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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大宋之变(1063~1086)3、强撤帘

3、强撤帘

        

曹太后的权力欲



        在韩虫儿诈孕案之后,英宗与曹太后之间的矛盾已经是公开的秘密。而士大夫集团的态度明显倾向于皇帝一边,韩琦和欧阳修早已向太后明示,皇帝是绝不能换的。英宗皇帝的病,在获得士大夫集团的明确支持之后,也渐渐好转,从嘉祐八年(1063)秋天起,他已经可以做到隔天办公,早起在前殿跟宰相大臣处理大事,吃完饭之后在后殿处理其他事务。

        皇帝已经表现得像是一个能力完整的皇帝,可是,皇太后的帘子还在内东门小殿的御座前挂着。两府大臣退朝之后,还要到内东门小殿去,隔着那道半透明的帘子,向太后汇报情况。太后对于具体政务,其实并没有多少实质性的干预。只是,这一道手续—哪怕只是一道手续的存在,却分明让皇帝不像个囫囵皇帝。英宗的不耐烦是显而易见的;多数大臣也感到气闷。那么,太后的帘子何时能撤?又如何撤法?

        《宋史·曹皇后传》所描述的曹太后,权力欲是非常淡泊的。她虽然迫不得已出面主持大局,但是非常尊重大臣,每当大臣奏事遇到意见不能统一、有疑义的,曹太后就会说“你们几位再商量商量”,从来没有自己拿过主意。后来,英宗的病好起来,她立刻下令撤帘还政,倒是英宗皇帝舍不得她,“持书久不下”,从夏天一直拖到秋天,才实行撤帘。

        这当然是后来的粉饰。史书当中多的是这样的谎话,有时候甚至一篇之内都不能自圆其说,比如,《宋史·曹皇后传》在“她从来没有自己拿过主意”的后面,紧接着就说“曹太后对于经书和史籍涉猎颇多,常常引经据典来决策。朝廷内外每天奏上来的报告有几十篇,她每一篇都能记得大概”。这哪里是“从不拿主意”的样子?!

        论家世背景、论个人经历,曹太后都应该懂一点政治。这位曹皇后是仁宗的第二任皇后,开国元勋曹彬(931~999)的亲孙女。曹彬何许人也?宋朝最成功的武官之一,职位最高做到枢密使,还获得了节度使兼名誉宰相的头衔。此公为人,谦虚低调,懂得藏锋。宋朝消灭南唐小朝廷—就是著名的“春花秋月何时了”李煜的政权—战役的总指挥就是曹彬。他灭了南唐回开封来向太祖皇帝复命,那么大的功劳,报告书上的署衔却只写七个大字“奉敕江南干事回”! —奉皇帝的命令到江南出差回来了!低调务实,谨慎到极致,这就是曹氏家风。

        论个人经历,曹太后是经过真磨砺的。她十八岁入宫,十九岁被仁宗以盛大典礼册封为皇后。这是宋朝开国以来第一次举行皇后册典,多年以后,宫中老人还在津津乐道它的无限风光。可是,这风光的皇后日子并不如意,她跟仁宗做了二十九年夫妻,却没有一次生育记录,而仁宗身边一直是内宠不断。仁宗最宠爱的张贵妃甚至曾经当面向曹皇后借华盖,要打着皇后的华盖出去玩。华盖是什么?那是皇后的仪仗,是皇后身份地位的标志!而张贵妃竟然敢开口来借。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曹皇后竟然就大大方方地同意了。到最后,还是仁宗觉得不妥,拦住了张贵妃。曹皇后的心胸,曹皇后的克制,可以想见。

