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习录·上》给出了一个很有价值的线索：

        门人薛侃正在清除花丛中的杂草，有感而发，提出一个问题：“天地间为什么善很难培养，恶却很难铲除呢？”是的，陶渊明就有过这种经历：“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杂草总会和花争夺养分，和豆苗争夺养分，所以人无论养花、种豆，总要花大力气在除草上。

        王守仁起先只是从“立志”的角度回答：“善难培养，只因为没有立志去认真培养；恶难铲除，也只因为没有立志去认真铲除。”这依然是从“立志”角度讲的，但过了片刻，他又换了一个角度说：“如此看待善恶，只是从表面上着眼，所以才有了错误的领会。”

        薛侃不解。王守仁解释道：“天地的生生不息之意，对花对草都是一般无二的，何曾有善恶之别？你想赏花，这才以花为善，以草为恶，一旦你想要的是草，善恶便颠倒过来了。可见这一种善恶都是由人心的好恶产生的，不是正确的见解。”

        薛侃问道：“如此说来，难道无善无恶才是对的？”

        王守仁答道：“无善无恶是理之静，有善有恶是气之动。不动于气，就是无善无恶了，也就是至善。”

        理与气原是程朱理学里一套成对的概念，理即天理，是抽象的规则，气则是具体的物质，万事万物都是理与气的结合。我们不妨以柏拉图的方式理解：一个抽象的、存在于概念上的圆，是一个完美无瑕的正圆，而把这个概念中的圆落实在实际上，无论是用圆规画一个圆，还是用模具做一个圆形的面包，总会有瑕疵，不可能是无瑕的正圆。所以，对于那个抽象的、概念上的圆，并无所谓准确或不准确，“很圆”或“不很圆”这些说法仅仅对于实际存在的圆形而言才有意义。

        薛侃抛出了一个衍生问题：“佛教也有无善无恶的说法，和您所讲的有什么区别吗？”

        佛教确实有这样的说法，所以王守仁继续解释说：“佛教执着在无善无恶上，对其他事全都不管，所以不可以治理天下。儒家圣人无善无恶，只是‘无有作好’‘无有作恶’，不动于气，如此‘遵王之道’‘会其有极’，便可以始终依着天理行事，便可以‘裁成辅相’。”

        这短短一番话里涉及了好几处儒家概念。“无有作好”“无有作恶”与“遵王之道”“会其有极”一并出自《尚书·洪范》，这里的“好”是“偏私”“偏好”的意思，“恶”则是由偏见而生的嫌恶。《洪范》下文还有名言说“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意即“王道”是没有偏私的，人应该遵循“王道”，既无偏私，亦无偏见。

        “裁成辅相”语出《周易·泰卦》，原文是“天地交泰，后以财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意即君王以泰卦的原则制定出符合天地之道的政治法则，以天地自然之法治理万民。

        王守仁常常这样，将儒家经典里的经典话语拿到心学体系里来，与自己的说法互证，也在有意无意间渐渐使儒家经典心学化了。一言以蔽之，上述这种“善”与“恶”其实都是私心偏好的结果，而判断私心偏好与否的标准只有一个，看它是否符合天地自然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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