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有惊无险地还乡之后，吴与弼终于顺利成婚。但是，这个血气方刚的年轻人再一次成功挑战了自己的克制力，行婚礼而不圆房，启程去南京向父亲大人复命了，之后才再次踏上还乡的征程。

        这会让我们联想起一个经典的桥段：卢梭在里回忆说，在他很窘迫的时候收到过一封信，信里很可能附有他急需的一笔钱，他是怀着何等迫切的心情想要立即拆开信封啊。但是，为了磨炼性情，他决定把这封信留到第二天再拆，于是度过了人生中最漫长、最煎熬的一个夜晚。

        当代心理学家早已对自制力做过非常深入的研究，有一项实验甚至绵延数十年之久，将几乎所有的被试者从幼儿期跟踪观察到成年，为自制力与个人成就之间高度的正相关性给出了一个很有说服力的结论。当然，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自我克制从来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任何对此抱有怀疑的人都可以到琳琅满目的减肥药品柜台去修正自己的看法。成圣成贤的难度当然远高于减肥，即便我们已经清楚晓得成圣成贤是可能的，也晓得成圣成贤的全部方法，但这绝不意味着我们可以轻松达到这个目标。

        在日复一日的自我磨炼里，吴与弼的蜕变越发明显起来。他在家乡没有半点乡绅的样子，只穿着粗衣敝履，很难让人相信他有一位在朝为官的父亲。

        毕竟是娶了妻的人，吴与弼决定自谋生计了。本来就已经粗衣敝履的他，现在开始拿起农具下地种田了。诸葛亮在《出师表》里说自己当年“躬耕于南阳”，那其实只是摆摆姿态，吴与弼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耕自食，活脱一个小农形象。

        农民自耕自食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注意，但一个官宦子弟、知识分子穿成农民的样子自耕自食，这就是引人注意的大事件了。慕名而来投师问道的人越聚越多，娄谅便是其中之一。吴与弼的教学方式别出心裁：带着门人弟子起早贪黑一起下田，耕作之余就在田垄上传道授业，讲说八卦的哲理在手边的农具上就能看到。

        有一件事情最能说明吴与弼的风格：某天收割的时候，不小心被镰刀割伤了手指，吴与弼忍着痛，说出一句很励志的话来：“何可为物所胜！”说罢便继续挥舞镰刀，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

        吴与弼所谓的“物”，在理学范畴里是与“心”相对的概念，是指一切客观因素。在吴与弼看来，主观之“心”应当能够克制一切客观之“物”，倘若因为受了伤便动摇了继续劳作的心，那就是“心”被“物”战胜了，这绝非圣贤门徒可以接受的。我们很难想象，如果当时流血不止的话，吴与弼会不会先把镰刀放下，好好包扎一下伤口呢？

        此时的吴与弼已经有了开宗立派、著书立说的资本，但他偏偏惜墨如金。他的理由是，儒家经典的历代注疏已经过于烦琐了，有害无益。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吴与弼为儒家开出了一条新路，即以实实在在的践履功夫，在流血流汗的修行里将自己打造成圣贤。

        而吴与弼之前的大儒即便有重视践履功夫的，但无一例外都是学问家、思想家，相形之下，吴与弼简直“不学无术”，以至于后世重学问、重思想的学者对他总有几分轻视，譬如容肇祖《明代思想史》说他“是极端拘守的，而且学问简陋”。

        这话倒也没错，吴与弼既没有郑玄、马融那般在经典注疏方面的贡献，亦缺乏二程、朱熹那般在思想上的创建，他只是一个在朱子理学的樊篱内墨守成规、亦步亦趋的人，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尽管程朱门徒遍天下，却罕有人像他一样为自己所学习的东西倾注了那样多的真诚、狂热与坚持，这应该就是他经由入室弟子娄谅带给十八岁的王守仁的启发。

        今天许多试图从王守仁的生平与学术中寻求发以解决实际人生问题的读者，其实完全可以从吴与弼那里得到更为简明的答案，毕竟后者的人生处境更与我们普通人相似，棘手而急迫的生活难题自然也更像我们所遭遇的那些。

        譬如该如何应对贫困，吴与弼说自己在贫困之中很不好过，烦人的事情纷至沓来，偏偏自己还患着病、生着疮，心中不免愤懑与烦躁。但这问题也不难解决，只消徐徐整理衣冠，取圣贤书来读，心情便舒畅了。

        只是不知道如果这时候屋外有人砸门讨债，屋子里又有孩子哭、老婆骂，舒畅的心情究竟还能不能保持下去。

        其实这个问题在程朱理学和阳明心学里都是被解决了的，而且解决之道并不像吴与弼这般艰辛，不过这是后话，暂且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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