        只是这样大度、朴素、懂道理的女人,仁宗却未必喜欢。仁宗晚年,和曹皇后之间的关系是非常紧张的。嘉祐元年(1056)正月中风之后,仁宗曾经有一次突然跑出来,大叫“皇后与张茂则谋大逆!”张茂则是个宦官,跟曹皇后关系很好,而仁宗则一向不喜欢他。闻听此言,张茂则立刻找了根绳子往房梁上一拴,要上吊自杀,还好被人及时发现,没有死成。宰相文彦博(1006~1097)闻知此事,咬着牙根儿对张茂则说了一句话:“你要是死了,让皇后还怎么活?!”听到这个话,不单是张茂则,所有在场的人都吓出了一身冷汗。自此之后,一直到嘉祐八年(1063)初仁宗去世,在超过八年的时光里,曹皇后再也不敢随随便便到仁宗跟前去了,她只是名义上是后宫之主。

        家传的低调务实,加上二十九年宫中磨砺所养成的隐忍顽强,造就了曹太后。出来垂帘听政也许只是偶然,只是出来之后,则难免恋栈。尤其是当母子、婆媳关系都变得高度紧张之后,曹太后当然不愿意轻易放弃权力。

        

士大夫的选择



        可是这件事情,却由不得曹太后。士大夫集团的方向是明确的,皇帝不能动摇,太后必须撤帘,只是此事急不得,必须寻找合适的契机。当务之急,是确立皇帝的领导地位—皇帝必须表现得更像一个皇帝。

        嘉祐八年(1063)十二月,在司马光的劝说下,皇帝的御用读书会—经筵正式开讲,他在跟最优秀的儒家学者学习、讨论儒家经典和历史经验。同月,皇长子仲针(已经改名“顼”)正式出阁,搬出宫城单住,这是建立太子的预备步骤。其目的,是明确英宗一系的正统地位,“以固根本,旁绝窥觎”。就这样,在士大夫的拥护庇佑之下,到了治平元年(1064)四月,英宗平稳度过了即位周年。皇帝已经履新满周岁,按照常规在殿上接见朝臣、处理政务了,而皇太后却仍然坐在帘子后面,重要决定仍然需要宰相大臣们到帘前禀告。虽然皇太后通常并不干预决策,但是这道手续对于皇帝的最高领导人形象,毕竟是一种损害。如何才能进一步确立皇帝的领导人形象呢?

        四月十一日上朝的时候,权御史中丞王畴(1007~1065)提出建议,让皇帝出宫,在开封城里公开露面。这个主意让英宗感到十分兴奋,他立刻下令太常礼院制定相关服装、仪仗—毕竟,仁宗的三年丧期未满,还是要谨慎从事的。礼院的建议很快出台,随驾人等不得穿锦绣、红色,一应器物都用浅淡颜色。一时之间,整个朝廷都迷上了这个想法,宰相大臣、还有司马光等几位谏官纷纷附议。就在这个时候,英宗突然想起来:“这事应当跟太后商量商量。”

        听到韩琦的报告,曹太后在帘子后头沉吟了一会儿,说:“皇帝的病刚刚好一点,恐怕不方便出去吧。”这摆明是不愿意皇帝出去的意思。

        韩琦大大方方地回答说:“皇帝自己觉得出去没问题了。”

        太后又沉默了一会,说:“现在那些素色的仪仗都不齐全,还是再等等吧。”

        韩琦说:“这是小事,不难办的。”

        曹太后很不愿意英宗出去,可是,又实在不能直接反对,只好下令有关部门挑几个好日子来选看。于是乎,英宗的出巡计划就悬在那里,三天不出,五天、六天,还未出来。有人觉得这事儿恐怕是要泡汤了,毕竟,太后的态度是不愿意的。

        说起来,这也怪王畴的建议太模糊,他并没有明确建议究竟以何种名义出去。

        七天之后,四月十八日,司马光上疏,打破了沉默。他首先重申了英宗出巡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陛下即位已过周年,京城百姓还没听到过皇帝的声音,之前圣体不安,远方之人无知妄说,谣言未息。倘若听说皇帝出巡,所有的疑惑都会释然冰消,天下必然欢欣鼓舞。”

        接下来,司马光为英宗的出巡提供了一个具体的目标—求雨。“何况今春少雨,麦田枯旱,播种困难,仓储空虚,百姓饥愁。陛下为民父母,应当忧百姓之忧,苦百姓之苦,向众神祈祷,求天降甘霖,怎么可以安然漠视百姓的饥愁,而不感到愧疚呢?!”祈雨,是天子的责任。皇帝不得不出,皇太后不得不放!

