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个万籁俱寂的深夜，陆思豫徒步走到毛纺厂职工宿舍楼下。他不时抬头仰望那个透着杏黄灯光的窗口，沉思良久。

        那个总是在深夜仍然亮着灯的窗口是麦穗的宿舍，确切地说，是麦穗和她女儿两个人的家。

        城市已经酣睡，麦穗这会儿在做什么呢？杏黄的灯光给了陆思豫温暖的、充满浪漫的无限遐想。他想象着她在灯光下做各种各样的事：洗衣，擦地，织毛线……他仿佛看到了她额角一颗闪亮的汗珠，他愿意抬手替她拭去。后来，他常常会在深夜不能入睡的时候不由自主地走到那扇窗户下面，像着了魔一样，长久地仰望从窗户溢出的杏黄色灯光，想象着窗户里面的情景。

        其实，麦穗此时靠在床头读一本书，，一个外国人写的小说。书很旧，已经起了毛边，是她从新建的厂职工阅览室借回来给女儿看的。她不知道女儿读了没有。她自己却读了好几遍，似乎想从书中找到一点消除自己和女儿之间的“代沟”的有效经验。

        麦穗看一阵书，又看看熟睡的女儿，不由叹口气。女儿长这么大，她很少给她买课外读物，都是从单位借，原先是借县文化馆的，现在是借毛纺厂阅览室的。由于毛纺厂不景气，建阅览室的时候厂里只买了几百册新书，其余的书基本上都是市总工会号召市民捐的旧书。她捧着的这本，封面已经有点脏污，不知是何人捐赠的，更不知经过了多少人的手。

        借书也不完全是为了麦子。许多年里，麦穗保持了深夜阅读的习惯。不论窘迫的现实将她抛向何处，她还是没有完全丢掉这个习惯。对她而言阅读本身已经不是目的，她是想从文字里找到一点安慰，一种精神的依托——哪怕她手里捧着的是一本读了无数遍的、已经起毛边的旧书，她仍可以沉迷其中，将书中的文字毫无节制地填充进思维的空隙处，使她暂时忘记现实的种种严峻，也使她能够感觉到自己真正像一个人一样有尊严地活着。比如她翻开的，原本属于青少年读物，年届四十的麦穗却连续阅读了三遍，仅仅是因为喜欢这个书名，或者仅仅是喜欢“守望”这个词。事实上，“守望”在麦穗的人生历程里是一个很重要的章节。让她疑惑的是，她不清楚自己守望的究竟是什么，或者她还有多少岁月用于守望——这样的焦虑又常常令她惴惴不安，灰心沮丧。她偶尔扭头看看灯影绰绰下酣睡的女儿，才能重新找到一丝暖融融的踏实的感觉。她相信女儿的梦应该是甜美的，充满希望的，尽管她们母女间已经出现了一些问题，有时甚至无法沟通。

        沉湎在各种感触中的麦穗觉得自己很没用，女儿一天天长大，她却没有能力让她生活得更好，一切的温暖和关怀都代替不了肠胃的饥渴，她每天都咬紧牙关去承受，一切已经让她力不从心。

        到毛纺厂上班是去年的事。为了这份工作，麦穗交了一万多元集资款。凑集那笔钱几乎使她和女儿倾家荡产。但她还是毫不犹豫地把钱交了，换回一张盖着毛纺厂财务公章的收条。这张收条给了她无限的欣喜和期待。因为她迫切需要一份固定职业，不论工资收入如何，她和女儿可都以住进单位的职工宿舍，以后再也不用四处找房子搬家了。只要不搬家，她相信她和女儿的生活会慢慢好起来。

        那段搬家的日子让麦穗锥心刺骨。

        刚开始麦穗和县城里的其他拆迁户一样租住在城市边缘的土坯房里，每月五十元租金，这已经是最低廉的房价了。虽然麦穗在拆迁时也得到了一笔为数不多的安置费，但想到年仅八岁的女儿需要抚养，以后的生活还很没有保障，她不敢轻易动用那笔钱，日常开销都是靠她送报纸维持。文化馆刚解散时，人事部门给所有的文化馆工作人员都解决了出路，麦穗也被安排在县城一家不在拆迁之列的百货公司，仍是干部编制。但好景不长，不久百货公司在市场经济运作机制的激励下私营化了，就是将营业区和柜台租赁给愿意经商的公司内部职工经营。租赁合同很抢手，而麦穗仅仅在那里工作了两个多月，她没有签到合同，只好再次下岗，于是到邮局找了一份送报纸的零活。

        送报纸的是临时工，发计件工资，每送一份报纸收入五分钱，后来涨到七分。也就是说，麦穗每天必须送出一百份以上的报纸才能维持她和麦子两个人的基本生存（不谈生活。生活包含了某种品质，不管其中的品质优劣如何，对当时的麦穗而言都是奢侈的）。天气暖和的时候还好，麦穗蹬着自行车东奔西跑，只当锻炼身体。到了冬天，她在外面冻得透心凉，天黑回到家，煤炭炉子早就灭了，土坯房里的温度跟外面差不多。年幼的麦子裹着棉被坐在床上，前面放一块木板做功课，她则开始重新点炉子做饭，等炉子烧热，房子里变暖和，已经很晚了。就在那个冬天，麦子因为重感冒引发肺炎，住院花去了几千元，那是拆迁安置费的四分之一。

