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雨得雨，这种幸运也许可一而不可再。汀州、漳州雨水充沛，但与之接壤的虔州依旧在旱情里焦灼着。王守仁又有《祈雨》二首，情绪转而落入徒唤奈何的忧伤里了：

        旬初一雨遍汀漳，将谓汀虔是接疆。

        天意岂知分彼此，人情端合有炎凉。

        月行今已虚缠毕，斗杓何曾解挹浆！

        夜起中庭成久立，正思民瘼欲沾裳。

        见说虔南惟苦雨，深山毒雾长阴阴。

        我来偏遇一春旱，谁解挽回三日霖？

        寇盗郴阳方出掠，干戈塞北还相寻。

        明明是二州接壤，却偏偏一雨一旱，仿佛天意也有所偏私似的。“天意岂知分彼此，人情端合有炎凉”，这一联虽写实而意在言外，是早已不求文藻之丽的王守仁的诗中罕见的佳句。“月行今已虚缠毕”，暗用《诗经·小雅·渐渐之石》“月离于毕，俾滂沱矣”，依照上古的气象知识，月亮行经毕宿就该是大雨滂沱的时候，此夜天象正是这般，却无雨下，于是“夜起中庭成久立，正思民瘼欲沾裳”，久久站在庭院里仰观天文，为虔州可以预见的农业歉收落下了怜悯的泪水。看来即便是王守仁本人，也没法把“知行合一”的道理推广到客观事物上去。

        旱情毕竟不如匪患急切，当务之急是向朝廷申请更大的权力。

        大约是象湖山、可塘洞之战使王守仁感到指挥军队远远称不上得心应手，一来他这个巡抚并没有对军事要务的决策权，二来明军纪律松散，令行禁止对他们来说只是兵书上的理论值罢了。

        于是，是年五月，王守仁上奏一封洋洋数千言的《攻治盗贼二策疏》，在详细分贼情之后，提出了两套备选方案。方案之一是顺应人心，人心都渴望大举夹攻叛军，以期一鼓成擒，永绝后患，那么依据兵法“十围五攻”之例，叛军有两万人，正面进攻就需要十万人，而动用十万军队不但日费千金，而且无论是粮草物资的转运还是狼兵、土兵的劫掠，都会严重妨害民生，这是国家和百姓都无法承受的。再者以如此规模用兵，叛军当中的强者或据险固守，或蹿入深山，再多的官军对此也不能有所作为，只能斩获一些老弱胁从罢了。方案之二，是希望陛下给他赏罚重权，使他可以便宜行事，不强求破敌的时限，如此则事无掣肘，可以伸缩自如、相机事，逐个击破叛军，这就好比给小孩子拔牙，每天晃动一些，牙齿会在小孩子不知不觉间掉落，而第一种方案就算强硬地把牙齿拔掉，小孩子也会立毙当场的。

        对于第一套方案，王守仁特意提到，大举夹攻倘若失利，责任会由大家分摊，不失为最能顾全个人安危的办法，但为臣子者应当是国事为重，所以希望第二套方案能够获准。

        这就是做官和做事的区别。以做官的原则，第一套方案最稳妥可靠，无论如何劳民伤财，总之全由皇帝和百姓埋单，就算打了败仗，自己也受不到多么严厉的处罚，何况一应相关人等都这么想，何必非要力排众议、挑一个自己担全责的劣等方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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