        最后,司马光干脆利落地捅破了“择日出行”这层窗户纸:“皇帝只是短暂出行,而且近在京城之内,又何必死守瞎子术士的话,非要挑个好日子,却忘了万民朝夕之急,这恐怕不符合古代圣王的遗意。我愿陛下从圣心出发,做出判断,就在这一两天之内,及时出巡,为民祈雨,以顺应天下万民的敬仰期待!”

        司马光上疏十天之后,四月二十八日,英宗终于出得宫来,到相国天清寺和醴泉观祈雨,开封“士庶欢呼相庆”。

        

强撤帘韩琦逞担当



        英宗出巡,接受开封士庶的欢呼拥戴,以具体而形象的方式表现了“君临天下”的能力和气度。曹太后的帘子没有理由不撤了。

        然而,按照正常的政治伦理,撤帘的话绝不能由英宗来说,也不能由宰相大臣来说。最体面的方式,是要老太太亲自开口,主动求退。只是,怎么样才能让老太太主动说出“撤帘”的话来?

        韩琦自有妙计。在庆历一代的政治家中,韩琦的政治执行力绝对是第一流的。他先考了英宗一场,一口气拿了十多件事情来请英宗裁断,英宗“裁决如流,悉皆允当”。

        拿到了英宗漂亮的答卷,韩琦对另一位宰相曾公亮(999~1078)和两位副宰相欧阳修、赵概(996~1083)说:“仁宗皇帝入土为安之日,我本来就应当请求退居的,可是当时皇帝的身体欠佳,所以才拖到了现在。如今皇帝能够这样孜孜不倦地应对处理军国大事,实在是天下的福泽。我也可以放心求退了。等一会儿到了太后帘前,我要先禀明太后,请求回河北老家去当个地方官。此事,还要请各位大人赞助成全。”

        首相求退,慰留是必须的,次相曾公亮与两位参政欧阳修、赵概交换了一个眼色,曾公亮代表大家说:“朝廷怎么可以没有韩相公呢?您是朝廷的中流砥柱,先帝托孤顾命之臣,您可万万不能退啊。”

        话虽这么说,他们还是痛快地答应韩琦,以请求退休的名义,给他一个和皇太后单独谈话的机会。

        三位宰执都隐隐地感到了兴奋和不安,韩琦怕是要有所行动了。

        到了约定的时辰,中书的四位领导人集体来到太后帘前。见礼已毕,韩琦隔着帘子呈上了英宗批示的文件,又隔着帘子解释,英宗的处理是如何的妥当。太后也是一边看一边连连说好,听起来心情似乎不错。时辰已到,按照事先的约定,曾公亮、欧阳修、赵概退出,韩琦单独留下来,向太后请求退休。

        内东门小殿里出现了短暂的沉默,只有风吹动帘子的声音。

        太后当然明白韩琦的用意,她说:“相公安可求退?老身合居深宫,却每日在此,甚非得已,且容老身先退。”在此之前,类似“且容老身先退”的话,太后也是说过的,但是每次,只要皇帝、宰相客气两句,太后也就收回成命,“勉为其难”地继续垂帘了。照道理,就算是太后亲笔诏书求退,皇帝、宰相也是要适当挽留的。太后求退、皇帝慰留,这就是政治的礼文,是必须的虚文。

        可是,让曹太后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她的话音还没有落地,韩琦立刻稳稳地接住话茬,颂扬太后不贪恋权势,比历史上那些著名的贤后都要贤德。例行的颂歌唱完,韩琦话锋一转,说道:“其实早有台谏官上疏请求皇太后还政给皇帝了,所以太后此心也是顺应众意。只是不知道太后打算哪天撤掉帘子呢?”