        无奈之下，麦穗只好又一次搬家，搬到县城附近的一户农家小院，是砖木结构的平房，里面还有土暖气，又有房东老太太照应，她不用为孩子担心了。但房租贵了一些，只租一间屋子每月就要八十块钱。麦穗仅仅靠送报纸已经不能维持下去，她试着卖过水果，送过盒饭，除了母女二人的基本开销，她还节余了一点钱。但那段日子并不长久。因为房东的儿子结婚了，小两口不愿意有外人在院子里租房子，麦穗只好再次搬家。接下来的搬家很频繁，麦穗沿着新建的高速公路边缘从平安县一直搬到了砂城，最后住进了砂城的出租屋里。

        新搬的出租屋在一片杂乱的楼群里，那是八十年代中期砂市遭遇了一场特大暴雨，很多住自建土坯房的居民受了灾，房子被连续几天的暴雨冲塌了，市政府为救灾给居民盖了几栋简易救灾楼，除了主梁是钢筋水泥浇筑的，隔墙全部使用预制板，墙壁很薄，既不保暖又不隔音，市民们称之为壁板楼。几年后，许多住壁板楼的居民搬走了，住进了条件更好的楼房，他们把空出来的房子用于出租。

        租住在壁板楼的人员十分混杂，大部分是小商贩。也有民工，他们从事着房屋装修、油漆家具、收购破烂、蹬三轮车等等杂活。还有无业游民。到夜晚，壁板楼附近的街上游荡着一些来自不同地域的妇女，有年轻的也有岁数大的，她们通常被市民称作“鸡”，随时会将一些身份不明的男人带到出租屋里。

        每个晚上，劳累了一天的麦穗回到壁板楼，她搂着女儿缩进被窝里，仍然能清晰地听到来自左邻右舍的不同声音：洗麻将牌时哗哗地响，醉汉们的猜拳行令，轻佻男女的浪笑，甚至是某个老太婆在睡梦中含糊的呓语……这些声音东一下西一下，毫无遮拦地撞击着麦穗的耳膜，她下意识地用双手捂紧麦子的耳朵。想到孟母三迁的故事，但麦穗做不到。虽然她送盒饭能节余一点钱，麦子却进了砂城一家大工厂的子弟学校读书，除正常的杂费和书本费外，每学期都要交一千元左右的借读费，读到小学毕业时，她们获得的那一笔拆迁安置费已经所剩无几了。麦穗没有能力租一间条件好一点的房子。

        天无绝人之路，麦穗没有想到，自己有朝一日能够带着女儿离开壁板楼的理想很快实现了。刚改制不久的砂城纺织集团公司下属的毛纺厂为配合市政府的“再就业工程”要招收一批合同制女工，得到消息的麦穗激动得彻夜未眠。但是，招工需要交一笔集资款才能签订劳动合同，麦穗毫不犹豫地拿出了余下的全部积蓄。还差一点钱，她卖掉了家里几乎所有值钱的而又不属于必需品的东西，包括当初为了给女儿学习音乐买的一架旧电子琴，买的时候五百元，卖了三百元；她自己的一块手表；祖母临终时留给她的一枚金戒指和一块翡翠项链坠子；几件暂时不用的家具。七凑八凑，总算把一万多元集资款交齐。那会儿的穗并没有因为缺钱而产生过大的压力。麦子成了纺织集团公司的职工子女，可以到公司子弟学校读书，不再交纳昂贵的借读费了。至于其他的，只能走一步看一步。

        当麦穗开始在毛纺厂工作，她的生活状况并没有如她希望的那样有太多改变。厂领导也许觉得她岁数偏大，也许是出于善意的照顾，总之没有把她分配到生产车间，而是留在厂里打杂，当了一名后勤人员。生产车间的人工资有四百多元，勤杂工却只有三百多元。但她不能说什么，不能让照顾她的领导认为她不知足，尽管她很需要钱。她和女儿的日子可想而知。好在进了毛纺厂算是固定工作，稳定，将来有养老金，她觉得日子还是有盼头的。

        麦穗没有预计到，伴随着麦子的成长，需要支出的花费越来越多，沉重的负担几乎让她喘不过气来。

        麦子已经是初中生了，学校要交补课费，每月六十元。对于这笔额外开支，麦穗常常让麦子去对老师说，缓两天交，再缓两天交。麦子开不了口。交钱的事一拖再拖，麦子不得不在老师很难看的脸色中面壁思过，回家就对着麦穗发脾气。

        还有的时候，比如校艺术节，后来的教师节、国庆或者元旦，学校要组织文艺演出，参加节目的学生统一购买演出服装，不算贵，一百多块钱，却是麦穗三分之一的月收入。麦穗只好亲自到学校找老师，借一套演出服作参照，再买来布料自己做。麦穗的缝纫手艺好，老师倒没说什么。但是，鞋不能自己做，跳蒙古舞的靴子，跳四小天鹅舞的芭蕾舞鞋。麦穗狠狠心，给女儿买下了，尽量把鞋号买大一点，在鞋头垫一团毛线，勉强合脚，这样能多穿一两年。

