第一次当面向神宗正式提出离京请求,他希望去许州做知州或者去西京洛阳当一个闲官。西京作为陪都,设有国子监、御史台,都是与政务基本没有关系的闲官。司马光去意已决,他要远离首都,远离皇帝,远离王安石把持下的中央。神宗仍然极力挽留,可是他挽留的方式,却让司马光的心凉彻了底。神宗拿什么来挽留司马光呢?仍然是高官厚禄!

        听司马光说完,神宗说:“你怎么能离开首都呢?我还要重申你的枢密副使任命,你就接受了吧!”

        司马光在心里叹了口气,说:“我翰林学士都不要做,更何况是升官呢?”

        神宗问:“何故?”

        皇帝竟然还要问“何故”!之前那么多推心置腹的告白、剖肝沥胆的谏诤,难道都白说了吗?司马光惨然一笑,不再解释,用五个字再次申明态度:“臣必不敢留。”

        司马光放弃了解释,这倒让神宗不得不严肃对待了。神宗沉吟半晌,说:“王安石一向跟你关系很好,你又何必自己起疑心?”

        这又是什么话!一个大臣能否在朝廷上立足,竟然要取决于王安石的态度!而这个话竟然是从皇帝的嘴里亲口说出来的。一时之间,司马光的心中五味杂陈,有愤怒、有悲伤、有失望。大道理不用讲了,只说眼前吧。既然皇帝说私交,那咱们就说私交。司马光说:“我跟王安石的关系的确一向不错,可是自从他当上宰相,我得罪他也太多了。而如今,像苏轼他们,只要得罪了王安石,都会被毁坏清白,恶意中伤,罗织罪名。我不怕降职丢官,只想保全自己的清名令誉!我跟王安石关系好,能好过吕公著吗?王安石当初荐举吕公著时说的是什么,后来诋毁他时又说的是什么?吕公著只有一个,为什么从前样样好,后来却全都错?肯定有人在说谎!”

        司马光提到的因为得罪王安石被毁了声誉的,一个是与司马光、王安石同辈的政治家吕公著,他被栽上“恶意污蔑韩琦”的罪名,罢御史中丞出知颍州;还有一个是苏轼,这是比司马光、王安石晚一辈的政坛新锐。吕公著的事情,前面已经说过,那么,苏轼又是怎么一回事?

        

调查苏轼的玄机



        有关苏轼的调查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从开封到苏轼的老家眉州,这一路之上,凡舟车经行之州县,都接到了御史台的公函,责令配合调查,不少艄公、篙手被抓起来拷打逼问。调查什么,又拷问什么?四年前,苏洵去世,苏轼扶柩还乡,这一路之上有没有公器私用,差借士兵、民夫和船工?有没有偷贩私盐入川取利?如果有,则不但是违反制度,而且是有悖孝道!一个名满天下的读书人竟然在热孝期间做此违法犯禁、蝇营狗苟之事,简直是天大的笑话!有没有呢?“穷治,卒无所得”,一道公函下去,六个路都惊动了,鸡飞狗跳,可是最终却是查无实据!虽说是查无实据,可是从开封到地方这么一通狂查,疑似之间,流言漫天,苏轼的名声也被打上了问号。虽说“清者自清,浊者自浊”,可是众口铄金、积毁销骨,谁的生命经得起国家机器的磨损?!想当年,司马光还在苏轼这个年纪的时候,就曾目睹恩师庞籍是如何被诬告拉下了宰相高位,政治生命从此一蹶不振的。苏轼刚刚三十五岁,见识高远,器量廓大,忧心体国,是未来的国家栋梁,看他遭此横议,委屈沮丧的样子,司马光于心何忍?!

