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征兵是获取兵源最迅速的途径。各兵役局已有18个月未征集任何人服现役，但他们一直在把刚满18岁的年轻人登记入册。现在国防部下令征兵：9月征兵5万，10月征兵5万，11月7万。海军陆战队征召了4.7万名官兵；海军3.9万名。为了让更多的军人去作战，国防部还雇用了23万平民从事原先由军人担任的工作。

        干预朝鲜带来的最初欣喜情绪平息之时，国家安全机构开始冷静地反思美国所承担的义务。中央情报局1950年7月10日提出了一份调子比较悲观的评估报告。由于中央情报局初出茅庐，规模甚小，与国务院和国防部的情报机构相比，依旧望尘莫及，因此在做出干预决定的关键会议上，其作用微不足道。现在美国已经参战，它终于有机会进行分析性评论了，但它的观点在国务院或国防部均遭冷遇。中央情报局认为，由于美国已经介入战争，“主动或者被迫撤退……都会是一场灾难”。美国的对外承诺将失信于人，因为盟国不会相信美国会动用军事力量来实现诺言，类似伊朗和印度支那等友好国家“可能会失去政治控制……或者迫不得已与苏联谋求和解”。美国正面临着由苏联挑起的一系列爆炸性事件，因为“如果苏联估计不到全球战争风险的严重性，它就会继续策动类似朝鲜事件的有限侵略。……美国主动撤离朝鲜，可能只会鼓励而不会阻止苏联在其他地区挑起有限战争”。

        但是，生米已成熟饭，参谋长联席会议也无可奈何。朝鲜的困境被麦克阿瑟描述得如此严重，以致参谋长们觉得除了替他尽量搜罗兵员并尽快空运到朝鲜以外，别无他择。

        在中央情报局看来，撤退可能会引起苏联人的强烈反应。分析报告指出：“美国应该实行国内动员以支持美国和联合国在朝鲜的干预，而不要在撤退以后再做动员，这在政治上和心理上要有利得多。”假如美国撤军后再实行部分动员，“那么苏联领导人更可能预计战争的矛头是直接指向苏联的，而不会去考虑美国的动员是不是为了支持联合国在朝鲜的干预。如果苏联预计会爆发全球性战争，它就有可能进攻美国以先发制人”。

        青年人也千方百计地逃避征兵。一些人加入了后备役和国民警卫队，打算投机逃避动员。另一些人在仲夏突然决定报考大学，他们知道兵役局大多不会打断他们学习。

        当时，中央情报局的主要工作是寻找相关迹象，表明苏联人将发动进攻来回应美国的干预。一个国家备战的迹象是销毁驻外使馆的档案，撤离重要人员、妇女和儿童。（一个情报延误的经典例子：1941年12月7日凌晨，联邦调查局人员观察到日本驻华盛顿大使馆院子里浓烟弥漫，日本人显然正在销毁大批文件。监视人员做了记录。当他发出报告时，日本飞机已经摧毁了珍珠港美国舰队的主力。）随着朝鲜危机的加剧，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密切注视着苏联在世界各地的外交机构。特工人员收集了一大堆零星材料：

        ——7月4日晚10时30分，特工人员注意到“苏联驻哈瓦那公使馆内浓烟滚滚，并且散发出纸张燃烧的气味”。在此之前，“一只装着6架莱卡35毫米照相机的箱子被运进公使馆，这表明，在烧毁文件以前可能做过微照相处理”。

        然而，国会却赞成实施国民警卫队联邦化，以避免扩大常备军的规模，它担心和平来临时会被一支庞大的军事力量所拖累。但是，北朝鲜的得手使得这些争议成为空谈。7月20日，国防部长路易斯·约翰逊下令动员4个国民警卫师和2个团战斗队。

        解决国内无人防守的唯一办法是恢复征兵制。凑巧，到6月14日，即敌对冲突开始前不到两个星期，《选征兵役法》期满失效。战争爆发后，国会急忙将这一法令延长一年，这就为征兵提供了法律依据。

        中央情报局当时的中国问题分析人员雷·克莱因（1969年退休时任副局长），同中央情报局内许多一般官员一样，支持杜鲁门做出干预的决定，认为它是“勇敢的一击”，势在必行。但克莱因对政府采取的步骤持保留态度。“由于缺乏一系列严谨的分析就做出决定，”他说，“这成了先斩后奏的事情。”

        一种回答是：他们已经享受了后备役军人和国民警卫队员的薪水和其他待遇，一旦服役期满，还有可能舒舒服服地退休。很多人认为后备役“任务”是一种周末的娱乐。一位对此不表同情的国会议员说：“他们长年拿着政府的钱，视当兵为儿戏，他们究竟知不知道山姆大叔为何慷慨解囊——是为了某种美其名曰的成人童子军营吗？”

        他们首先从总预备队（这是最后可以动用的供紧急时使用的力量，其主力是精锐的101空降师）中调出了那些通常负责训练新兵、后备役军人和应征者的技术军官和未授衔军官。军方称这些人为干部，他们是能够把自己的经验传授给新兵并使其做好战斗准备的军人。从6月25日至7月25日的一个月内，总预备队的数量从14万人下降到9万人。甚至连这一数字也有水分，在战略预备队中尚存的9万人中，有1.5万人从事基本管理和文员工作以保障军队的运作。因此，调给麦克阿瑟人员意味着从总预备队中抽走了大约半数战斗部队和支援部队。

        与此同时，国会授权杜鲁门召集国民警卫队个人和单位服现役，而这是杜鲁门所不希望的。杜鲁门不愿动用国民警卫队的部分原因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用军事分析家罗伊·弗林特上校的话说：“国民警卫队的联邦化是一个在政治上敏感的行动。其部队隶属于各州和它们的州长，主要负责内部治安和用于总动员，部分动员不关他们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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