        这最后的一句话,每一个字都像是一记重槌敲在鼓面上,曹太后只觉得心慌耳震,头晕目眩。

        按照李焘(1115~1184)的记载,闻听此言,“太后遽起,琦厉声命仪鸾司撤帘,帘既落,犹于御屏微见太后衣也”。仪鸾司是负责宫廷陈设布置的机构。

        太后突然站了起来,而就在太后起身的一刹那,韩琦厉声命令仪鸾司撤帘。帘子落下去之后,还能从屏风后面看见太后的裙角!

        这一幕该怎么解读?“遽”的意思可以是“急,仓促”,还可以是“慌张”。太后突然站起来的本意,是打算接受韩琦的建议撤帘呢,还是对韩琦的冒犯感到紧张愤怒?不管怎么说,太后站起来了。而韩琦则在太后起身的那一瞬间对于“太后遽起”这个动作做出了“太后决定撤帘”的解释,然后立即厉声下令撤帘。

        看到仪鸾司的官员真的动手拆帘子了,太后惊呆了,或者说吓傻了,她怎么也不会想到,韩琦竟敢如此,当真是无礼之极。可是,没有了帘子的遮挡,皇太后一个女子,怎好在男人面前抛头露面?羞愧让皇太后本能地逃向了屏风,寻求安全的遮挡。

        就在帘子落下来的那一刻,太后还没有完全绕过屏风,韩琦还有在旁边侍奉的官员、宦官都能看见她的裙角。

        

问积弊英宗展抱负



        就在韩琦逼迫曹太后撤帘的第二天,治平元年(1064)五月十三日,宫中传出太后手书,宣布还政于帝。从这天起,曹太后不再与闻军国事务,退居后宫,颐养天年。然而,仁宗皇帝传下来的皇帝符宝,太后却迟迟不肯交出。“符宝之重,与神器相须”,是皇权的象征。“久而未还,招惹议论,臣等私心为太后感到惋惜。太后应当告诫管事太监,尽速归还御用之宝,不可缓也!”御史们对皇太后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符宝未归于皇帝,这定然不是皇太后殿下的本意。何以见得?太后于国政尚且不愿久掌,又哪里会眷恋淹留符宝呢?!”还政手书颁布二十多天后,在御史们的咄咄追逼下,太后这才交出了符宝。

        帝位、决策权和符宝合为一体,英宗终于实现了对皇权的全面掌握,而这时,距离他即位已经过去了一年零两个月。

        开封的老百姓最是消息灵通,任店的羊羔美酒一时销量大增;南城的清风楼宾客盈门,青杏和酒都供不应求了;鞭炮声一宿都没有停歇,吵得人无法入睡;武成王庙前海州张家胡饼铺的伙计们早起干活的时候,一个个都是哈欠连天,而又满脸兴奋。

        太后还政三天之后,五月十六日,英宗问宰相大臣:“积弊甚众,何以裁救?”这是英宗皇帝的第一问,这一问中蕴含的政治信息是丰富的。它让很多人立刻想到了庆历新政未完成的改革事业,以及嘉祐时期富弼、韩琦等人的积极努力。看起来,长期压抑、谨言慎行的“备胎皇子”终于获得自信,就要大干一场,清除积弊,革新政治了!天下宋人翘首以待。

        

司马光的隐忧



        就在英宗发出“积弊甚众,何以裁救”之问、众人欢欣鼓舞要迎接新气象的当口,司马光却对新皇帝的修身治国之道表达了隐忧。五月十八日,司马光上书,提醒皇帝“治身莫先于孝,治国莫先于公”,修身当以孝道为先,治国当以公正为先。所谓孝道为先,说的是皇帝、皇后对待皇太后的态度—皇太后把权力交出来,心中已难免有失落感,太监宫女最是小人势利,万一有人望风承旨,对皇太后侍奉懈怠、供给有缺,那么天下之人必然会误以为这是皇帝陛下的旨意,以皇帝陛下为不孝。因此,司马光建议:“陛下不如将管理宫中的权力交给皇太后,禁廷之内,取舍赐予,不管大事小事,都禀报过皇太后再办,陛下与皇后绝不自作主张。”