        苏轼犯了什么错?无非是他没有跟王安石站在一边!去年五月,神宗下诏命令群臣讨论学校科举状况,拿到苏轼的奏议,神宗喜出望外,说:“吾固疑此,得苏轼议,释然矣。”而苏轼所反对的,正是王安石急功近利的改革。神宗本来想让苏轼进制置三司条例司,王安石说:“苏轼与臣,所学及议论皆异,不如另外安排一个岗位来历练他吧!”王安石用来历练苏轼的岗位,是开封府推官。这个位子司马光也坐过,主管司法,事务繁杂。很显然,王安石这是想要“以多事困之”。然而,王安石无疑严重低估了苏轼。苏轼是谁?几百年一出的大器,才气纵横不说,更难得的是通达世事,区区一个开封府推官哪能难得倒他?!于是,就有了这么一桩旨在搞臭苏轼的调查!

        调查的结果是苏轼真的感到了恐惧,“缘此惧祸,乞出”,请求到地方上去锻炼。第二年六月,苏轼调任杭州通判。按照资历,苏轼已经到了州长的级别。神宗也特地批示,要给苏轼知州差遣。可是,宰相府却顶了回来,任命苏轼做颍州通判。神宗再度亲自干预,这才改为杭州通判。杭州通判虽然是副州长,却是州长级的。对于王安石的这番“苦心”,苏轼心知肚明,他在给堂兄的信中说:“杭州通判也是知州级别的了,他们只是唯恐我拒不奉行新法,所以不愿意让我掌管一州之政……余杭风物之美冠天下,只是通判事儿多,劳神费心罢了。”

        调查苏轼的时间选择透着别有用心。苏洵去世、苏轼扶柩还川,是四年前的事情。为什么早不查晚不查,偏偏现在查?因为司马光、范镇在推荐苏轼做谏官。谏官是做什么的?谏诤之官,批评之官,代表舆论监督皇帝和宰相的官!让苏轼这样一个与王安石“所学及议论皆异”的人占据这样的关键位置,这分明是给新法设置障碍!王安石要大踏步向前,又岂容苏轼多言?!可是神宗对苏轼又是欣赏的。如何阻止苏轼入主谏院?御史台的副长官谢景温(1021~1097)建议,所有受到推荐的谏官人选都必须经过御史台考核,一旦查出所举非人,推荐人与被推荐人同受处分。这是从未有过的事情。谢景温是谁?王安石的好朋友,他弟弟王安礼的大舅哥。王安石大喜。一项新的制度就这样华丽丽、赤裸裸地出台了。法度本来是天下的法度,当与天下人共同遵守,即使是天子都不能视之为私器、任意破坏,可是现在它就这样轻而易举地被大权在握的王安石改变了!

        司马光的心痛彻了。

        说到这里,司马光的情绪已经相当激动。他在心里对神宗大喊“陛下,该醒醒了!”可是,神宗全然不为所动。关于王安石与吕公著的关系,神宗有自己的解读方式:“王安石与吕公著的关系如胶似漆,可是一旦(发现)吕公著有罪,王安石也不敢隐瞒,这正是王安石最公正无私的地方!”

        司马光无语。违背了人性与常识的所谓无私,正是法家的严酷。

        崇政殿上这一场谈话,两人不欢而散。神宗对司马光失望极了,他不能明白,司马光何以如此执拗,不能变通。司马光对神宗同样是失望之极,他深深地明白,神宗已经在王安石所引领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不可能再回头了。这个判断是相当准确的。七天之后,在一次单独会谈中,神宗向王安石转达了司马光对他的不满,说:“司马光甚怨卿。”王安石当然要问为什么,神宗就把崇政殿上的谈话复述了一遍。一个皇帝竟然充当了两种政治力量之间的传声筒,神宗显然忘记了自己的角色定位—皇帝应当是超越派别,超越利益的,而他却表现得像是王安石的学生。当然,这学生也并非没有自己的打算,密切的师生关系就像是父与子,早晚会迎来儿子长大、另立门户的那一天。只是在此刻,神宗还是王安石的好学生。果然,王安石给了神宗如下教导:“有才能的人胆敢作奸犯科,才最难防范。但陛下只要用心思考,遵循道理,赏罚严明,那么,即使是有才的人想要玩什么阴谋诡计,也不敢萌生歹心。如司马光辈,又安能惑陛下也?”这一番话,显然没把司马光放在“有才能”的行列,而这比刀尖还锋利的最后一句,生生给司马光贴上了包藏祸心的标签!