        买了两双漂亮的舞蹈鞋，有一段时间麦穗不得不在晚饭后去菜市场买小贩剩下的扒堆菜，一块钱一大堆，里面有芹菜和小油菜。她回家把小油菜挑出来，用开水焯了，挤干水分后用盐揉一揉，压在小瓷坛子里放几天，捞出来切成细末，用干红辣椒炝锅，然后炒一炒，就是餐桌上最可口的美味佳肴了。芹菜她用来包成包子或饺子，那样的馅料缺少油水，只能勉强填肚子。但是，麦子正在长身体，她不能总跟着吃这些，麦穗每天早晨煮一枚鸡蛋，让女儿带到学校当早餐。那一枚鸡蛋几乎承担了让麦子健康成长的全部营养重任。

        再就是穿衣，尽管没有钱，麦穗也不愿意让女儿和自己走出家门时过于寒酸，她们的衣着体面干净。但麦穗知道，所有的服装不是买的反季节降价处理品，就是用从早市淘来的布料自己缝制的。

        窘迫的日子过久了，麦穗觉得自己活得像一架生了锈的机器，被生活的鞭子驱赶着吱吱嘎嘎往前奔，顾不得来处，也看不到尽头，在疲于奔命间眼看就要散架，却不能作片刻的停顿和休整。唯一让她还能感受到的热度，是对女儿健康成长的期盼，当然，还有内心深处对那份已经过去很久的、变得陈旧不堪的爱情的默默怀念。是的，对于一个基本上一无所有的女人来说，已经逝去的陈旧的爱情成了心灵深处的宝藏，能带给她精神上的支撑。但这种支撑在处处需要物质来包装的世界又显得那样苍白无力。在充满巨大诱惑的现实世界中，一个精神的圣徒往往在物质上是要唱空城计的。

        为了培养女儿，麦穗也曾想过去找麦子的亲生父亲。尽管他当初并不知晓有这么一个女儿，尽管听说他还有一个和睦的家庭和一个很厉害的老婆，麦穗想，自己如果真的豁出去了，总可以通过合法途径（比如亲子鉴定）为女儿争取一点经济补偿。麦穗知道他现在已经很有钱了，以他的为人，不会吝惜钱财。但麦穗只是想想而已。她觉得自己不能这样做，也不愿这样做，否则当初就不会一声不响地离开他。如果她为了所谓的“生活得好一点”就去和他以及他的家庭对簿公堂，还不如当街卖了自己。这个时代似乎到了什么都可以作价出卖的地步。她虽然已经“奔四”，却知道自己仍然具备可供出卖的资本——只要不去琢磨爱啊情啊的就成。

        如果说“卖了自己”原先仅仅是麦穗出于自嘲在头脑里偶尔闪过的一点小念头，当毛纺厂面临倒闭的消息越传越盛，尤其是资产评估的专家和公司领导进驻毛纺厂后，这个念头于她就变得强烈而迫切。毛纺厂倒闭，意味着麦穗将再次面临失业。也许砂城市政府还要启动下一个“再就业工程”，但那“也许”还停留在失业人员“盼望加想象”的阶段，已经“奔四”的麦穗觉得自己无论从经济状况还是从自身条件都等不起了，她不能失去眼前这份低薪的却有保障的工作。她不在乎自己当勤杂工，即使为了麦子，她也不愿意重新回到过去那段衣食无着的岁月。如果失业，她连每天给女儿一枚鸡蛋都不能保证，更别提给她更多的培养。换句话说，如果毛纺厂倒闭，断送掉的不仅仅是麦穗这个普通勤杂工的前途，还有她女儿麦子的将来。

        好在倒闭的是一家毛纺厂而不是整个纺织集团公司。保住工作的机会还是有的，尽管机会渺茫，就看谁有勇气和决心去争取。

        在这个寂寥而冷清的夜晚，麦穗手捧书页起了毛边的靠在床头，她的心思却没有停在书上，而是任由那些乱七八糟的念头在脑海里翻飞。

        有一段时间，总经理陆思豫突然很频繁地到毛纺厂视察，麦穗作为内勤人员总要陪同厂领导去参加接待工作。每次她和他碰面时，她都能感受到热辣辣的目光。这是一个年近四十岁的女人的直觉。有时她真的希望那是错觉。然而不是。事情真相是她无意中在宿舍楼下发现的。某个晚上，麦穗做饭时割破了手指，刀口很深，她不得不到楼下的小诊所去包扎，于是看到了他在楼下一边徘徊一边朝她们家的窗户仰望的侧影。

        就在这个夜晚，心烦意乱的麦穗仿佛又听见了楼下徘徊的脚步声，那长久地仰视窗户的目光正一点一点地触动着她尘封已久的心弦，就像是命运之神对她的眷顾。此时此刻，她对那双关切的目光真心实意地满怀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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