        所谓公正为先,是要英宗撇开个人恩怨,超越旧日扰攘,做一个公正的皇帝。司马光说:“陛下发迹于宗室,入继大统,从潜龙跃起,到飞龙在天,这中间历经艰辛,饱受磨难,旧恩宿怨,岂能完全没有?然而陛下如今已是皇帝了,就不能再把这些恩怨放在心里,以免有损思虑的纯正。”皇帝必须公正,才能依凭理智作出相对正确的判断,这是皇位对皇帝个人的要求。然而,眼前的这位皇帝,却是受尽了委屈压抑,从暗夜的尘灰泥淖中爬出来的,他能否仍然保有一颗公正豁达之心?司马光心怀隐忧。

        事实证明,司马光的担忧绝非无根之水。新颁布的皇太后待遇诏书竟然明确规定:皇太后如需调用任何物资,都要经过皇帝批准,有关部门必须看到皇帝的御宝,才能供应。也就说,万一管事的懈怠,有关部门办事不灵活,那么只怕皇太后情急之下,想要些药品果饵、日用器皿之类不值钱的小东西,都不能及时获得。如此一来,必然让太后伤心,损害陛下以天下奉养太后的情义。在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伦理秩序当中,“修身”是起点、是基础,“治身莫先于孝”。英宗已经遭遇“疏母弃妹”的批评,实在不能再犯此类错误了。见此诏书,司马光再上一札,恳请皇帝给予皇太后最高级别的物资调用自由,“皇太后要取用什么,就让太后宫里管事的直接行文给有关部门,让他们限时办理,不得延误;就像陛下本人取用物资一样”。然而,司马光的这项请求,却并未得到英宗的有效回应。

        对于已经过世的仁宗和仍然在世的太后,英宗的心里已经积怨成毒,怨毒攻心,难以纾解。太后撤帘,英宗从此不管在形式上还是内容上都享有了完全的皇帝权力,国家秩序恢复正常。这是好事。可是,这整件事情的进行方式,却让司马光感到了深刻的不安。

        首先,在司马光看来,韩琦的做法,固然果断而有效,却始终不够厚道。对于皇太后,有失尊重,有失公正。毕竟,皇太后是先帝的皇后、是今上的母亲!作为臣子,韩琦未免霸道了!宰相位高权重而行霸道,绝非大宋之福。而在这场政治变故当中,英宗又何尝没有损失?皇太后以这种方式被撤帘,怎么会甘心?纵然皇太后无力也无心反抗,可是母子关系继续恶化,对于皇帝的孝子身份终归有损。而抛却英宗是皇太后的孝子这一身份,皇帝有什么资格统治?

        其次,司马光注意到,韩琦的做法在元老重臣之间看法并不一致。枢密使富弼初闻此事的第一反应是大惊失色。他对亲近的人抱怨说:“我也是皇帝的辅佐之臣。中书和枢密院各有分工,中书其他的事情,我不敢打听。这样的大事,韩公都不能跟我商量一下吗?”

        有人传话过去,韩琦隔空回应说:“此事当时出太后意,安可显言于众!”撤帘是太后临时起意,怎么可能对众人明说呢?

        这话传回来,富弼心中的愤怒简直无以复加。什么叫“众人”呢?富弼对韩琦,那是枢密使对宰相,大臣对大臣,论资历论交谊,怎么就泯然于“众”了?仁宗晚年,富弼是首相,韩琦为次相,共掌国政。宋朝制度,是宰相府与枢密院分掌民政与军事,彼此互不相知,各自对皇帝负责。但在当时,遇有大事,富弼、韩琦还是会私下里与枢密院沟通商量。后来富弼丁忧离职,韩琦升任首相。仁宗过世之后,富弼服满还朝,出掌枢密院。韩琦却是大事小事,从来都不与他商量,让富弼很不舒服。如今韩琦独断专行,以如此手段逼太后撤帘,万一有不测,将使富弼何以应对?