        偌大的东京城,轩敞的朝堂,其实已经没有了司马光的立足之地。

        

武举改革受挫



        但是,在调任新职之前,司马光并未停止翰林学士的工作。八月二十四日,他奉命主持武举省试,在认真思考之后,提出了改革方案。

        武举就是选拔军事人才的考试。论录取规模、授官高低、武举进士与军官队伍的结合度、社会影响力,武举的重要性都远远不如文科举。尽管如此,纵观人类的军事人才选拔史,宋朝的武举却是具有开创性的:第一,它试图解决一项重大难题,在和平时期怎样甄选将帅之才。第二,它引入了兵书策略的考试,提高了文化水平和军事理论在军事人才选拔中的分量。当然,不可否认,宋朝武举问题重重。武举考试分为两大部分:第一弓马,射箭和骑马射箭,这是体能和武术技能的考试;第二策论,这是军事理论的考试。按照当时的规定,举人先考武艺,合格之后才能参加军事理论考试。通过研究,司马光发现,射箭考试的要求过分强调力量和形式,弓本来已经是硬弓—军队常规用弓的弓力是从八斗到一石,武举用一石一斗、一石两种,又要求拉到弓如满月,弓马不合格就直接被刷下。武举选的是军事指挥人才,要张飞、赵云,也要诸葛亮,对力量应当有所要求,但是,过度强调力量,意义不大。因此,司马光提出一个武举优化方案:降低射箭考试的力量要求,提高军事理论考试在录取中的权重,允许弓马稍弱而理论特强的举人进入由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

        给武举人一个机会,就是给宋朝国家一个机会。司马光提出的武举改革方案,可以说是切中弊端的。它也符合文官群体对于武举的总体考虑,武举选的不是一勇之夫,而是“方略智勇之士”。然而,这个改革方案一报到宰相府即遭否决。神宗批示“再相度”,可是最终还是按照宰相府的思路执行了。

        司马光在武举中降低力量要求,提高军事理论成绩权重的想法到了南宋才得以实现。相较于文科举,宋朝的武举是很不重要的。南宋人方大琮(1183~1247)曾经毫不留情地批评说:本朝名臣宿将勋业赫赫,有出身武将世家的,有出身行伍的,“其自武举中出者几人”?! 基本上一个都没有。原因很复杂,不是司马光这一项改革措施就可以彻底改变的。但是,司马光所提出的毕竟是一项合理的改革措施,而且成本很低,有利无弊。然而,它却被否定了。只因为,它是司马光的提议。

        就这么简单。

        

孔文仲制科风波



        就在司马光主持武举考试的同时,制科考试也在进行之中。制科又称制举,以选拔高级人才为目的,不定期举行,科目视国家需要而定。这一场制科的科目是“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顾名思义,要选拔正直勇敢有见识、敢说真话的人才。然而,考试的结果却是,“指陈时病,语最切直”,最敢说话的那个人—孔文仲(1038~1088)因为批评王安石落榜了!孔文仲的落榜经历了激烈的斗争。斗争的双方,一方是王安石、神宗,另一方是王安石的反对派,打头的是曾经极力推荐王安石的韩维。

        这场考试的初试成绩,孔文仲本来是第一名。宋朝制科没有第一第二等,最高就是第三等。两位初考官宋敏求(1019~1079)、蒲宗孟(1022~1088)给孔文仲打的是“第三等上”的好成绩。覆考官王珪、陈睦往下拉了一点,放在第四等。而详定官韩维则主张维持“第三等上”的初考成绩。按道理说,经过了初考、覆考、详定,这就应该是最后成绩了。可是谁也没想到,王安石看到了孔文仲的文章,“大恶之”。按照正常程序,宰相不能干预制科考试。宰相不能,皇帝却能—皇帝无所不能,只要他愿意。于是,在王安石的授意下,神宗给考试组发来了手诏:“制科‘调’字号卷,仔细考察其对策之意,大致倾向是崇尚流俗,缺乏是非观,又轻视诋毁时政,且援引先王之经典不合义理。……以此人之学识,恐怕不足以录取,免得扰乱了天下人的视听,请重行斟酌,拿出一个新的成绩排名。”这“调”字号卷就是孔文仲的对策。

        神宗的意见遭到了考试组的抵制。韩维连上五道奏章,大声疾呼:

        陛下不要以为孔文仲一个卑贱的读书人,让他落榜有什么关系!我只担心陛下黜退一个孔文仲,会让贤才俊士离心离德,忠臣良士结舌失语,而那些阿谀苟合的人会乘机窜上来。那危害就不是一点一滴的了,还请陛下收回成命。

        王安石当时正好奉命外出祭祀,不在朝中。神宗独自面对强大的舆论压力,难以招架,赶忙派人送手诏问计于王安石。王安石回信说:

        韩维是神宗的潜邸旧人,也是极力推荐王安石复出的人。然而,政见分歧却已经让王安石把韩维视作了“流俗”“群邪”“朋党因循”的代表,摆到了对立面。对于韩维,王安石和神宗早已达成共识:论才干,论人望,韩维进入中央领导层,都是“最为可者”。可惜,韩维却从不愿意帮助陛下振兴大道,“然其志未尝欲助兴至理也”。这“至理”大道是什么?当然就是王安石的新法、神宗的拓边。

        得到了王安石的开解,神宗顿觉理直气壮。孔文仲制科落榜,发回原单位供职,只留下一篇慷慨激昂批评时政的文字,在开封的朝堂上回响。

        司马光与孔文仲事件没有直接联系,他的同年挚友范镇却是孔文仲参加制科考试的推荐人。司马光与范镇不约而同地想起了九年前苏轼、苏辙兄弟参加的那一场制科考试。同样是“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苏辙言辞激烈,直把当时的皇上比作了误国昏君,而且,苏辙还答非所问、文不对题,犯有硬伤。然而,仁宗却说:“求直言而以直弃之,天下其谓我何?”最终,苏辙还是以“第四等次”的名次被录取了!录取之后,知制诰王安石却又横生枝节,怀疑苏辙依附宰相、攻击皇帝,拒绝为他起草制书。若不是有宰相韩琦大度开解,换了知制诰沈遘来撰辞,那么,苏辙还要遭受更多的挫折。如今,轮到王安石当政了,孔文仲不过是在批评宰相、批评政策,有这么多人为他据理力争,却也改变不了落榜的命运。韩维是对的,落榜的不是孔文仲,而是宋朝政治的宽容之风!

        范镇还是苏轼做谏官的推荐人。一年之内,他推荐的谏官人选遭到了莫名调查,推荐的制科考生也黯然落榜,都是因为与王安石不同道。范镇愤然上疏,请求提前退休,“以赎(苏)轼贩盐诬妄之罪,及(孔)文仲对策切直之过”。这当然是气话。范镇只有六十三岁,距离法定退休年龄还有七年。但是,他真的干够了—这紧张的空气、肃杀的氛围,早已不是他所熟悉的开封政坛。

        司马光也干够了,他希望离开。对于现代读者来说,有一个问题可能需要解释—司马光为什么用离京而不是直接辞职来表达不满?