        这口气,富弼咽不下,他追思往事,甚至对韩琦的人品产生了质疑。韩琦的首相位置,是富弼丁忧之后腾出来的。宰相丁忧,如果国事需要,是可以奉皇帝的命令移孝为忠,夺情起复的。可是韩琦早早地扬言“此(起复)非朝廷盛典也”,适用于战时,不适用于承平,这道理,富弼也同意。所以,尽管仁宗再三下令夺情,富弼还是坚持为母亲服丧三年。富弼去职之后,皇帝要升韩琦做首相。有人提醒韩琦,应当尽力推辞、虚位以待富弼服阕还朝。韩琦回答说:“此位安可长保?等到富公服丧结束,谁知道我韩琦在哪里啊?若是辞了这首相的位子来等待富公,那才是想要长保此位呢!况且,你让我用什么理由来说服皇帝呢?”这个话,听到的人都觉得在理。富弼当时也觉得可以接受,可是看看韩琦现在的表现,富弼忽然发现,他还是认错了人!看起来,韩琦不止是性格果断,不拘小节,他是步步为营,处处为自己打算啊!

        大宋王朝的两位元老重臣,富弼与韩琦,从此心生芥蒂。

        宰相专权,一人独大,士大夫内部分裂,绝非国家之福。这一点,不仅司马光,当时的很多台谏官都有所警觉。他们睁大了警惕的眼睛,密切关注韩琦、欧阳修的动向。台谏与韩琦、欧阳修之间,必将有一场正面交锋。当然,这是后话。对于司马光来说,当务之急,还是要促使皇帝改善与皇太后之间的关系。

        为了帮助英宗调整与曹太后之间的关系,司马光连上三札,弹劾大宦官任守忠,其中最具体的罪名是“擅取奉宸库金珠数万两”贿赂英宗皇后,“教中宫为不顺,陷陛下于不义”;而更关键性的罪名是“交构两宫”—离间太后与英宗。最终,任守忠被英宗赶出了京城,蕲州安置。任守忠绝非良善之辈,但是,这个时候把他揪出来,多多少少还是有一些寻找替罪羊的味道。

        可是,替罪羊抓出来,英宗、高皇后跟曹太后之间就能够冰释前嫌、和好如初了吗?难!最易伤的是人心,最难愈的是心伤。英宗、高皇后去看望曹太后,几句场面话说完,老太太就要“送客”了。那么多的前尘往事、龃龉过节横在中间,两下里其实都已经很难捧出真心和热情。老太太其实是有理由埋怨的,英宗对待仁宗留下来的五位公主—他名义上的妹妹并不好,甚至让她们把房子腾出来,“易其所居,以安己女”,给自己的女儿住!

        权力已经让出,皇宫真的已经换了主人,曹太后所能做的,只能是继续隐忍,就像她在仁宗朝做皇后时一样。当然,按照礼法制度,曹太后仍然是皇帝的母亲,是皇帝孝顺的对象,是全天下最有福气的老太太。曹太后彻夜难眠,睁眼望向层层帷幕外雪白窗纸上透进来的微光,心里会想起谁?想到什么?!

        失去了权力,曹太后到底意难平;得到了权力,英宗的心底又何曾得片时安稳?!司马光弹劾任守忠的第三札,总结了“任守忠十大罪状”。其第七、第八两罪,英宗默记于心,后宫无人之际,喃喃自语,反复吟诵,以至泪落沾襟。其第七罪云,“陛下既为皇子”,守忠每日于先帝之前离间百端,“使先帝为陛下之父,不得施为父之恩;陛下为先帝之子,不得展为子之亲”。其第八罪曰,陛下即位之后、皇太后听政之时,守忠“交构两宫,遂成深隙”,使皇太后虽有大慈之心,却不免对陛下心生疑虑;陛下虽怀大孝之意,却遭受了忘恩负义的毁谤。英宗追思往事,从“备胎皇子”的冷落凄凉,到即位一年以来所遭受的种种危险冷遇屈辱,一幕幕,萦绕脑际,挥之不去。区区守忠何能为?说到底,还是先帝心怀犹疑;说到底,还是太后信任不坚。对于仁宗和曹太后,英宗的心是冷到底了,死灰不能复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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