        第一,他才刚刚五十二岁,还太年轻,退休显然不合适。第二,他还有治国平天下的心愿未了,他还愿意为天下苍生做一点事情。第三,我想引用当时另一位官员陈襄的话。陈襄的政治主张与司马光接近,四月份,因为反对青苗法被从御史台副长官的位置拉下来,去做了一个无关紧要的史官。到了九月,神宗想要任陈襄知制诰兼经筵侍讲。知制诰,皇帝的高级秘书,负责起草文书,一共才四个编制。可是陈襄拒绝了,情愿继续做一个小小的史官。陈襄在辞知制诰的报告里说:“古代做官的人,不得志可以去齐国、去楚国、去宋国,现在天下一君,没别的地方可以去,唯一能做的,就是辞尊居卑。”“天下一君”,别无选择;当一个做官的人对朝廷政治走向不满而又无力改变的时候,他所能做的就只有“辞尊居卑”,这是陈襄的想法,也是司马光的想法。

        “辞尊居卑”语出《孟子·万章下》。孟子认为,做官是为了行道,践行理想,治国平天下。“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耻也。”为发财而做官,是孟子所不齿的。但是,孟子也同意,在某些情形下,比如家道衰败、父母年迈需要赡养,纵然无法行道,也是可以做官的。只是,在这种情形下做官,“亦不可以苟禄”,不能谋求高位,要“辞尊居卑,辞富居贫”,比如做个“抱关击柝”的小官,看看门、打打更,俸禄足以赡养父母,就可以了。

        帝制中国的士大夫,学而优则仕,生命之中原本没有太多的选择。当朝廷的政策走向背离了自己心中的大道,当主政者已经不能容纳不同的声音,司马光和他的同道们也就只剩下了“辞尊居卑”或者彻底退休这一条路。

        然而,即便是这样“退而求其次”的“辞尊居卑”,在王安石眼里,也已经变成了罪过。陈襄的辞知制诰奏表,引用了《孟子》“辞尊居卑”“抱关击柝”的原话。王安石看了,给神宗上札子说:“陈襄奸邪,附下罔上,暗地里与奸党配合,造谣诽谤试图扰乱时政。(这些情况)陛下应当早已明知,可还是每每想要重用陈襄,我真不知道为什么。……(陈襄说)他唯一能做的就是辞尊居卑,因此想要辞掉知制诰,只做一个修起居注的史官。那么陛下认为可以把记录皇帝言行的史官比作抱关击柝的贱吏吗?做臣子的辞官,按照礼义,可以说出这样的话来吗?!”陈襄经术、文辞、政事俱佳,深得神宗欣赏。陈襄辞知制诰、侍讲,并请求外任。神宗允许他辞知制诰,但仍然为他保留了侍讲一职,并手诏慰留说:“‘朕素慕卿经术行己,深惜远去’……把你留在经筵,希望常在左右,用道义来磨砺朕,让朕常闻为政之道。”这种欣赏,正是王安石所忌惮的。这一天,宰相的御前办公会之后,王安石又请求“留身”,留下来单独与神宗面谈,探问神宗对陈襄一事的态度。终于,他听到了神宗的口头批示:“你讨论陈襄的文字,我看了,甚善。”

        如果陈襄有机会看到王安石的札子,一定会反驳说:“这有什么不合适的呢?这是《孟子》的原话呀!你王安石不也多次引用《孟子》吗?!”只可惜,陈襄没有这个机会为自己辩解。王安石对陈襄的指责,已经隐隐约约地透露出断章取义、罗织罪名的苗头,散发出令人不安的气息。司马光也无缘看到王安石的这封札子,但是,那种令人不安的气息,他们都感觉到了。

        在这篇讨论陈襄的奏札中,王安石还教导神宗说:“崇高的官位,是皇帝赐予天下人才的荣耀,陛下却非要拿来塞给那些扰乱时局的奸佞之人,结果是遭到拒绝,让这帮人用来扩大自己在流俗中的声誉,让朝廷的官爵命令被世人轻视。我私下里为陛下感到不齿。”

        高官厚禄是用来做什么的?神宗用它收买司马光,认为那是巨大的荣耀和恩典。而司马光却坚信,做官是为了行道,如果心中的主张不得实现,那么,他情愿“辞尊居卑”,离开首都,离开皇帝,离开让他回天无力的朝廷政治。熙宁三年九月二十六日,在司马光的强烈请求下,他获得了知永兴军(今西安)的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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